嚎叫2010

吸引我看下去的是 Jon Hamm。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官的结案陈词。
There are a number of words used in "Howl" that are presently considered coarse and vulgar in some circles of the community, and in other circles, such words are in everyday use. The author of "Howl" has used those words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his portrayal required them as being in character. The People state that such words are not necessary and that others would be more palatable for good taste. The answer is that life is not encased in one formula whereby everyone acts the same and conforms to a particular pattern. No two persons think alike. We were all made from the same form but in different patterns. Would there be any freedoms of press or speech if one must reduce his vocabulary to vapid, innocuous euphemism? An author should be real in treating his subject and be allowed to express his thoughts and ideas in his own words. In considering material claimed to be obscene,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e motto, "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 "Evil to him who evil thinks." The freedoms of speech and press are inherent in a nation of free people. These freedoms must be protected if we are to remain free, both individually and as a nation.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the book "Howl and OOther Poems" does have some redeeming social importance, and I find the book is not obscene. The defendant is found not guilty.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三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我的异类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器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悉起来。九○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南朝鲜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理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狼狈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似的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是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呆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艾伦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一样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他是现代的沃特·惠特曼，他听到美国的歌唱、诅咒、咆哮与日趋疯狂；他为自己的一切本性高唱赞歌：有趣的、粗鲁的、骇人的、睿智的、同性恋的；他鼓吹爱与和平、在大麻的烟雾中像个佛陀一般打坐；LSD、写作、爵士乐、或者在什么地方与陌生人打上一炮，是他欢喜与乐趣的来源；他是冷战时代人类反抗抑郁的具象化身、咆哮的云游诗人，他会毫不吝啬的将毛茸茸柔软的肚皮袒露于敌人的“炮火”之下；他是诗歌不再畅销的时代最流行的诗人、战后先锋派艺术家最典型的代表、一个来自伊甸园的同性恋版亚当。他是艾伦·金斯堡、垮掉派诗人。



很难想象，艾伦·金斯堡竟然与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此之切近（他甚至多次来访中国，写下诸如《一天早上，我在中国散步》、《读白居易抒怀》等诗作），加上他健健康康活到了70岁的高龄——或许在人们心中，凯鲁亚克式的早夭于路上才是垮掉派应该的归宿——更让他成为一个文化古迹式的人物，却又由于太过熟悉而难以将之供奉于不朽偶像的行列、或因诗歌的晦涩难以让大众有窥其人全貌的冲动。（虽然金斯堡于1997年去世）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好似昨天才看到他对波斯湾战争发表演说、他与摇滚明星同台亮相，一种陌生与熟悉交织的违和感，就好像谁都能念叨上几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却少有人真正理解金斯堡那狂诞想象力。

 

所以之前并没有哪位导演企图将《嚎叫》与艾伦·金斯堡的故事搬上银幕，垮掉派运动、诗歌、金斯堡其人、他的政治文学主张、他的爱情、他与杰克·凯鲁亚克等人的关系以及对流行文化的巨大影响……琐碎而庞杂，任何一个主题都可以单扯出来写成一部厚厚研究论文。但曾因纪录片《哈维·米尔克的时代》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罗伯·爱泼斯坦与杰弗瑞·弗里德曼却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

 

这部以金斯堡最著名长诗《嚎叫》命名的电影，是罗伯·爱泼斯坦与杰弗瑞·弗里德曼的剧情处女作。他们并没有选择以传统的人物传记片模式来构建故事，影片到像是一部松散的纪录片（几乎其中的每个单词都是有确凿历史依据的）与动画诗朗诵的奇怪混合物。《嚎叫》由三部分交织构成：因出版《嚎叫及其他诗歌》而被以淫秽罪起诉的发行商劳伦·弗林盖蒂在法庭上的辩护；金斯堡在1957年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在叫咖啡馆首度朗诵《嚎叫》，辅以Eric Drooker绘制的动画版《嚎叫》。其间还穿插了金斯堡早年的生活经历等等琐事。

 

印象派的写意手法十分讨巧，也颇有些以小见大之意，甚至避免了二位导演叙事能力的不足。将种种难以在剧情中展开的内容——他的童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母亲、他对美国社会的不公的看法——一股脑用自白式的对话展示出来。但对于金斯堡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如此这般浅尝辄止的直白描述，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更重要的是，彻底忽略了他人格真正的含义，只单纯将其看作天生无畏、捍卫性爱言论自由的卫士。

 

