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龙吟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司马懿在洛水边打了一遍五禽戏，把那只养了一辈子的 “心猿意马”给放生了。

这只王八真是全剧“题眼”和这部剧中的司马懿一生的注释。

历史是一件很难用“真假”来做评判的事，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

Most of history is guessing and the rest is prejudice

大部分历史是猜测，而剩下的都是偏见

“戏说”反而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达。并且“戏说”经常会结合当时当下的社会境况，做出符合某段时期现实的不错的改编。“三国演义”本身也是对三国那段历史的著名“戏说”。

只要“戏说”的成品能被市场接受，符合新形势下的表达习惯，并且有思考有态度，一样可以成就佳作。《军师联盟》这部剧，以电视剧的标准看，在质量、口碑、市场方面都是成功的。

剧里的司马懿从年少时的清风朗月，到年老的果决狠毒，人物的塑造颇为丰满，一系列的转变都呈现得颇为完整，在这部剧中都能自圆其说。安排这样的转变，会增加整部剧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张力，增加可看性，是戏剧创作的手法。

尽管这部剧按《晋书》的说辞极力美化了司马氏，但安排详尽的针对人物性格的演绎，并非就是为了洗白。既然是以司马懿为主角的传记式戏剧，对于一个遥远历史中的还留有那么多想象空间的人物而言，这样的创作和塑造是无可厚非的。

窃钩者诛 窃国者侯

但中国的史学历来是儒家逻辑，西晋后来五世而亡、骄奢淫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里头的故事精彩刺激得无法拍剧播出），都被归咎于司马氏根基不牢篡位不忠的罪名上头。

其实滚滚长江东逝水，是非成败转头空。王朝的建立和覆灭，缘由哪有那么简单。对“司马老贼”的翻拍，未必是想翻案，只是提供一些看待人物和那段历史的新视角。

这个版本的司马懿好歹告诉了我们：遵医嘱早养生 喂王八得长寿

这是玩笑。

只不过看到很多人一定要揪着不是“历史正剧”来给它打一星，显摆下自己知道史实，也是挺无语。符合当下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往着良善方向的创作，就是“聪明”且“善良”的作品。电视剧集艺术、文化、商业、政治等因素于一身，其创作是有导向和取舍的。

例如剧中司马懿对他老婆张春华的态度，鹣鲽情深白头到老，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不可能是这样的，史书的记载也很残酷。但在一夫一妻制的现代语境下，编剧往这个方向走，就是很好的迎合和引导。他们难道不懂得观众说的所谓真实？他们选择做这样的处理，正是聪明和善良之处。（豆瓣首篇热评“看完这部剧后我宽待了自己的人生”，评者提到自己对老婆态度的转变，就是此剧这种处理方式的一个小善果）

例如为了丰富司马懿的人物性格，加了贴身侍从“侯吉”很多戏。侯吉从小跟着司马懿，直到司马懿权倾朝野七老八十，侯吉还是如年轻时那样喊司马懿“公子”；侯吉跟着司马懿上战场，伺候起居认真烧饭做菜，不论战事再慌乱司马懿也认真吃饭；侯吉最后骗他“我把那只王八宰了”，俩老头打了一架，最后司马懿发现“王八”没死，侯吉说“我要杀了它我不就成了你”。这一个人物是为立体化司马懿打的阴影，加这一个人物，就丰富了“老贼”的生活和经历，展示了朝堂权谋下的另一副面孔与智慧。不论这人物的原型是否存在，这样的创作都很精简独到且正面耐看，不存废笔。

有些人说这是没有史观，这是在为司马氏一族翻案。看看杀曹爽那一集，特意花那些篇幅展现权争屠杀的残忍，看看红衣司马懿狠辣的面部表情与眼神，看看对司马昭的刻画，当面都敢把杀夏侯徽的锅甩给他爹“你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爹叫我做的”。没人能否定司马家的权欲野心，其乐融融的日常、口必称“臣忠心仁义”，不代表就是翻案，而是对人心人性的揭露。开口言忠的司马懿究竟在想些什么，观众就看透了么，剧中的几代君王彼时都说他们没有看透。

可能因为熟悉三国的史料，不会受一部电视剧影响就完全改变对某段历史的观点，却看到了“历史新编”的有趣之处，无减有增。在此基础上，我不觉得此剧是刻意洗白，而只觉得是做了取舍。

