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

魏德圣是疯子，拍《海角七号》是假疯，拍《赛德克·巴莱》是真疯。
没有一个内地导演敢干这事，投资那么多钱，在高山流水中拍摄，只为讲一个历史故事。
所以，把他跟《阿凡达》、《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比作“双疯”，一点都不为过。
影片说的是雾社事件，原住民反抗日本。
这，在中国内地来说是一个熟透了的题材，什么《金陵十三钗》，什么《南京！南京！》，至于电视剧，那就更不用说，我们某党一个人干掉日本十几个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少，我一点都不惊讶，而且往往是我方胜。
把伤口撕开，然后告诉全世界：你看，你看，你快看！我在某年某月干掉多少个鬼子，不幸被打中了一枪，可疼了。
然后，全国巡演，感动中国什么的也一起吆喝进来，还道德模范，我看是恬不知耻。
而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没有把伤口撕开，然后往里头塞钱和各种荣誉，而是真正记录原住民在保护领地时的伤痛、救赎与图腾。
面对日本警察一次次的挑衅欺侮，赛德克人团结一致，搁下旧怨新仇，持矛握枪，取敌人首级，守护自己的猎场。
他们是族中的青年们，热血方刚。
他们是家里的父亲们，严肃苛责。
他们是家中的爱人们，深情冷俊。
这是最悲壮的离别，我回头，看你目送我，等我回来。
“年轻人们，集合。快！快！”
头目在召唤，部落在等你。
没有深情的拥抱，没有惜别的亲吻，甚至没有不舍的泪水。
记得燃起篝火，照顾老母与小儿，等我胜利归来，一起杀牛宰羊，载歌载舞，欢庆相聚。
如果，我还能回来的话。
男人，是要在战场上死去的，祖灵会甄别过彩虹桥的每一个人。
勇敢的男儿才有资格守卫最肥美的猎场。
那是他们的图腾，那是他们的信仰，那有猎场，那有祖先，那是他们的全部。
于是，他们舍妻弃儿，忘了最后的温存。
于是，他们奋不顾身甚至疯狂的砍杀侵略者。
他们没有像《勇敢的心》那样大喊“freedom”，也没有喊出“卫我中华”这样的口号。
他们，只是在守卫自己的森林，自己的猎场，自己的领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图腾。
莫那说：“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
是的，侵略者们见识到了，被枪杀的惨叫，被烧的哭嚎，已是最好见识。
“塞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肉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输掉灵魂的赛德克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
于是，我们见到了他们前仆后继，成为最勇敢的战士，祖灵在彩虹桥边深深自豪。
塔道问：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莫那答：骄傲！
是的，骄傲，身体生命换来的骄傲，才是最贵的骄傲，最美的骄傲，最傲的骄傲。
你听过荆棘鸟吗？它一生只唱一次歌，用生命去唱，最痛的声音即是最美的歌声。
赛德克人也像是荆棘鸟，用鲜血染红了鲜花。
花，是血色的，在血泊中滋养而开出的花。
自由之花，信仰之花。
它是圆形的血花，团结包容。
它是锥形的血花，抵抗外敌。
它是心形的血花，满满的爱。
血花，不是雪花，不是来自天空飘下来的白色絮物，而是别在树枝上的一抹红。
血，在白色的雪地里，温热的喷薄而出，融化了冰冷的硬块，汇成一条曲折的河流，血河。
那老人和孩子，一个个上吊自尽。
那青年和头目，砍掉了敌人头颅。
花，在战争过后，开得格外的红。
那所有的歌声，所有的欢快，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牺牲，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所有，让所有的机械所有的文明所有的繁荣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所有，显得肤浅和恶俗。
赛德克人是骄傲的，他们用身体守住了灵魂，他们用生命告诉孩子：骄傲，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优越感；家园、信仰、猎场，值得用一生去守护。
勇敢的赛德克人，边喝酒边唱歌边狩猎。
骄傲的赛德克人，边打仗边扶持边相守。
花，又开了，早于往年，格外红。
是血花，赛德克人的血浇汁开出来的花。
是勇敢的血花，是骄傲的血花。
血花，紫红色的别在树枝上，在冰冷的中开得分外绚烂。
高山，溪水，森林，野猪，兔子，猎狗。。
这些是赛德克人的所有，是他们的专属，任何人任何名义进入他们领地者，留下头颅。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满载而归，背着猎物回来。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在与亲人永别，约定在彩虹桥上再相见。
听，他们在唱歌。
那是他们从战场中回来，敌人的头，是最好的战利品。
血，在溪水中慢慢淡化，招降的纸片在空中飞舞，红色的，却不是血红。
隐忍着活下去，生孩子，生孩子，生生不息。
血花，在太阳下，别样红。
 ——评电影《赛德克·巴莱》。