影片中大段的法庭辩论戏也是如此，除了嘲笑审查制度与保守势力的无知与大惊小怪，它并没有解释《嚎叫》真正的含义，甚至连这场审判将在50年代的美国引起怎样的波澜也未有涉及。一份缺乏戏剧性的历史普及教材。

 

最令人诟病的是对长诗《嚎叫》的动画处理。一点上，影片所作的和控方的律师没什么区别，真诚而急切的想弄清《嚎叫》究竟讲述的是什么，到最后却只能是徒劳的、仅仅盯住了那些“醒目”的字眼——阳具或者性交。所以我们看到：打字机爆炸喷射出火焰；赤裸的人体翻滚、交媾、飞过城市的上空；摩天大楼的剪影竖立在阴森的橘黄色的天空之下。好像大学生文学课业论文般幼稚、逐字逐句的图解诗歌成为影片灾难性的时刻。虽然我们听到劳伦·弗林盖蒂在法庭辩护时一再强调“如果诗歌可以明白的解释那就不是诗歌了”，但显然，Eric Drooker在制作动画的时轻易消解了《嚎叫》的复杂意义（显然影片做得还不如艾伦·帕克的《迷墙》，我衷心期望漫画家罗伯特·克鲁格有机会能尝试一下这个题材）。

 

好在，我们还有詹姆斯·弗兰科，即使艾伦·金斯堡从来没像他那么可爱。他的表演游走于严肃与狡猾之间（就如金斯堡本人），大胆与羞怯、他独有的暧昧笑意与闪光的风趣幽默并存，狂喜的灵魂掩盖在拘谨的外表下，诚恳且富于节奏感的表演——让你彻底忘记了他那被媒体过度曝光的明星身份（不过因为《嚎叫》本身评价不算出色，所以可以理解弗兰科今年是以《127小时》而获得奥斯卡影帝提名）。

 

《嚎叫》并没有像很多人物传记片那样多愁善感，却走向了另一个将人物抽干、符号化的极端。但这尝试虽笨拙，却真诚。如果你看完了电影激起了对金斯堡，这位伟大诗人、疯狂狡猾的老头的兴趣，那么不妨看下去，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

 

她孤独地在长岛写最后一封信——于是她的
幻觉与窗户阳光相联系
“钥匙在窗上的阳光里在柜里在窗上的阳光里。”

——《卡迪什》

 

欧文·艾伦·金斯堡1926年7月3日出生于新泽西纽瓦克帕特逊市一个犹太裔家庭。父亲路易斯·金斯堡是位中学教师，热爱文学，偶尔写诗。母亲娜奥米是俄国移民的后裔、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时的哲学家，”金斯堡后来回忆他的父母说道，“我父亲会围着房子绕圈背诵艾米丽·迪金森的作品，或者攻击艾略特的‘反启蒙主义’毁掉了诗歌；我的母亲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总是这样的，好心的国王离开他的城堡，解放了受苦的工人。”

 

从金斯堡的幼年开始，母亲娜奥米的偏执症就不断发作，出现被秘密警察迫害的幻觉，有时企图自杀。她进进出出精神病院，一次一住就是3年。后来，金斯堡签下了脑叶切除术的授权。1956年，他收到了母亲写来的一封信，“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台的阳光里，我有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爱你，母亲。”两天之后，娜奥米去世。金斯堡写下著名长诗《卡迪什》纪念母亲。

 

比尔·摩根在金斯堡的传记《我赞美我自己》中说，金斯堡周围总是围绕着一群陷于麻烦的朋友，他无私的帮助他们是出于一种对母亲的补偿心理。

 

金斯堡的少年时代不免压抑，“我担心我对性事、音乐、宇宙/的感知让人察觉/受到嘲笑、被黑人孩子痛打一顿。”另一方面，他在日记中口气夸张的宣称，“开始写作（我想）是为了满足我的自负”，那时候他才14岁。

 

命中注定你会摔断腿
可仍继续驱车奔驰在平原上

——《绿色的汽车》

 

1943年秋天，艾伦·金斯堡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他还只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害羞、笨拙的犹太男孩，穿着保守的衬衣，鼻梁上厚厚的眼镜将他那黑眼睛中大胆与不安的神情放大，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是年轻时候的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只不过，菲茨杰拉德这可怜的小伙追求的是如何举止像个有钱人；而金斯堡在他低调而恭顺的外表下，渴望的是找到一种让生活疯狂起来的方法。

 

