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
《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
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
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
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
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
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
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
导演是共谋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沉闷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