台湾版分上下两部，上部《太阳旗》尤其精彩，下部则有些乏善可陈，本文仅对上部略在评说。

土著人有其独特的生存法则，开篇的打猎镜头与猎头画面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法则。当没有外来人群的冲击时，他们对猎头与被猎头都有着仪式般的尊重。这是他们的生活，男人在山里找猎，女人守住家门，等待归来的或者不再归来的丈夫。成人礼、舞蹈、山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大山的雄浑与灵气。如果没有外来族群的干涉，他们或许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然而，历史的扭转，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土著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与无法阻挡的现代文明在强大的火力推进下，瞬间便将土著人坚持了不知有多少世纪的传统蹂躏的粉碎。

由于土著人没有国的观念，只有族的观念，所以当面临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来的对“异族人”的蔑视更象是守卫自己的猎场不被侵犯，而不是卫国的高大情操。他们的反侵略的斗争初始并非是为了自由，直到他们被征服之后受尽压迫下的屈辱才激起土著人对自由的渴望。

莫那是从原始走向屈辱的见证者，而作为首领其忍让与耻辱感更胜他人。然而，他却一忍几十年，直到最后率领族人发起雾社之战。电影对反抗之心的演化交待得不够，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个被关了几十年的雄狮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突然爆发，他怀念过去的自由，怀念血祭的味道，怀念猎头的豪爽生活。雾社事件中对普通人，尤其是妇女与儿童的残杀似乎洗刷掉了许多正义的力量。夹杂在压迫与反抗之间的普通人往往成为牺牲品，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诊断。即便推到中国古代，官僚集团压榨尽民脂民膏的时候，妇女与儿童也享受着荣华富贵，当一朝沦落之时，妇女沦为婢，儿童沦为奴的惨状也屡见不鲜。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去理解当年台湾土著人的做法与理想有些不太合适。然而，与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观念的影响一样，我们也无法退去自己身上披着的文明去融入他们的观念。

就是两种无法融合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雾社的残杀事件。

电影尽可能多地给出各个年龄段的土著人、每个种族之间的人的相异处，试图用复杂的人性与文明来讲述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导演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虽然许多人物扁平，但莫那鲁道、土著警察花冈一郎、巴万的角色塑造是十分成功的。

莫那鲁道青年时期桀骜不驯，既当英雄又当首领。电影中有一个情节赤裸裸地展示了他的性格。在他们伏击屯巴拉社人员的时候，有一族人冲到他的前面去被他击中，他狠狠地盯着受伤的族人说：“没有人能冲到我前面去！”年轻时的他是霸道的，然而，在与日本抗争失败后，他无奈地选择了屈服，一忍就是几十年。虽然中年的他仍旧保有着头领的部分尊严，但在日本警察面前仍旧是只能求人的角色。在溪边见彩虹遇父灵一节，他内心的兽性被彻底激发，从而走向殉道之路。他是从自由走向不自由的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从一级头领走向受日本人统治的二级头领的直接受害者。可惜电影没有在人物内心戏上给他以更多的表演空间，上部的后半部分，莫那鲁道在歌声中完成从屈服到反抗的升华，而我们也就在那些美妙的歌声中见证了血腥的暴发。