同年12月，他先后结识了威廉·巴勒斯、杰克·凯鲁亚克、卢西恩·卡尔等人。随后是1946年、携16岁的妻子露安娜游荡到此的“丹佛的淫棍与阿多尼斯”尼尔·卡萨迪。这个有着街头智慧、说谎上瘾、性欲贪得无厌的家伙，向这些小知识分子们展示了何谓真正的“垮掉派”生活（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字眼）。他们是金斯堡的启蒙导师，文学与性爱上。

 

1949年，金斯堡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他在纽约一边写诗，一边从事着各种工作，洗碗工、撰稿人、市场调查员。后来受人牵连，他在精神病院蹲了8个月，并认识了卡尔·所罗门。1954年，他口袋里装着6个月的失业救济金前往旧金山。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嚎叫》

 

1955年10月7日，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读了《嚎叫》。这是献给卡尔·所罗门——一个“疯狂的圣人”、有着强烈自虐倾向的天才——以及他在精神病院遭受的种种折磨的。

 

《嚎叫》分为三个章节，金斯堡说，“第一部分是在一个下午鬼使神差在打字机上写成的，任凭具有抽象诗歌美的凌乱的句子，无意义的想象在头脑中奔泻、相互联结，犹如卓别林摇摇晃晃的行走……深沉悲哀但不乏喜剧因素”，“哀悼羔羊一样的美国青年”。金斯堡在仙人掌致幻剂的作用下写下第二部分，关于工业文明的“神”——摩洛克，从《圣经》中《利未记》引申而来、弗朗茨·朗的《大都会》中吞噬工人的神祗，“为折磨羔羊的怪物命名。”第三部分金斯堡对卡尔·所罗门直接呐喊，以“我同你一起在罗克兰（精神病院）”开端的长长的排比，在幻觉中，摩洛克被战胜，“陈述羔羊的荣耀”。意犹未尽中，一种类似性爱的亢奋与狂喜席卷了诗人，“神圣！”他不断重复，“世界神圣、灵魂神圣、肌肤神圣……万物皆神圣！”

 

这是垮掉派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幕，“人群在惊愕中欢呼，我们知道最深层的桎梏已经被打破，人类的声音与身体开始撞击着美国的围墙”。诗集被印成小册子疯狂在旧金山的先锋艺术青年圈子流传。讽刺的是，《嚎叫》后来之所以将影响了波及到整个美国社会，全赖一位海关税收员将诗集视为淫秽物品予以没收、引来了那张著名的官司。

 

从此开始，“没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没人真正拥有自制力。美国正精神紧张的崩溃……因此，得意、绝望、预言、紧张、自杀与秘密，公众在诗歌的城市中快活着。”金斯堡说道，“那是个永恒的时候，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对永恒充满乡愁。”

 

我想象一个永恒的小伙子
漫步在旧金山街头
英俊潇洒，在酒吧同我相遇
并且对我钟情

——《给》

 

1957年，法国，冬天。由于《嚎叫》的出版引发的种种非议，艾伦·金斯堡与彼得·奥尔洛夫斯基搬到了巴黎。这天，他们与摄影师朋友哈罗德·查普曼在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闲逛，金斯堡脸上一直美好的笑容，他期盼着未来、将要做的旅行和将要写的诗歌，而奥尔洛夫斯基看起来有点不安。他们走到一张长椅边，背靠背的坐下，哈罗德·查普曼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艾伦·金斯堡与彼得·奥尔洛夫斯基相识于1954年12月，那时奥尔洛夫斯基21岁，刚刚从军队退役、在旧金山当模特。据说，当金斯堡第一次看到Robert LaVigne所画的奥尔洛夫斯基的肖像时，就爱上了他。

 

他们很快搬到了一起，2年不到，《嚎叫及其他诗歌》出版，他们从巴黎周游北美、再到印度，一起冥思、参悟东方哲学。艾伦·金斯堡与彼得·奥尔洛夫斯基从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谈论这段他们视之为“婚姻”的关系，对美国的公众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启蒙。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首次意识到，两个同性竟然也可以拥有所谓的婚姻。

 

两个人在一起的40年，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但其实日子过得并不算平坦。他们都各自拥有其他的伴侣、奥尔洛夫斯基也并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金斯堡一直无条件支持奥尔洛夫斯基写诗，他的诗集《干净屁眼的诗与微笑蔬菜的歌》于1977年出版，被称为坦率、天真的质朴、带着局外人的洞察力，但对奥尔洛夫斯基来说，声名之下，生活却慢慢开始滑向艰难与抑郁的境地。80年代，带有家族遗传性质的酗酒与药物成瘾问题已经严重侵蚀着他的生活，其后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周旋于精神病理疗机构、佛教徒的静思地或者金斯堡令人窒息性的爱情之间。