电视剧不是史学研究，而是用于大众传播的娱乐作品。作为“高于历史”的电视剧创作，这部剧挺成功的，塑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司马懿，激起了人们对那段历史新的兴趣，开启了不同的观察人物的视角。有消遣也有乐趣，还有“好歹我也是在看历史”的虚假满足，却又收获了体察人心人性的深度。

创作的幸福感真是饱满又令人艳羡。

（不喜欢这部剧的“戏说”，去看自己认为的“正说”就行了，史料、小说、影视剧……可供选择的产品很多）

曹叡女装画母：“娘，别走！”

“月球表面”、“女装大佬”、“疯狂恋母”，大概是许多观众对剧中曹叡（刘欢饰）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刘欢饰演的曹叡是《虎啸龙吟》里最出彩的人物之一。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第三》的记事记言，主要着眼于曹叡一生的主要功绩，如拒诸葛、退孙权、平辽东等，也记载了其晚年（虽然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大兴宫殿的奢靡之举，陈寿如是评价：“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雕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页。）这里，陈寿认为曹叡既有明君风范：深沉刚毅、善断有识、率性而为；又有昏君行为：大兴土木，置民生凋敝、国家分裂于不顾。裴松之注引孙盛语，更是称赞曹叡“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至概焉。”（附赠彩蛋，仍是裴松之注引孙盛之语：“魏明帝天资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嗯，“天资秀出，立发垂地”，果然有“女装大佬”的潜质；等等！还有神马毁三观的东西，“口吃少言”，难道曹叡应该这么演吗：“好…好…好一……一…一…一个……忠…忠…中二少年？”）如此一位“开容善直”的仁德开明之君，怎么就成了剧中一言不合就杀画师、穿女装的变态皇帝呢？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书仅仅是对历史的书写，永远不能代表历史本身。此外，古代官方史书基本只侧重于记载重大事件，而极少关心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除去大兴土木反常之举（相较于其勤政开明，大兴土木确实显得有些反常）外，读《三国志·魏书·后妃传第五》，亦可发现曹叡的某些乖戾举动。据《后妃传》记载，曹叡宠幸郭皇后（明元郭皇后，即支持司马懿高平陵之变的郭皇后）之后逐渐冷落毛皇后，游后园，召集才人以上的妃嫔开宴寻乐（“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唯独不请毛皇后（“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事后，毛皇后仍然得知了此事，醋意顿生，便反问：“昨天在北园游宴，玩得很爽（曹爽的爽？！）吧？”（“昨日游宴北园。乐乎？”）曹叡听闻后，知道有左右宫人泄露此事，盛怒之下，处死十余人（“所杀十馀人”），还直接将毛皇后赐死，但照旧加谥，葬在愍陵（“赐后死，葬愍陵”）。（参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页。）

看《虎啸龙吟》曹叡女装扮母的时候，也许有必要脑补《军师联盟》的甄宓。

文德郭皇后（郭女王，即剧中郭照）又是否为曹叡下令所杀呢？《后妃传》仅载“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三月庚寅，葬首阳陵西。”（[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史家常为尊者讳，所谓“内大恶讳，小恶不书”，陈寿极有可能有所避讳。裴松之注引列举了两种不同于《三国志》的说法。其一为《魏略》，郭女王自然死亡，但下葬时被“披发覆面”：“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其二为《汉晋春秋》，郭女王被逼杀，下葬时口含米糠、以发覆面，正是《虎啸龙吟》采用的说法：“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如同赐死毛皇后之后仍为其加谥，剧中情形——曹叡先赐死郭太后而后加谥厚葬、以“病逝”入史册——大概具有一定可能性。

无论是因左右泄密、皇后吃醋便大开杀戒，还是将得宠于父皇的郭太后赐死，抑或是剧中虚构的女装画母、斩杀画师（第二、三集），究其原因，或都与曹叡不幸的童年经历有关。童年，母亲被父亲赐死，自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幽暗记忆，无论理性如何克制，如何成年后如何“沉毅断识”，恐怕都无法摆脱那段苦痛回忆。母亲去世后，曹叡又一直生活在父亲曹丕的父权压抑下和宫廷斗争的恐怖氛围中。“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裴松之注引《魏末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6页。），这不仅是对幼鹿的同情悲悯，更是内心深处的战战兢兢，正如剧中曹叡继位前的担忧：“他杀了我娘，他会不会把我也杀了？”（第一集）这种不幸经历造就的性格，难免敏感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免产生浓厚的恋母弑父情结。之所以处死泄密的宫人（即使仅泄露了生活小事而非军国大事）和“善妒”的毛皇后，大概正是因为曹叡厌恶被监视控制的感觉（大概也因此更加懂得驾驭臣下，而始终提防自己被权臣操纵）。赐死郭太后，则或是将对父亲的怨恨投射到郭女王（被父亲宠爱）身上，也饱含着无法挽救母亲性命的遗憾、愤恨和无奈：“我娘死了，她现在一个人在坟墓里，口含米糠，以发覆面，好凄凉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千里迢迢闯宫面君去救她呢？这么多年，朕恨自己，朕恨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自个儿的亲娘。”（第二十四集）