花冈一郎是最具有矛盾心理的人，也是在手法上处理比较出色的一个人。可惜的是，他从一个受日本教育的怀疑论者到土著精神的信奉者的转变略显突兀，我们很少能够从电影中找到转变的确切轨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旧是电影中少有的丰满人物之一，其内心戏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令人动容。而他也是文明与文明碰撞间出现的第一代矛盾体，即，日本人统治不好么？有学校、医院等现代设施不好么？他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土著当中的受益者，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警察，有着自己的居所，有着美满的家庭。除却他土著人的标签，他的一切近乎完美。所以，他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是已经被日本文明同化了的一个人，然而，最后他却义无所顾地投入到了反日本人的斗争之中，而促使他做出最终选择的恰恰是他身上的土著标签。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可以注意，即使花冈一郎起了个日本名字，当着日本人的警察，他受到的最大质疑也是族人们在雨街上对他的嘲讽，而没有把他打成“赛德克奸”。或许也就是族人们没有将其完全划到敌对的一方去，才给了他犹豫与矛盾的机会，最终选择站在赛德克的一边，走向最终的败亡。

小巴万的角色是电影中最令人震动的一个角色。我们把他与儿童红十字军、红小兵联系起来似乎并不为过。这个角色也是电影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缺陷的角色，最为成功的角色。这恰恰因为儿童角色的成功不得不让人反思，成年人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将儿童引入到一条不归路上。小巴万在学校里受欺负，老师打过他。当赛巴克族人起事的时候，他带领族里的孩子将老师刺死，将躲藏的妇女与儿童刺死，以血祭祖灵的名义。这是一种对血腥的信仰，也是一种纯真的信仰。就是因为纯真，所以，他才会义无反顾，拿别人的生命成就自己的英雄声名。当年的儿童红十字军何尝不是对宗教的纯真信仰？当年的红小兵又何尝不是对领袖的纯真信仰？在孩子的眼里，有时候血腥是纯真的，那鲜血直流的场面与白雪一样让人激动，而不是生畏。当孩子被某种信仰激发后，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被煽动，更容易残暴，更容易肆意虐杀。当我看到那些妇女与儿童，其中包括他的同学们惊恐的眼神时，当看到血液泼红了门窗时，内心是复杂的。小巴万既是行凶者也是受害者，而我们又不得不说信仰难道错了么？只好说，在一个错误的时代错误的时间为了信仰做了错误的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让我至今仍感动的。赛巴克的族人们去山上砍树，恰逢雨过出虹。他们在彩虹的陪伴下，跳起多年未跳的舞蹈，唱起多年未唱的歌曲，那一刻他们是自由的。那一刻他们是纯真的，只为着彩虹般的纯真的心。我多想他们可以一直跳下去啊，能够不为血腥、不为杀虐、不为反抗而自由地跳下去。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么耻辱地被文明同化下去，要么为了自己的文明图腾“血性”战斗至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剩下的每一种选择，都是为自由的殡葬。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7亿，12年，只为问一句——“我是谁？”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

     未上映前就备受关注的《赛德克-巴莱》，在去年9月上映后引爆轰动，一时间好评如潮。电影是根据台湾史上著名的“雾社事件”改编拍摄的，宣传时也一直强调“还原历史”。对于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驾驭的题材。所以自己也充满了好奇，想看看以《海角七号》成名的导演魏德圣会如何处理该片可能会触及到的棘手问题。最近我终于有幸欣赏完4.5小时的电影上下集完整版，所以就想写点什么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之前网上对电影称赞已经很多了，所以这次我可能会偏重批评一些。


     剧情开始于1895年，那是许多台湾人命运急剧转变的一年，可是对于15岁的莫那鲁道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那年莫纳鲁道第一次出草，电影展示了他性感的躯体和矫健的身手，两个原住民的首级使他成为了“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台湾原住民的族名，在当地语言中的含义都是“人”，比如泰雅族的“泰雅”，布农族的“布农”，邹族的“邹”，鲁凯族的“鲁凯”，当然也包括莫那鲁道所属的赛德克族的“赛德克”，在该族的语言中这些全都是“人”的意思。原住民这样称呼本族人，却不一定这样称呼外人。他们经常分散成百人左右的小聚落，相同的“人”之间经常因为各种理由彼此残杀。这些原住民大多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清廷称他们为“生番”。他们的数量相对当时台湾人口来说，已经不是很多了。多数原民住已经在漫长的台湾清治史中，逐渐被汉族同化。即使是居住在高山中的原住民，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的“开山抚番”政策下，也已经深受外界的影响。不过就当时的莫那鲁道和他的赛德克族人而言，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与世隔绝的。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要被打破了。