 

“今夜，我站在天使街的码头，突然想告诉你，我觉得你是多么神奇。”
——凯鲁亚克1950年写给金斯堡的书信

 

他们是所谓真正的“Soulmate”，从二人之间厚厚的长达20年的书信来往就可见一斑。那始于1944年，金斯堡19岁、凯鲁亚克22岁，因为涉嫌销毁谋杀证据，凯鲁亚克正被关在布朗克斯区的监狱里。他们之间的信件有时候是好玩、温柔、家常式的闲聊与互相的鼓励，有时候则冗长、散漫、充斥着幻想以及旁人不能理解的“自发式”写作风格，晦涩难解。在最美好的4、50年代，他们一起旅行，从纽约到加州到墨西哥，1957年去看望丹吉尔的威廉·巴勒斯、遇见画家弗朗西斯·培根……

 

不过这段友谊没能完美的收场，虽然金斯堡一直在努力维持。部分由于金斯堡被众人奉作垮掉派的领袖，当然，杰克·凯鲁亚克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划分：“我不是垮掉派，我是天主教徒”，他曾说。而随着名声渐起，凯鲁亚克的酗酒已经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写作彻底被酒精带来的眩晕感肢解，他与金斯堡的书信往来也从此变得零星。60年代，在金斯堡忙碌投身于他嬉皮士精神导师的事业时，凯鲁亚克选择了退却进自己的小天地，他回到奥兰多的母亲身边，“我不想再需要那些发疯的夜晚……我从这个世界退休了，现在我要回到山中的小棚屋，让自己消失在木头中间。”当然，最重要的是凯鲁亚克从来都是个保守派、“共和党人”，随着二人政治上的分歧日趋严重，凯鲁亚克开始彻底规避金斯堡、甚至从犹太血统上诋毁他；1968年，凯鲁亚克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浮肿且醉醺醺的他在《火线（Firing Line）》节目主持人的诱导下大谈越战与反犹的蠢话；一年之后，也就是1969年10月21日，凯鲁亚克死于肝硬化并发症，47岁。金斯堡写下长篇挽诗《记忆花园》悼念。

 

我想成为美国最杰出的人……
把钱分给穷困的诗人营养这大地上有想象力的天才们
在爵士乐的咆哮中静静坐下用一支自来水笔写诗
在活过48岁之后不再惧怕上帝或死神

——《自我忏悔》

 

运动夹克、宽松的长裤、衬衣以及从二手商店淘来的领带，金斯堡打扮得好像半个“纽约客”。从1975年开始，他就住在月租260美元的曼哈顿下东区的公寓里，桌椅设施陈旧，甚至不知道什么原因厨房水槽竟然被安在起居室里。更可怕的是这儿没有门铃，如果你想拜访金斯堡，请在街上大喊，然后他会把钥匙给你扔下来。加之一群未成名艺术青年经常在此地乱窜，公寓总是被搞得无比脏乱。（去年，随着彼得·奥尔洛夫斯基的去世，公寓被再度出租，不过由于东区早已变成了高端的中产聚居地，房屋的租金也水涨船高到了1750美元）。

 

虽然从70年代开始，金斯堡无政府主义倾向就已日趋减弱，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将美国按他乌托邦式的理想重塑的可能，作为社会活动家更将目光伸向更远的领域。他与鲍勃·迪伦合作，将诗与音乐融合（鲍勃·迪伦与披头士的影响下，金斯堡曾怀疑诗歌是否是触动读者最好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游走、讲演，推动民权运动、参与反战游行，甚至为此多次入狱。还有教育年轻人、那始终都是他热爱事业。金斯堡曾在布鲁克林学院执教10年，并且积极投身圣马可教堂的诗歌计划，参与创办纳诺帕大学并教授佛教诗歌。但“艾伦相信他最好的教学是在床上”，金斯堡的传记作者比尔·摩根不忘调侃。

 

是的，怎么能忘了这一部分？即使是晚年，金斯堡这疯狂的老头也在“毫不知羞耻的追求享乐”。1986年，在那首名为《括约肌》的诗中，他热烈的赞扬自己“强韧、肌肉发达”的肛门，尽管艾滋与“偶尔的痔疮”，它依然“积极、热切的接受阴茎、可乐瓶子/蜡烛、胡萝卜/香蕉&手指。”

 