美国德裔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爱的艺术》里指出，纵欲是人类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方式，但仅仅只能在纵欲之中短暂地逃离孤独（参见[美]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1页。）。曹叡晚年大兴土木，大概也是为了摆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不安吧。幸而剧中还有大内官辟邪的陪伴（《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中明文记载了辟邪这一人物：“既从刘放计,召司马宣王,自力为诏,既封,顾呼宫中常所给使者曰：‘辟邪来!汝持我此诏授太尉也。’辟邪驰去。”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尚可在深宫中相互取暖。

曹叡是一位励精图治、沉毅善断的明君，也一度是大兴土木乃至滥杀无辜的暴君，但更是一位从小失去母亲和母爱的普通人。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和女儿（曹淑，早夭）；他可以命人建造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室，却始终无处安放自己心中的孤独与恐惧。

曹叡，一代英主，他可以拯救战火侵袭、贪狼窥伺的大魏天下，却无法救回自己的母亲女儿。

空城计新解：空城不“空”

诸葛亮空城计，并不见于陈寿《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但裴松之注引《蜀记》提及了晋初郭冲向扶风王司马骏所列举的“条亮五事”，即有关诸葛亮的五个传说，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9页。）。

裴松之认为“空城计”的传说不可靠，其理由有四。其一，司马懿不可能在场。“郭冲三事”指出当时诸葛亮正屯兵阳平，但按照《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屯兵阳平之时，司马懿尚在担任荆州都督、镇守宛城；及至曹真去世后，诸葛司马方才双雄对峙。即使曹叡曾经派遣司马懿自宛城由西城伐蜀，但正值大雨，未果，实际上并未交兵。这前后，在阳平也没有任何战事记录。（“亮初屯阳平，宣帝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魏尝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其二，司马懿可以屯兵相持，而不必撤军。既然司马懿有二十万众，我众而敌寡，完全可以围而不攻，设防对垒。（第就如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其三，诸葛亮生性谨慎，断不会贸然铤而走险。（“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冲言，顿使将重兵在前，而以轻弱自守乎？”）其四，郭冲对话对象是晋扶风王司马骏，不太可能在一个诸侯王面前曝光其父的不光彩历史。（“且冲与扶风王言，显彰宣帝之短，对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风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书举引皆虚。”）

总之，空城计的故事不可信，大概今人已达成共识。但经后世罗贯中《三国演义》、京剧《失空斩》的精彩演绎，空城计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诸葛亮的标签之一。《虎啸龙吟》第九集则将这个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进行了现代解读。其实，“养寇自重”的观点并不新鲜，《虎啸龙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合理解释了司马懿退兵的原因（担心被鸟尽弓藏并祸及家人），更透过这个故事呈现了司马懿的内心冲突。剧中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其实也正是司马懿两重人格的对话。一重人格如同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国家、君主忠贞不二，甚至为忠君报国可以舍身取义。还有一重人格则如众人眼中的司马懿，鹰视狼顾、韬光养晦，内心深处欲望骚动，不仅希望家人平安，更渴望至高无上的荣耀：“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此刻，诸葛却倏然显形为老年司马：“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司马望的是时间，更是自己的忍耐：“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我跑过了武帝，我也跑过了文帝，但，我总是跑不过、跑不过我自己心里的恐惧。”这个故事里，司马懿败给的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潜藏在心底的恐惧与欲望。城里空空如也，但司马懿心中却早已埋伏了重重杂念。

一个优秀的故事不仅在叙述故事本身，更在表达一个思索、展现一个困惑，从而触及人心。《虎啸龙吟》里的空城计新解做到了。

司马懿听到的不仅是诸葛亮的琴声，更是自己的心声。

诸葛贬“益州人”李严：蜀汉政权的内部矛盾

同在第九集，诸葛亮政敌李严出场，并自称“我是益州人”。其实，李严并不是益州人，而是荆州南阳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尽管李严不是益州人，但却可被视作“益州集团”的代表，与作为外来势力的刘备集团相对。这个“益州集团”所指乃是刘焉、刘璋父子所创立的政治集团，但刘氏父子也非益州人，而同样是荆州人，乃江夏竟陵人（参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