      电影大致是沿着史实的剧情走的。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与日本。1897年一月，日本深掘大尉带领的探察队一行14人在雾社一带被原住民杀害。日方遂对该地原住民实施5年的“生计大封锁”，使其难以获得其需要的盐与火柴。到1902年，平地汉人的反抗相继被拍平，日方开始试图向原民民山区施压影响力。日警在欲强行进入原住民领地时，与原住民爆发冲突，称为“人止关事件”。大概是100多名日军对200多民原住民战士，原住民利用有利地形最终逼退日军。日方失踪3人，受伤16人，日方估计原住民死伤20余人(1)。这些历史在电影都有所反映，所以我们看到可怜的大尉一行夜里看一次樱花，白天还要再看一次。以后电影中还有无数人死前要没完没了的看樱花，不禁令人感慨：现在人没事赏什么樱，不知道樱花看多了会死吗？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原住民开无双，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然相比下集的剧情，这还只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虽然原民住骁勇彪悍机动灵活，并且熟悉丛林作战善于利用地形，但是在现代化的国家军队武装面前，他们的抵抗是很脆弱的。另外，莫那鲁道所在的马赫坡社距离人止关很远，当时并未参战。

     原住民的部落组织在与国家机器对抗时不堪一击。原住民往往分散成百人左右的小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几个相对亲近的部落结成社群，近似于小联盟。部落、社群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原住民的信仰和传统还在部落之间留下了很多矛盾与裂痕。所以第二年，日本人与布农族干卓万社合作，利用被封锁的原住民急于寻求交易的心理，一举诱杀大量雾社赛德克族壮丁，称为”干卓万事件“。雾社赛德克族损失惨重，于是在1906年雾社原住民向日方缴械归顺了。之后日方积极向原住民地区拓展以铁丝、木墙哨所所组成的”隘勇线“，并且利用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以莫那鲁道为头目的马赫坡社，也被日方利用去打击其它部落。赛德克族也试图对日方拓展”隘勇线“行动进行抵抗，于是引发了原住民”奇袭脑寮事件“，结果是原住民各部落在日方的武力下纷纷屈服缴械。到1913年雾社原住民各部都彻底屈服了。日方出于对原住民的怀柔政策，在1911年曾经送莫那鲁道等人去日本参观，这趟旅行也确实让莫那鲁道影响深刻。所以其日后领导针对日本的反抗时，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感。

     1913年之后就是日本人曾经很骄傲的雾社开发史了，似乎一切阻碍日本施加影响力的因素都被清除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被建立起来，表面上开雾社一带已经十分的兴旺发达，但实际上矛盾却已经在底下涌动。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行政几乎全靠警察，而驻在原住民区的山地警察却时常有发配之感，他们的素质也不算高，经常会欺凌原住民。日人自感文明之优越，既不屑于深入了解原住民社会，对其风俗传统也缺乏尊重，一心只想让对方改风易俗。可是在等级种族群体观念深重日本眼中，即使是和化程度较高的原住民也很难获得认同。以日本男与原住民女为主的”和亲“，结果经常是原住民女在日后被抛弃。经济上的压榨和歧视更是家产便饭，从公职到劳工待遇都有群体间的显著差异。雾社地区除了不断征用原民住承担劳役外，给予工钱也只有同类原住民劳工的一半，这还不算工钱被克扣的情况。日方虽然让原住民部落屈服了，却没有瓦解部落组织及其存在的土壤。

     其实这些问题也值得现在的中国人深思：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有没有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呢？例如据我所知，在藏区的汉族学生往往是在学校的汉族班上课，他们既不会说藏语，也没有去学藏语的动力和需求，和当地的孩子还相对较少接触。而在藏区汉民不会说藏语读藏文几乎是普遍情况。汉藏社区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隔阂。政府为了保护草原，禁止牧民放牧的同时只是简单的给予现金补偿。而牧民入城后只是把这笔钱全花在酒肉上，然后就深陷贫困中无法自拔。汉回两族凭借其经济力上的优势，以及文化与人脉上的便利性，很容易就控制藏区的商业与贸易。但是藏区的寺院组织却仍然拥有独立性和强大的组织力。