艾伦·金斯堡从不富有。虽然诗歌只是其收入的一部分，他的日记、散文、书信都等等是出版商们的抢手项目（他还曾为GAP的卡其裤做过电视广告，酬劳2万美元）。即使如此，起码在80年代，金斯堡的年收入从未超过4万美元。“我有一些钱和权力，”他说，“但我知道，我不会拥有它们很长时间。”

 

早晨在中央公园打打太极拳（据他说，这对睾丸和肝脏的健康有好处），或者在住所下面的餐馆、书店或干洗店来来回回，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大胡子戴眼镜的老头竟是个名人。

 

我死后，
我不在乎怎样处置我的尸体，
把骨灰抛向天堂，部分扔进东河
把骨灰盒埋在新泽西伊丽莎白犹太墓地
不过，我希望举行一次盛大的葬礼

——《死亡与荣誉》

 

1997年4月5日，艾伦·金斯堡因肝癌去世，70岁。据说，得知自己患病时，他异常平静，但不时悄悄哭泣，他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告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并写下《死亡与荣誉》等最后的作品。

 

4月12日，在他经常出没的纽约下东区的圣马可教堂里，上千名他的朋友、他的拥戴者聚集起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仁慈聪慧的朋友——Lou Reed、Patti Smith、Sonic Youth乐队的Lee Ranaldo、诗人Amiri Baraka……Patti Smith唱起Hank Williams的经典布鲁斯歌曲《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她说金斯堡是她的榜样，她将永远追随他。

 

TIPS:

1.在鲍勃·迪伦的传记片《我不在那》中喜剧演员大卫·克罗斯扮演了金斯堡。

2.09年《综艺》曾报道John Krokida要拍一部名为《亲爱的杀死你》的电影，讲述卢西恩·卡尔当年著名的杀人案，杰西·艾森伯格将出演金斯堡、“美国队长”克里斯·伊文思饰凯鲁亚克、本·威士肖饰卡尔。可惜再无下文。

3．垮掉派另一部名作《在路上》也被搬上银幕，影片由《中央车站》的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执导、萨姆·赖利、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维果·莫特森主演。

（《环球银幕》）

 

（《环球银幕》）

我第一次知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这个名词应该是在J. D. 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 (The Catcher in the Rye,1951), 然后就是在电视看到的关于Howl（1955）的预告片。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大学，应该是在某个午后，慵懒的回到家中，打开电视看到的，脑海中是模糊的黑白画面和标注的美式口音的朗读。（当然，那个时候我还真心听不出这口音别扭。）

所以在我看来，垮掉的一代，是个多么著名的名词，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整整一个群体的声音。然而，我来到美国后，跟好几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交流，他们都没有听过垮掉的一代这个名词，让我好不气馁，我以为是我的记忆力再次出差错，活生生地掰出个词儿来。所以读过HOWL的人，真的不多。

直到我走入Broadway和12th street交接的Strand书店，那一刻，一股小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哈哈，桌子上摆着Howl, Infinite jest 和 Ulysses，那一刻，我知道，消费的时刻到来了。遥远的事物都会有光环，这是无可避免的。Howl, infinite jest此类书籍大概是文化人口袋中的香饽饽，在他们所谓的圈子里热炒起来的，然后以一种不可辩驳的导向性输送给群众，它到底为什么好，怎么好，为什么能摆在书店正入口的大方桌上？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知道。在那儿瞎跟文艺风的我以前觉得这些神书遥远的不可触碰，才发现到了美国，人家就摆在正门口，而且不是一本，是一堆！Infinite Jest实在太厚，Ulysses实在太晦涩，只有这本薄薄的HOWL最得我心，而且还有电影一枚，又是James Franco的，当然还是从容易的下刀啊。虽然这本小破书要7.15刀一本儿，我还是买下了。谁让我喜欢没事儿装逼呢。不过黑白色的小封面，和1955年上庭打官司的封面一模一样，真是让文艺青年欢喜。

所以，我决定先攻下诗集，再攻下电影。我觉得Allen Ginsberg应该是在Berkeley和1953年的时候受了什么刺激，所以文风才开始转变的，变的疯疯癫癫。第一句我还是挺喜欢的，I saw the best generation destroyed by madness, starving hysterical naked.他用着令人爽快的节奏，让人陌生的稀奇古怪的词汇，七七八八的拼凑了一首性与欲望的时代之歌，我读的别别扭扭的，觉得怎么说，作者都有在糊弄和卖弄玄虚的嫌疑，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呓语，说实话，实在没有太多的文字的优美性。虽然说不至于没有价值，可是也实在不至于成为垮掉一代的首席诗人。倒是这个soloman，他诗歌的主体对话对象是谁，让我充满了好奇。哎，好让人失望，而且整本诗集里除了Howl，还有点儿读头以外，其他的都让人毫无印象了。