关于李严与诸葛亮的矛盾问题，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0~207页。）给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实际上，在刘备入川前，益州就活跃着两大政治阵营：一为益州本籍官僚地主，这其中又可分为两股势力，即“原仕洛阳、后随刘焉回籍的益州官僚”（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和“仕于益州的本籍豪强”（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分别以赵韪、贾龙为代表，彭羕、黄权、秦宓等亦都是益州人；一为东州官僚地主（主要来自荆州、三辅），以刘焉、刘璋父子为代表，李严、董和、刘巴、法正、孟达等则都是由荆州、三辅入蜀仕于刘璋的“东州”人。刘焉“欲避世难”（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6页。），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为益州牧，入蜀后，由于益州本地官僚势力较为单薄，便皆依附与刘焉，与其相互依存，但二者矛盾却依旧没有真正消除。贾龙先为刘焉所击杀（“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见《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7页。）之后，刘璋继任益州牧后，赵韪又发动了一次叛乱，但终为部下所杀：“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第一》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8页。）叛乱平息后，东州官僚集团和余下的益州本地官僚集团达成和解，最终联合为一支较为稳定的政治势力，即与其后入蜀刘备集团相对的“益州集团”：“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刘璋迎刘备入川后，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两阵营间便自然形成了客主之分和新旧之争。早在张松向刘璋建议邀刘备入蜀之时，黄权便预料到了两大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19页。）由于刘璋昏庸暗弱，益州集团中的多数官僚都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但刘备征服刘璋后，刘备集团、益州集团新旧两股势力的分野却仍然存在：“刘备征服刘璋，刘璋部属全体进入刘备阵营以后，客与主、新与旧合流，其分野实际还存在，不过不再是军事上两个营垒的区分，而是政治上两个派别的区分……在当时矛盾还不显著的情况下，两部分人的区分并不整齐，政治态度也不完全一致。同是刘璋旧属，有些人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刘备，例如来敏、李邈、刘巴等；多数人则不公开反对，等待形势的变化发展。”（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

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深知需要调和阴阳、平衡矛盾：“刘备通过设官分职，力图使各种人，主要是刘璋旧属，同新人一起，各得其所，彼此相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3页。）一开始，董和作为益州集团的代表，被刘备征辟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交欢。”（《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董和性情谦和，与诸葛亮勠力同心、关系融洽，诸葛亮谓其：参署七年，事有不至，来启相告。”（《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3页。）

“逸群之才，英霸之器。”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重，其时董和已卒，临终前便将托孤重任交与诸葛亮（时任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和李严（时任尚书令），两人分别作为刘备集团和益州集团的代表。李严被刘备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同年（建兴元年），刘备病逝，刘禅登基，改元建兴，诸葛亮与李严又分别受封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和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诸葛亮极力维护新旧势力的和谐关系，但只要存在客观上的利益冲突，矛盾便日益积累激化：“但是，形势在发展，利益有冲突，新人旧人的矛盾日益增长。敌视旧人者嫉妒李严，不服新人者攻击诸葛亮。新人旧人矛盾明朗化，几年之后演化为诸葛亮与李严的公开冲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4页。）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发兵汉中，李严得知此事后，移镇江州（巴郡治所，今重庆），留护军陈到驻守永安，统属江州、永安。如此，李严“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5页。）原本，李严与诸葛亮一同受命为托孤重臣，本应与诸葛旗鼓相当，却只得居永安为外镇，无法实际参与朝政，“统内外军事”也沦为一纸空文。李严心中不平，便退而求其次，力图以江州为据点，与在成都辅政的诸葛亮东西分治理：“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他与孟达的通信内容也颇为微妙，显示出其偏居江州的不满：“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页。）他甚至似不怀好意地劝进诸葛亮受九锡、称王。