     总结起来，导致类似的族群冲突的因素无非是经济上的压迫，以及文化上的隔阂与歧视。弱势群体发现自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快速的边缘化。他们看不到自己群体在未来的位置，所以宁愿捡起传统的武器来破坏现存的秩序。很多事未必是政府有意为之，但是如果放任而不去干预，只会任由矛盾恶化而引发不可收拾的冲突。
     
     电影上集从1930年开始的部分，基本上是史实的反映。其完整程度甚至超过了我手上的任何单一资料。几乎所有导致雾社事件发生近因，在电影里都有所反映，不得不佩服剧组认真细致诚恳的态度。与雾社事件相关的人物也一个个悉数登场。或许是因为人物数量太多的关系，魏导没有能够做到将人物关系很清晰完整的展现给观众。以至于我看完整部电影后，要在网上翻出人物关系图，才最终弄清楚了”谁是谁的谁“，而我看的还是4.5个小时的完整版。至于看大陆剪切版的朋友，我只能表示绝望。在表现人物上，一些本该加重的地方被轻描淡写，本该被剪掉的地方却又留了下来。比如像花岗二郎的妻子初子（徐若瑄），魏导在”雾社事件“发生之前的剧情里，几乎没有给她什么镜头。她花岗二郎妻子+塔道头目之女的神秘身世要等到上集结束才被彻底揭开。而早先那个日本妇女抱怨原住民女佣不会干活的镜头（貌似是田中千绘饰演的小岛妻子，但又觉得不像，身份成谜），其实很累赘，是个非常孤立的剧情。当然和下集中的各种雷人相比，这些都还算不上是问题。
    

关于雾社事件的详细介绍可见：http://knowledge.teldap.tw/focus/001005/ws1.htm

(1). 关于“人止关事件”，详见：http://tw.myblog.yahoo.com/jw!uduCo2SGHRYWIzLEAu0T/article?mid=1213

    “据统计被太鲁阁落石砸死的观光客中以日本人的数量为最多，人们纷纷猜测是因为日据时期日本人杀死了大量的原住民，这是原住民祖灵显灵在惩罚日本人。”

    戴着安全帽，战战兢兢地走在铺满落石的公路上，小心而快速地通过燕子口步道，导游那带着玩笑口吻的台湾腔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并没有多想这句话背后藏有怎样的历史。

    在花莲，如今仍然活着的纹面刺青的赛德克人仅剩下六个，都是年逾百岁的阿公阿妈，赛德克族同台湾原住民其他的族群一样，业已丧失其生命力，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安静地讲着故事。在太鲁阁山间博物馆里，我见到了赛德克男人打猎时射的箭，也见到了女人为丈夫和儿子织布制成的披肩斗篷。持着现代文明人猎奇的心态，我用随意而无所顾忌的眼光打量着这些曾经围绕着原始野蛮人群的物品，并没有感到多少兴趣，也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

    老师在课上放电影《赛德克》的时候，我还在宿舍睡觉，后来用豆瓣查了一下剧情，才找来片子想看一看。后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只看完了上部，本来波澜不惊的内心竟然难以再度安宁下来。

    起初我激动于电影里出现的多是我到过的地方见过的场景，除了那雄奇的山谷，繁茂的森林，清澈的溪流，缭绕的云雾，就连日本山地警察住过的房子，我也亲自参观过。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我却变得越来越入戏，逐渐感到电影制作者郑重而严肃的思考。这部仅花了7亿新台币（资金来源包括各种借债）拍摄过程同时经受着自然与人为的考验的电影，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我第一次在现世当代体悟出电影本身的魅力。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

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

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

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

他们走向祖灵之家，

祖灵之家有一座肥美的猎场唷！

只有真正的男人才有资格守护那个猎场，

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

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

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

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

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

‘去吧！去吧！我的英雄！

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

去守护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而真正的女人，是必须要善于编织红色战衣唷，

当她到达彩虹桥的时候，

她摊开她的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茧，

‘去吧！去吧！你是真正的女人！’