什么事情都要放回时代里来说---是永恒的真理。就像蒙娜丽莎，在今天看到实体大失所望之时，要知道在当时达芬奇发明的渐隐法，使人物面部的边缘变得柔和，而人物闲的格外逼真是多么牛逼，多么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Howl也是一样的神作，看了电影才知道，它是上过法庭的，这样，想不出名都难。Allen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因为告的是出版社，出版传播淫秽和没有意义的文字。接下去，诗歌的意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精神，美国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民主国家的精神。审判在旧金山，Allen是同性恋，进过神经病医院，soloman是他精神病医院的室友，等等等等。在官司胜利后，诗歌狂销八十万本，亦不是奇迹了。

James Franco虽然在努力模仿读者的语音语调，但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他的朗读技巧，还不如不模仿，真心不觉得作者有他朗读的那么难听。怎么说Allen也是正宗的New Jersy人，和曼哈顿岛一河之隔，口音怎么可能那么重嘛。这是youtube上的本人朗读：http://www.youtube.com/watch?v=MVGoY9gom50

James Franco演完Howl，又演米尔克，在湾区的怀抱里，他是要走向同同的必然趋势了。可能因为导演以前是拍纪录片的，随意故事实在乏善可陈，就是把整首诗朗读了一遍，动画虽然加深了对诗歌本身内容的理解，可是想象力虽在，故事性全无。电影，诗，分开都不好看，合起来，你才刚开始懂得了Allen Ginsberg和那个即将到来的思想动乱的改革与时代。

    《嚎叫》（Howl）是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诗歌代表作，也是美国导演爱泼斯坦（Rob Epstein）和弗雷德曼（Jeffrey Friedman）据此拍摄的同名实验电影。该影片2010年初发行，9月底在全美各大影院公开放映，10月6日晚，耶鲁大学惠特尼人文中心小礼堂免费播放，英文系主任沃纳（Michael Warner）等三位教授现场点评。原以为一部实验电影，想必曲高和寡不会有很多观众，于是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但现场的氛围实在让人大感意外。平时超市、商店、餐厅等公共场所内的顾客都稀稀拉拉，此刻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久违了的“排队长龙”。犹如国内当年领取托福报名表时的“盛况”，同样年龄的耶鲁学子们提前多时赶来，或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或一书在手席地而坐。人丛中也有头发花白的老者虔诚而安静地等待着，长长的队伍已经从华尔街的人行道拐到另一条马路坦普街上，“长龙”缓慢蠕动着，而焦急的心情仿佛置身于世博会场馆前的漫长等待中。及至电影正式放映时，仍有大批师生滞留在影院入口。因为安全问题，管理员拒绝了笔者加座或站立观赏的请求。最后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说下，未能入场的观众只能悻悻然离去。

    错失良机，自然懊悔不迭，但内心仍然克制不住对电影《嚎叫》的强烈兴趣和好奇。第二日即10月7日（也是金斯堡在旧金山第六画廊公开朗诵《嚎叫》55周年纪念日），我只身前往纽黑文小城的包铁院线自费观看，实地感受一下美国的电影文化。我提前一刻钟到达影院，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我一人。电影开始播放时，才又陆续来了另外五位观众。稀落的景象与昨日的“叫座”形成巨大的反差。看来，所谓的“盛况”只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现象而已，个中原因应该有三：一是免费，二是有现场点评，三是电影在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合适的观众。仔细比较美国包铁院线正在上映的10部片子，《嚎叫》的观众人数和影院评级一直垫底。而美国同期票房冠亚军则是高投资、大制作、讲述财富故事的《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和《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Money Never Sleeps）。同期上映的根据当代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小说改编的电影《千万别丢下我》（Never Let Me Go）因为探讨克隆人的内心世界与伦理问题，在院线的排行榜上比《嚎叫》略微靠前。2010年初，《嚎叫》曾作为圣丹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放映，反响并不强烈。后来参加柏林电影节，虽然它让部分专业人士津津乐道，但影视界的评价仍有褒有贬。