一直以来，诸葛亮始终试图平衡益州新旧两股势力的关系，以此维持蜀汉政权的稳定。对于为一己私心而挑拨是非者，无论新旧，诸葛亮都不会姑息。刘备集团的廖立（“新人”），不甘心屈居于李严之下：“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贰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2页。）他因挑拨是非，而被诸葛亮废为庶民、徙汶山郡。益州集团的来敏（“旧人”），亦常在群僚中制造事端，故被诸葛亮调离虎贲中郎将的重任、改任为军祭酒、辅军将军随诸葛军北伐。面对李严的数次挑衅，诸葛亮积极回应，同时也适度让步：建兴八年，魏大司马曹真率领三路向汉川伐蜀，诸葛亮命李严率军两万人奔赴汉中，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此语来自诸葛亮上书刘禅的奏表中，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诸葛亮为安抚李严，便上表推举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以“典严后事”。这里，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便是为了防止他在益州东部坐大、最终割据一方，当然也没有理会李“欲为巴州刺史”的要求，作为让步，诸葛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坐镇江州。但二人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趋于激化。

建兴九年，李严（此时已改名为李平）为祁山蜀军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李平，即李严）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军退。”（《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4页。），最终导致诸葛被迫退军。这个事件在《虎啸龙吟》一剧中也得以呈现（第十七集，在之前的第十四集加入了柏夫人游说李严的杜撰戏份）。电视剧误将李严作为“益州人”，大概是为了表明李严先于刘备、诸葛亮入蜀的“益州集团”代表人身份，尽管李严是荆州人（荆州南阳人）而非益州人，但李严和诸葛亮分属不同政治集团且冲突矛盾不断，却是史实。据《三国志·蜀书》第十卷《李严传》（见《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3~594页。）记载，在缺粮退军这一事件中，李严多有反常举动，先是诸葛军退后，十分惊讶，反问诸葛“军粮饶足，何以便归”，陈寿认为这是为了推卸责任，“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衍也”；之后又上书刘禅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最终，诸葛亮以李严前后手笔书疏为证，上表刘禅废黜李严为庶民、徙梓潼郡。田余庆先生认为此中原委比《三国志》记载更加复杂，真相难考：“陈寿、常璩书中所载废李严事情，当是据《诸葛亮集》资料写成。但是今存这些，看来都是诸葛亮之词，没有李严一面的资料，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考定了。”（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0页。）也许其中有诸葛亮将计就计的成分。不过，根据时人对李严的评价判断，李严此人确有性格缺陷，《三国志·蜀书》第九卷《陈震传》载诸葛亮与蒋琬、董允书：“孝起（陈震字孝起）前临至吴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6页。）李严被废时，竟有二十余位大臣与诸葛亮联名上书，从中大概窥见其人缘。

诸葛亮废李严，当机立断，大体应当是诸葛亮稳定国内政局的一次有力举措，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英霸果决。有观众认为剧中演绎的诸葛亮废李严，将诸葛亮塑造为了一位曹操般的权臣，以为不妥，笔者以为不然。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绝不能仅有忠贞贤良，而同样需要雷霆手段，如此，才能有力维系政权内部的平衡稳定，从而使上下一心、共御外敌。《虎啸龙吟》能够通过诸葛亮废李严表现诸葛身为辅政相国的“英霸之器”（陈寿评诸葛亮语），正是对诸葛亮形象的丰富，而绝非“抹黑”。

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与绝望

《虎啸龙吟》一剧中最富争议的桥段，当属第二十一集，“司马懿女装读《出师表》气死诸葛亮”。笔者并没有看出诸葛亮是因心胸狭隘而被司马懿气死，我所理解的，是诸葛亮见自己的“巾帼之计”未果、司马仍按兵不动，又自知来日不多，深感绝望；加之司马懿读《出师表》提醒自己“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深知自己已无法亲自北定中原而有愧于先帝重托，一时激动，吐血倒地。这里，“受刺激”确有，但心胸狭隘性质的“受气”却无，故并无恶意抹黑诸葛亮的成分。许多观众将该情节理解为“司马懿气死诸葛亮”，主要原因大概有二。首先，一些观众受《三国演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影响，容易将该情节理解为“气死”。其次，有观众指出，剧组官微上的剧情简介上写明“司马懿气倒诸葛亮”的类似字样，我曾见过截图，但当时没有保存，此外优酷剧情简介上写的是“受刺激”。即使剧组写为“气倒”（这样写大概也是为了博人眼球，属于一种“营销手段”），对“气”亦可有不同解释，既可是“心胸狭隘”之贬义，也可是“备受刺激”之中性。这里，这些观众大概没有仔细品读剧情，反而拘泥于自己的刻板印象或网络对剧情的语言概括，恐怕本末倒置。诸葛亮既是足智多谋、忠诚贤明的一代良相，但更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只能欣赏诸葛亮的品行才干，而无法接受他的脆弱无奈，这不是对诸葛亮的尊敬，而是对他的苛责。

