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1984

  这是一部以爱结尾、却冷彻人心扉的电影。
  不知道最后温斯顿热泪盈眶地说“I love you”时，有多少人也落泪了。然而这不是一部爱情片，最后这句话是对"big brother"说的，至此温斯顿从一个在日记上写“Freedom is free to say that 2 plus 2 is 4.”和“希望存在于无产者中”的“思想犯罪”者到一个被严刑拷打仍绝望地说"there must be someone"来摧毁你们的囚犯、再到一个被完全洗脑听着充满政治阴谋的战争胜果感慨说“this is great news”然后说"i love you"来结束了这部不是恐怖片、胜似恐怖片的电影。
  看完后，心情异常地沉重。温斯顿的形象不是充满光芒的英雄，他甚至是个病歪歪的人，他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却又忍不住爱上朱莉娅。他对朱莉娅说如果她不爱他了才是最大的背叛，然而朱莉娅被捕后却全然地背叛他说了他的一切。温斯顿自己呢？在对每个人都不同的room101里遭遇到最后一个酷刑时，他疯狂地背叛了一切，拷问他的人太了解他，利用了他童年的阴影。拷问他的人却同时又是引诱他去思想犯罪的人，场景的切换有一点看不懂，一会儿是在拷问一会儿又是在充满自由象征的绿草地上洗脑。拷问者在绿草地上对他说“you are in the ministry of love”。什么意思呢？培养对big brother的爱的部门？最后温斯顿绝望崩溃，甚至寄希望于真的存在一个这样可以被爱的老大哥，他绝望却期待地问真的存在一个老大哥吗？让人唏嘘不已，却也让人能理解他的感情思想变化。
  影片中的社会是虚拟的，却又给人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感觉，虽然bases in London。这个社会也存在高超的科学，但都用来加强专制：即时双向传输被用于监视，神经科学被用于消除人们建立家庭的热情。这个社会被压迫得只允许存在一种爱--对老大哥的爱。小孩子们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漠然，完全是洗脑的产物。另一个思想罪犯只是个喜爱吃的胖子，是温斯顿的同事，他被关起来时哭着对温斯顿说是他儿子发现（揭发？）的，还说“so proud of him”“before it is too late”，就因为那个儿子能够发现父亲的连胖子自己都不知道的“思想犯罪”！多么让人揪心的社会，多么让人揪心的孩子！！
  那么这个社会为人民谋利吗？没有，内党人员吃好喝好拥有特权，外党和其他人却在贫困线上挣扎，为巧克力配给量提升而欢欣鼓舞。连绵不断的战争在一个思想者手里被解释为控制人们在贫困线上加强统治的手段。然而这本书竟是那位拷问者协助写的，这里很奇怪，他主动诱惑了温斯顿去读这本书，然而去帮温斯顿洗脑的也是他。温斯顿本来思想就有点不顺从，加上这些诱导成为一个思想犯，并不能说完全是他的错，而拷问者就像是对待玩具，诱惑他完全犯罪后再逮捕他完全洗脑。
  温斯顿最后的屈服认罪也映衬了开头说的所谓那些认罪的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这样的让人看不到希望的结局里，电影画上了残酷的句号。
  也许这部电影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思想，所以没有走温情路线，与常常在电影结尾出现的希望之光更是背道而驰，所以反响如此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而据说书《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更为透彻，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听一个jj说动物庄园和“every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一度很风靡，莫非是before our times？或许真是值得好好读读，人性和人文需要唤醒。
  看完这部电影，让人在夏日透心冰冷，然而突然想起来在现实中活跃在天涯等等论坛上时常让人恼火的fq们，猛觉得他们也是那么可爱的一群人，幸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存在，嘈杂这个世界却也温暖。

电影开场不是不错的，仇恨的场面十分奇特，不是我等现代人所熟悉的，这个挺吸引人。

但是主角似乎一看就知道是个犯了思想罪的人，因为他的眼珠会转动，而且他在别人热火朝天的仇恨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拿出日记本写日记好像也很容易，而且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妓女街，遇上了杂货店老板，与女孩对上了头，好像这一切做得挺容易的。

1984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主角的反抗与受刑，而在于展现专制集权社会的全面的统治理念。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电影导演没有反复地表现这个社会的专制与控制，令我颇失望。原因可能是因为导演是英国人，没有这种体验。