    《嚎叫》没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没有惊心动魄或惊险刺激的场面，其主要内容有：一、年轻的金斯堡在一台老式的打字机上创作《嚎叫》；二、金斯堡在旧金山的六号画廊向一批追随者朗诵《嚎叫》；三、金斯堡在一间温馨的房间内接受未曾“露脸”的记者的采访；四、《嚎叫》出版商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因涉嫌传播淫秽出版物接受法庭的审判。影片打破情节的连续性与画面的单一性，采用多条线索和多个叙事形式，时空的断裂与跳跃性极大。它所使用的电影手法也很有特点，如多个场景快速切换拼贴，不同事件剪辑并置，黑白与彩色胶片交叉穿行，不时插入大量或写实或抽象的动画等。如果对金斯堡及其创作背景缺乏一定的了解，观看这样一部实验电影实在是一种煎熬。正因为与流行的好莱坞大片截然不同，这部影片自然将习惯于好莱坞模式的普通观众拒之门外。

    影片的主角是著名演员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扮演的金斯堡，但严格地来说又不是金斯堡，更不是费林盖蒂或凯鲁亚克或金斯堡的同性恋伴侣。在创作、朗诵、访谈、审判中不断重复或呈现的诗句，以及对诗歌的解读、评价、“审判”，几乎成了整部电影的中心和焦点。如果说《嚎叫》是一部实验电影，那么其实验性不仅在于其反传统的电影形式与技巧，而且也在于其巧妙地使一首长诗成为特殊的“主角”。影片用摄像机的镜头和多种电影手法对美国当代史诗《嚎叫》进行了实验性的影像再现。可以说，《嚎叫》既是诗人金斯堡的人物传记片，也是一部富有特色的“诗歌电影”。英美电影界以著名诗人为素材拍摄的影片已经有很多，如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为题材的影片《万魔汇聚》（Pandaemonium，2000），反映当代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和泰特·休斯（Ted Hughes）爱情故事的电影《西尔维娅》（Sylvia, 2003），还有国人耳熟能详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 1998）等。然而，以一首具体的诗歌为主要素材而拍摄的影片却难得一见。就题材而言，《嚎叫》所面对的挑战显然是前所未有的，其先锋实验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对文学名著进行改编，在影视界是普遍现象。影视对文学的改编是一个复杂的增删取舍的艺术过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批评视角，是编剧和导演对原著的一种形象化、图像化的阐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上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辛亚德（Neil Sinyard）曾经指出：“如同最优秀的文学批评一样，影视改编可以让原著更加澄明。”因此，电影《嚎叫》不仅是对50年代美国“披头士”文化的形象反映，而且也是从电影的角度对长诗《嚎叫》所展开的另类解读，是一次电影化或胶片化的文学批评尝试。正如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纽约时报》上的影评所言：“文学批评进了电影！”作为对长诗《嚎叫》的批评解读，电影《嚎叫》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角度的、开放式的。在多层次、多结构的电影叙事中，隐藏着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如传记批评模式、精神分析模式、读者反映批评模式等等。在诗人缺席的法庭审判中，控辩律师、多名专家证人以及法官都成了《嚎叫》一诗的角度不同或立场相反的阐释者。“淫秽案”的审理最终变成了探讨诗歌价值与文学批评的“专题研讨会”（seminar）。

    《嚎叫》是一部“诗歌电影”，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诗歌批评电影”，是关于诗歌阐释与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戏仿（parody）。在戏仿的过程中，影片将金斯堡长诗的不同解读途径呈现在观众面前。费什对此有详细的归纳：一、主题性解读（诗歌“连根拔除游手好闲的人”）；二、政治性解读（“对二战后世界的绝望反应”）；三、意识形态解读（“反抗资本主义的堕落”）；四、形式主义解读（“诗歌没有形式”，诗歌“所选择的词语表达了作者的意图”）；五、价值论解读（“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会促成同类经典的产生”）；六、互文性解读（《嚎叫》与惠特曼《草叶集》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解读之外，还有费什没有提到的、本片所独有的“漫画式”解读。影片不时插入的画外音对诗歌的大段朗诵，在音乐声中被配以快速变换的超现实的动漫画图片。这一颇为独特的表现形式有点类似电视节目中的“配乐配画诗朗诵”。如果说各种角度的解读客观反映了55年来批评界与知识界对此诗的总体理解与评价，那么“配乐配画诗朗诵”则代表了编导们对诗歌的别出心裁的“视听化”解读。它与电影中所呈现的各种角度的阐释构成了一曲复杂的“批评交响乐”。