如果说剧中第九集空城计的司马诸葛对话，实际上是司马懿的内心独白，那么二十一集司马懿渭水畔诵读《出师表》以及其后的司马、诸葛隔空神交，则是卧龙、冢虎二人的一次坦诚交心。剧中，司马懿朗读《出师表》，内涵大概有二：其一，自然是腹黑攻心（也回击了诸葛亮的巾帼攻心计），欲以此刺激诸葛，挫败其北伐信心，使其绝望：“我就是老王八老乌龟女装大佬臭不要脸，就是龟缩不战，你奈我何，你倒是来北定中原啊”；其二，则是以此表明对诸葛的尊敬与理解，故而剧中司马懿读罢，向诸葛深鞠一躬。司马懿理解诸葛亮的忠诚、执着：“丞相可真是痴心人，也许我比丞相唯一的聪明之处，就是我从不执着。但我明白你的心，设身处地，我没办法比你做得更好。”剧中的冢虎卧龙二人，司马懿偏向现实主义，着手眼前，一心守护家人的平安和国家的稳定；诸葛亮则偏向理想主义，遥望未来，执着于实现汉室复兴、政通人和的理想。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剧中，诸葛亮在执着追求理想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了“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悖论以及现实的无可奈何。“理想”往往浸入了人类的美好愿望，是对现实的美化与超越；而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又难免需要直面现实并通过参与现实来进行抗争，由于直接与现实接触，故而这些抗争本身便往往包含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实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如剧中司马懿所言:“若生铸剑为犁之心，需有平复刀剑之力。”第十七集，诸葛亮在汉昭烈帝庙前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主公，亮错了吗？我五次兴兵，耗尽益州财力，陇上多战死之骨，田间尽思亲之妇。亮辅佐主公起兵之时，为的是太平，是一统啊！谁又能料到，竟然事与愿违至此。然而，大汉偏安，若不收复长安，则迟早为魏吞并。亮日日夜夜，未敢一刻松懈。主公啊，你告诉亮，何为对，何为错。”诸葛亮想恢复的并不只是大汉的名号，更不希望恢复一个灰飞烟灭的朝代，他想恢复的是“百姓心中政通人和、太平强盛之世”。但“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现实告诉孔明，首先要做的并不是追逐遥远的梦想，而是以攻为守，使自己的国家免遭灭国之灾；于是他“六出祁山”（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两次出兵祁山，七次向曹魏用兵，其中一次为防守且魏军因持续大雨封路撤退，一次仅遣偏师，故共五次率军北伐）、连年北伐。同一场北伐战争，站在不同视角观察，便会生成不同性质:于战场阵亡将士和闺中守寡妇女而言，战争是灾难；对于魏国的将士和百姓而言，蜀汉屡次兴兵，又是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但对于诸葛亮而言，这大概是他守护国家、践行承诺和追求理想的唯一方式，尽管他也一再怀疑，这究竟是执着还是执迷。也许任何理想都有一定的“执念”成分，而偏偏又是这些我们无法放下的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

《三国志·蜀书》第五卷《诸葛亮传》（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3~554页。）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容貌甚伟”，又说他年少意气风发，常自比管仲乐毅；裴松之注引《魏略》谓诸葛孔明好读书而不拘泥于对书本本身的精熟，而善于“观其大略”。皆云“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我看来，少年诸葛，长身玉立、白衣如云，天资聪颖，性情通达，潇洒不羁、不拘俗流。也许他在出山时，曾想象自己辅佐刘备平定乱世后，事了拂衣、归隐林泉、云游山水；不想挥扇一去，二十余年，昔日的年少轻狂如今已消磨为一生谨慎；可惜天地不仁、命不由人，出师未捷，星陨五丈原。

似乎在许多人心目中，曹魏与蜀汉，不仅一直以来有“正统”之争（此处东吴很受伤，总是被忽略），更分别代表着现实主义的政治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曹魏君臣明于利害，曹氏三代与司马懿父子之间，似总有相互猜疑和各怀心思，一方面都利用着对方的价值：君主利用臣下维护统治，臣下利用君主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则又都提防着对方的威胁：君主提防臣下反客为主，臣下提防君主兔死狗烹。蜀汉君臣则言于仁义，刘备父子与诸葛亮之间坦诚相待:君主对臣子倾心相信，臣子则对君主倾力相报。然而，我想真实的情况都暧昧而复杂，曹氏三代（尤其是曹丕）与司马懿之间，大概总存有几分真情；而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在说“君可自取”时，或也在用这句话试探诸葛的忠心，以最大的信任使得诸葛全无自立的正当理由，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也确实不复设丞相一职（大概感受到了权臣的潜在威胁性）。或许，真假美丑，朦胧相杂，才是真实的现实历史。