要是没看过书来看这片子的话，也许会觉得还可以，但是可能会看的稀里糊涂的。看了书再来看电影的话，就实在有点差强人意了。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奥勃良对温斯顿说的竟是：we shall meet 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no darkness.
NO DARKNESS??!和书里写的正好是反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反复出现101号房，又为什么101打开门后会是那样的景象。

感觉电影整个是脱节的，无法把自己统一在一起，想表达的思想也混乱不堪。后半部分温斯顿被抓进友爱部，原本在我看来应该是整本书里最精彩最有力也最能摧毁人的部分，然而在电影里，它除了把书中的一些对白读出来以外，就没了。尤其是帕尔森也被关进去的时候，那段在书中属于另一个人的对于101号房极度恐惧的台词被安到了这个胖子身上，可是看看他，说的很苍白，简直有些可笑。
而电影的前半部分呢，有太多应该告诉观众的应该去表现的，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感觉整部电影都没到火候，完全没到火候。无论他与裘莉雅的爱情，还是他关于这种极权政治的思考和反叛。所以很自然，当后半部分试图去摧毁他的种种信仰及信念时，丝毫无法唤起书里能给人的那种令人颤抖的恐惧。
书中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在电影里几乎被完全忽略了，比如日记，比如新话，比如温斯顿对奥勃良的复杂感情，比如他寄托在无产者身上的希望。以致于使人觉得温斯顿是因童年创伤和不道德的爱情而走向毁灭的。

可能的确是个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虽然原作也只有二十几万字，但是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在它的思想面前还是太薄弱了。

最后，角色的选择上，奥勃良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想象的；温斯顿就差很多，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像是书里所说的那些“甲壳虫”。不过在友部受完刑照镜子那块儿，倒还挺不错的，正在腐烂的最后一个人，或者人性，的确很丑陋；裘莉雅还可以吧，只是感觉不够聪明；杂货店老板的表演不让人满意，在他还是那个店老板的时候就透出一股子轻蔑，而没能给人以温良谦和的感觉；帕尔森也比较符合想象，只是限于戏份太少，没能把充分表现出他的愚忠；帕尔森太太，尽管只有一个镜头，可是令人失望，完全没有让人称之为“太太”的冲动。倒是温斯顿的母亲很不错。

哦再补充一句，关于仇恨，觉得做的也不到位。反而我记得看希特勒少年的时候，一开场没多久那段法西斯军官在台上的讲话更具鼓动性，台下的那帮少年学员，尽管只是坐着，可他们眼神里抑制不住的激动比这个电影里的仇恨的咆哮更能感染人。

在上海的真实影院做了次《一九八四》的电影沙龙（http://www.douban.com/event/11265794/），放的是1984年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原著的同名影片，约翰•赫特演得很不错。毕竟是冷战高峰期，那时候整个铁幕以西都在担心苏联红军的T-72，所以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赫特先生自然也投身到了这场反极权的文化洪流中去——时过境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赫特先生又即将在《哈利•波特与死圣》中粉墨登场，不过细细考量，《哈利•波特》其实也充满了对于反种族主义、反极权主义的隐喻。所以，虽然冷战铁幕已碎，柏林墙都成了涂鸦墙，但在后极权的时代里，Totalitarianism毅然阴魂未散。

当晚沙龙的嘉宾是历史学博士刘明（导师朱学勤），他在点评影片时特意强调了电影对于小说人物的扭曲——不是主人公温斯顿，而是女猪脚朱莉亚。因为在小说中，中年单身男温斯顿是大洋国建立之前就出生的，所以对极权之前的生活还有点记忆。此外，温斯顿虽身为“真理部”职员，但人性、良知尚存，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反思极权社会里种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他对朱莉亚的感情，可能谈不上真爱，但起码也是某种有意识的、自觉自发的人性反抗行为。而对朱莉亚而言，这位腰上绑着“贞操团”红腰带的年轻女子，生在极权时、长在极权后，所以在乔治•奥威尔的笔下，朱莉亚追寻与温斯顿的男欢女爱，更多的是某种生理性的冲动使然，而不具有温斯顿在理性思考后的反抗意义。对于温斯顿和朱莉亚的这个差别，刘明认为导演迈克尔•雷德福没有在影片中体现到位——这一点我也同意。