    此外，影片中值得深入探讨的还有诗歌阐释的法学途径。作为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分支，“法律与文学”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法律视角。国内外活跃在此领域的学者大多是法律学者，他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法学层面的探讨，文学作品只是借鸡下蛋或借酒浇愁的手段，或是探究法学问题的生动素材。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一书中对《威尼斯商人》的探讨，完全着眼于法庭审判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与法理问题，严格地来说，是不能作为对《威尼斯商人》的一种批评解读。同样，中国学者朱苏力的《法律与文学》探讨了大量中国戏剧经典，但根底上的法学主旨决定了此书仍然是法学研究，相关文学作品只不过是探究法学问题的历史文献而已。影片《嚎叫》中的审判与当时英国轰动一时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诲淫案”一样，都涉及到法律对文学的管制问题。也许在法学家的眼里，审判的过程与细节可以成为反思法学问题或完善法律条款的切入口；但是从文艺研究的角度来看，其中则隐含着对文学作品进行法律评价的重要内涵。例如，控辩律师对涉嫌“淫秽”的陈词或辩论，被演绎成了从正反两个维度对诗歌所进行的美学阐释。影片结尾，法官对案件的无罪宣判演说，更是基于法学视角对《嚎叫》一诗所作出的特殊批评：“此诗虽然有粗鄙与下流的语言，但这是诗歌描写所必不可少的！”这是法官对诗歌价值的肯定，也是法律向文学的致敬。

    作为中国观众，“在美国看《嚎叫》”自然也包含了一种跨文化的解读视角。长期以来，金斯堡在国内学界“名声”不佳。早年的正统观点将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作家称作“垮掉的一代”（来自对“Beat Generation”一词的翻译），并痛斥为“美国资产阶级道德沦亡、腐化堕落最集中、最无耻的表现”。陆建德先生后来又极为风趣地称之为“鄙德派”（“鄙德”在音、义上巧妙地对应“beat”一词）。几年前故世的文楚安先生曾对“beat”一词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认为将“Beat Generation”翻译成“垮掉的一代”并不贴切，因为“beat”一词的含义极为丰富而宽广，因此强烈建议用中性的“BG一代”加以取代。但十几年来，学界对此并不“买账”。“垮掉的一代”似乎早已“深入人心”，长诗《嚎叫》也因为涉及同性恋、粗言秽语、吸毒、性乱等内容，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被翻译成中文。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诗中的“诲淫”内容在中译本中都作了较大的改动或变通处理。时至今日，观看美国编导们对这部长诗的重新“解读”，不难发现，其中所表达的则是某种“深入人心”的西方理念，即“言论自由是生命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的判词）。原诗中的粗言秽语，包括涉及性与性器的字眼，在“言论自由”的招牌下大行其道，被演员弗兰科充满激情、毫无遮掩地朗诵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人对外来文化也能持越来越包容的态度，但观看这样一部影片仍然会带来观赏与审美的挑战，也会引发我们对中西文化与伦理差异的深入思考。

Jeffrey Friedman - Howl
为金斯堡而作的“诗电影”，以作品的庭审贯穿，但却没有局限在那一个时代。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永远背离我们的心灵。
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
艺术的力量就在于穿透了自己的时代，把粗大的阴茎插进了子孙后代的咽喉，所以，不管影片再怎么忠实于历史，它的超越时代的价值都那么突兀地矗立起来。
重点是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自己的环境，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
大多数人只是假装自己的心灵已经死亡，假装自己是衣服架子，是钱包，但是再怎么假装也掩盖不住心灵的凄惨嚎叫。
所以，金斯堡写的，不是他自己的诗，是每个人的心灵史诗，不仅在那个时代，而且在我们的现在，都打中了我们最深处的隐私。
这就是艺术化性爱，粗暴插入生命的核心，那些活死人才能感到高潮。
接着的问题就变得琐碎而具体，我们可以怎么选择？路能怎么走？
世界从来就是你的敌人，你从来就被他们奴役，但是，你能怎么反抗？
从内心开始，从真诚开始，从自己最深处的尴尬和难堪开始。
从你每天惯性的言谈举止开始，从你那所有无关心灵的虚伪面具开始，把它撕掉。
你真的恐惧，你真的懦弱，你真的有很多问题，那就面对它们吧。
你真的被现实操得千疮百孔，至少你也可以承认啊。
我们都是蜂窝煤，我们都是一团破布，我们都被压榨得只剩人的皮壳。
但是在皮壳里面，在破布里面，我们自己生命的核心价值依然不死，依然嚎叫。
如果你愿意当你自己，可以嚎叫化生存，可以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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