司马懿的“心猿意马”：什么是“人心”

司马懿宠物乌龟“心猿意马”贯穿剧情始终，大概是剧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且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乌龟“心猿意马”出场于《军师联盟》第六集，这一集，司马懿张春华夫妇携家人郊游，偶然遇到了这只乌龟；也在这一集，司马昭抓周，先抓笔，后抓棋，司马防笑言：“以后可别黑白不分。”“心猿意马”的出现，象征着司马懿心中的欲念涌动：虽然表面上称病避世，实际上又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这在《虎啸龙吟》第九集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神交中得到了映证，司马懿说：“我曾经轧断过我自己的双腿，那天，我跟我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再站起来，我要跑过所有人……”《虎啸龙吟》第八集，司马懿得知马谡在街亭的扎营地点后，意欲抢功，准备连夜进军，临行前侯吉帮司马懿带走了“心猿意马”。这或许在暗示司马懿的争功之心。《虎啸龙吟》第十九集，火烧上方谷。在这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次子司马昭唆使郭淮贸然率军追击蜀军，误入诸葛亮在上方谷中布下的埋伏圈。司马懿闻讯后率军救援，诸葛亮发动火攻，司马三父子被淹没在火海之中，所幸天降大雨，幸免于难。在此过程中，司马懿身中一箭，但被藏在铠甲下的乌龟“心猿意马”挡住，毫发无损；撤军之时，司马懿拿出“心猿意马”，向诸葛亮炫耀成功撤军（然后立刻被打脸，万箭齐发，还好司马老贼躲得快，不然就提前杀青了）。这里，“心猿意马”或有两重隐喻：第一重，隐喻司马懿的私心，为救儿子，不惜连累三军；第二重，则或象征诸葛亮内心的动摇，因司马懿的父爱而心生怜悯。正是司马懿的“心猿意马”让自己身陷险境；同样，也正是诸葛亮的“心猿意马”让司马懿化险为夷。最后一集，侯吉给司马懿端上“心猿意马汤”，诈称已将乌龟炖汤，司马懿勃然大怒，欲杀侯吉。这或在象征司马懿无限膨胀的内心中隐藏的无限脆弱，而正是侯吉通过“炖汤”点醒司马。全剧的最末，司马懿在水畔将心猿意马放生，代表他已开始放下执念、收敛欲望，重归安宁。

“执刀人”司马懿，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心底的恐惧。

依依东望，望的，究竟是什么？剧中一共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的抱负；望的，是毕其一生的荣耀；望的，是毕其一生最大的成就。”“依依东望，望的就是毕其一生；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首先，依依东望，望的，是“抱负”、“荣耀”和“成就”，这些大致指涉世俗层面的功业以及心理层面的强烈欲望。其次，依依东望，望的是“毕其一生”和“时间”，这可以是现实层面的忍辱负重、等待良机，“那时走与此时走，有什么分别”，时间可以成就一切；也可以是哲学层面的命运，“天意终究会吞噬你我之中的一个”，时间同样可以毁灭一切。“这时走与那时走有什么分别？”也许，没有什么分别，最终都起于无而归于无，有始有终，无始无终。

最后，依依东望，望的是“人心”。“人心”，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是政治层面的“笼络人心”和“民心所向”。这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解释。这一层，也大概与《军师联盟》第一集司马懿对《咸有一德》的理解相呼应：“天命无常，为君者应当经常修德，才可保住君位；若停止修德，便会失去君位。”这里，保住失去的不仅是君位，更是“人心”（“民心”），而修德所修的实际上也同样是“人心”（人君的“内心”）。由此引出第二层。