不过这倒提醒了我，后来去翻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商务印书馆05年版），第八章就是讲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个有趣的勾连是：在上海译文09年版《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罗蒂用“反极权主义的实用主义”来论述杜威哲学）。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里强调了反决定论¬-目的论的历史观（顺便清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引证欧文•豪的观点，指出《一九八四》其实是不是“极权小说”而是“后极权小说”，因为书中描写的是极权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后的情形。这个论点对我启发很大，欧文•豪是上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军人物，犹太人出身，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在铁幕降临之后开始警醒极权主义的祸害——不过这并没有摧毁欧文•豪的社会主义信念，后来他还创办了政论杂志《异议》，写出了《社会主义与美国》和《列昂•托洛茨基》等名著。按照欧文•豪的区分，温斯顿乃是“极权的一代”，朱莉亚则是“后极权的一代”。由此看来，两人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朱莉亚这位“后极权的一代”来说，恐怕还得有个启蒙的问题，不然身陷大洋国的铁幕之中，时刻受着“老大哥”和电幕的宰制，哪有什么理性的反思？后极权的一代肯定是缺乏道德意识的，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信（电影中即有温斯顿询问朱莉亚是否相信国家的宣传，朱莉亚鄙夷的回答：“不信”），所以说，后极权一代是在充满着恐怖与谎言的环境下成长的，只有身体的快乐是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生命本真。

李慎之先生在评述《哈维尔文集》时指出：“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这样就一目了然了，为什么某国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份子们总在哀叹80后、90后们的道德沦丧？“摸奶门”、“脱裤门”之类的事件一俟出现，卫道士们就开始口诛笔伐——细细思忖，这板子究竟该打在谁身上？——关于这一现象，曾斩获金棕榈的《四月三周两天》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此不再赘述。

《一九八四》有不少正面全裸的镜头，用性爱来抵抗极权，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刘明也指出，像朱莉亚那种为性而性，使得整个社会低俗化，则会导致更危险的沉沦。我觉得有道理，但没想清楚。而且这个问题一旦扯到女权主义、同性恋亚文化等议题，似乎更难纠缠。李银河先生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但这里确实也有一个“隐秘写作”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空间发言，像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区分“俗白教导”和“隐晦教导”，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某国的80后、90后们比朱莉亚好（刘明也是8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还能上网。虽有过滤、封锁，但总能找到打斜杠、翻墙之术。不过网络社会的来临，固然有益处，但搞得不好，也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广场和反智主义的温床，现在看看，对互联网同样应该投以警惕的目光（一个有趣的联想是：如果《一九八四》的故事发生在网络时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关于《一九八四》中对于极权主义的描写，刘明认为奥威尔颇多臆想，不足为证。这个我的看法是：一来《一九八四》毕竟是文学艺术作品，不可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苛求，毕竟奥威尔已经算是天才的预言家了，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切身经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射，对“忆苦思甜”大会的天才创造，堪称谶语（当然若想到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其他两部《美丽新世界》和《我们》——特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都比《一九八四》早，似乎奥威尔的光环也得打点折扣）；二来嘛，类似的意思齐泽克也表达过，前几年他来南京大学做演讲，就指出：“奥威尔对斯大林的理解很幼稚，他本人对集权社会的分析根本不得要领。他天真地以为前苏联真的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书报审查和洗脑运动。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从莫斯科的很多解密文件中，我发现当时的国家机器对于很多事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他们只是仓促地在进行监控，他们也在害怕和恐惧，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这一点倒是让我想起对极权本身的定义与描述，刘明转引他的硕士导师萧功秦先生的活说：“左、右翼极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领导’，后者是‘监控’。”不过我倒以为，真正的极权可能就是像奥威尔笔下的描绘，过来人雅斯贝尔斯就说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The Questions of German Guil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82）

刘明还指出，“反乌托邦”（当然这词是后人加上的）反的是“普遍均质化”的社会，这个倒是跟施特劳斯、科耶夫们的想法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如何与新保守主义哲人们的思绪曲径通幽，颇费思量。我问了个学科学哲学的博士朋友，他说这里确实有逻辑悖论的问题，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不可不提。
《一九八四》沙龙的效果不错，下次有机会再搞次《动物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