守桥的祖灵这么说：‘你的灵魂可以到达祖灵之家！

为自己织一件如彩虹般的衣裳吧！’”

    赛德克族是以打猎为生的山间原始部落之一，祖灵是这些原始部落共同信仰的神灵。这种信仰使他们对自然保有高度的敬畏，每每族里有重大的活动前他们都要血祭祖灵。献祭本身是一种用以摆脱物的功利性的行为，使物脱离人性回归自然。原始部落的物质文明极端落后，对于取诸自然的物质他们不愿意过多的占有，维持己需已达最高标准。此消彼长，原始部落野蛮勇武的举动恰恰表明他们的精神、灵魂与古老神秘的自然紧密相连，是极其强大有力的。

    日本人来了，带着现代文明深刻的烙印，企图教化“生番”。从这充满蔑视的称呼里，就可以看到日本人那以文明睥睨野蛮的心态，他们看重物质文明，在这一方面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也远远胜过了原始人，因此他们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日本人用枪炮役使使用冷兵器的原始人为他们工作，工作内容是改造自然。一棵棵也许矗立了几千年的树木被砍倒，铁路、邮局、商店被建造起来。日本人付给原始人工钱，原始人将钱全部用来卖酒，金钱并不是他们渴望占有的东西。他们渴望的是自由，是回归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山林。

人类由欲望引领，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每走一步都会丢失些什么，欲望却无限扩张，逐渐成为人性最主要的构造。导演重审文明的进程，看到的是比野蛮人的部族之争更为残忍的血腥场面。在与文明的对抗中，赛德克人始终不曾丧失自己的骄傲，他们是山上一棵神奇大树的子民，用尽全力维护自己的部族，有人忍辱负重，有人付出生命。妇女为给男人和孩子省出口粮，集体上吊自杀，她们扔下自己的肉身，带着骄傲的灵魂先回到祖灵之家，等待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归来。个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显得过于轻微，因为他们看重的是整个族群的荣誉。赛德克人亦同其它原始部族一样，有着让他们真正感到骄傲的信仰与习俗，有着让他们真正敬重的领袖与长辈，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嚎叫他们饮酒的方式中，看不到因私欲产生的狭隘阴暗的痛苦。

文明呢？文明滋生出军国主义，现代军人在他们概念中的“生番”面前显得异常脆弱。先进的兵器、占据绝对优势的人数无以遮掩军人们的脆弱，因为这种脆弱来自人的内心。糜烂型炸弹出现的时候，文明彻底撕破了虚伪的外衣。炸弹在森林中炸响，燃起了片片的火光，被“生番”重伤而垂死的日本军人呻吟着：“好漂亮……好漂亮……”火本是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如今却被文明用于毁灭自然、毁灭最接近自然的人类，文明是以此为美的。

“谢谢你们女人孩子，成就了部落男人的灵魂。”莫那鲁道在打死那些所剩不多的女人和孩子时如是说。女人听从头目的命令用手捧着口水擦净脸，青色的图腾显得愈发清晰，枪响了，这个族群不能忍受背弃自己的祖灵而苟活下去。

“听说你的家人在运动会时全部被害了，我们会给予报复的。”日本军官对小岛如是说。小岛个人的报复同日本帝国对台湾宝藏的觊觎一样，皆为私欲。最终他们赢得了战争，却输了骄傲，输了幸福。

“我们在山里追猎，我们在部落里分享，我们在溪流里取水，愿我为此献出我的生命”赛德克人输了战争，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为他们相信祖灵的庇佑，他们将在彩虹桥上守护那片美丽的猎场。代表现代文明的日本人呢？他们已经驾驭不了自己的欲望，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被欲望引领至何方。

“溪流啊！不要再吵了，

祖灵鸟在唱歌了，

请唱首好听的歌吧！

为我们的族人唱，来自祖灵的歌，

愿我也献出我的生命，

巨石雷光下，彩虹出现了……”

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被引领至何方。

    电影拍的并非没有缺点，只是已经没有提的必要，这篇评论也许偏颇，因为我已经不想追求客观。二十年生命中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走中庸之道维持客观的人，早晚要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最后感谢导演，以及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