第二层，便是心理层面的“内心”，即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既创造了人类，也吞噬了人类；既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同时又束缚着我们的自由。“自我”、“自我意识”原本就具有虚幻性质，是人类臆造的想象物，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却往往反被希望掌控一切的这种自我意识所操控。这种自我意识趋于膨胀时，便形成了我们的欲望与执念。剧中，司马懿希望跑过曹氏三代、跑过诸葛亮、跑过曹真曹爽父子、跑过所有人；他希望不再做别人的手中刀，而争取成为执刀人，总之，他厌恶被操控，而渴望控制一切。最后，他熬死了曹氏三代，敌国对手诸葛亮和国内政敌曹真也先于他而故去，最终还一一消灭了曹爽、丁谧、何晏、王凌等政敌。挟天子而令诸侯，已然位极人臣。这时，他却发现他可以用刀剑杀死无数敌手，却无法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发现他在操控天子、操控朝政、操控他人性命的同时，也在为内心的欲望和恐惧所操控。正是欲望驱使他争夺权力，恐惧促使他一再杀人。他曾和那么多人为敌，到头来，不过是在和自己的内心相处。这是更深层次的人心。

第三层，则是哲学层面的“交心”，即从上一层的自我出发，延伸为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第一层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于政治性和社会性，这一层则着重于哲学性和心理性。人人都渴望真心，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却都希望对方首先给予真心；任何一方都担心，一旦自己率先袒露真心，便可能让自身受到伤害，于是谁也不愿首先付出真心；于是，双方都开始隐匿真心，开始说谎，最终开始了尔虞我诈的恶性循环。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难以率先主动向对方交付真心。剧中，曹丕和司马懿本是同甘共苦的好友，却因朝堂政治君臣相疑。曹丕既欣赏司马懿的才干与抱负，又担心后者的志向与才华会威胁曹魏政权的统治。这种不信任延续到了曹叡身上。曹叡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母亲被父亲赐死，看惯了灭绝人情、冰冷残酷的宫廷斗争。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难以轻易相信任何人，或者他最相信的是人对权力的贪恋。为什么贪恋权力？大概还是因为恐惧，因为缺乏安全感，于是蜷缩在权力中，而躲藏在强权之下的是脆弱。司马懿在曹氏三代的压抑之下，逐渐走向权臣之路，同时也走向一条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爱妾柏夫人）的孤家寡人之路。其实，司马懿的初衷，不过是想保护家人，在家中，和家人欢颜笑语、倾心交谈，简单而欢乐。我们都渴望真心，却都不愿相信对方的真心，不愿首先主动付出自己的真心，于是我们只能远离真心。而诸葛亮的伟大，在于他有勇气去相信刘备对他的信任，哪怕“君可自取”只是一句帝王心术的谎言，他也宁信其有，从而奋不顾身，用其一生兑现承诺。往往，我们相信什么，就能创造出什么。

“去吧，我的心猿意马。”望向澄明的水面，司马懿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剧末，司马懿放下了心中的执念，也向天地山川敞开了闭塞已久的心扉。

个人原创《军师联盟》剧评：《<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这场戏最高潮的阶段：父子三人正式对峙。

话说司马懿和司马昭父子两人在房内垂泪。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一个在片花里出现过但是在正片里被剪掉的细节。司马懿这时伸手想要摸儿子的脸，司马昭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小动作很微妙，因为司马昭避开之后司马懿喝了一口酒（水），并摔碗为号召唤司马师进场。显然这个小动作对司马懿的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呢？由于剪辑的缘故，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小动作做出时的具体情境和前因后果（也许之前两人交流了些什么）。但这不妨碍我脑洞大开地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司马懿摸儿子脸看起来似乎是想拭去儿子的泪水，但实则表示：你既然都招了就自行了断吧——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司马懿虽然不想杀儿子，但应该是暗示儿子需要做些事情来表示自己的忏悔，很大可能是想让他放弃自己得来的权力。司马懿此时还是想给儿子一个台阶下的：如果你态度良好，那我就不召你哥进来杀你了。然而司马昭怎么肯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力，他避开父亲的手，略带些不甘和倔强：不要，我不要这么做。司马懿终于明白这个儿子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终于狠下心来喝了口酒（水），怒而一摔。这时房门打开，关键人物终于登场——执剑独立的司马师缓缓走进来，压轴大戏开始。

从配乐的连贯度来判断，司马师进场这个片段应该是删减了一部分，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司马师此时是说了些什么。不过很细节的一点是当司马师走进来的时候，司马昭在房间的位置发生了改变：他从面对父亲的正坐变成对着哥哥跪到了侧面，而且是趴着的。不难想象，司马师的入场是很令司马昭意外的，着实把他吓得屁滚尿流（话说全剧看下来我还没见过司马昭这么狼狈的样子）。司马懿在这一幕估计已经猜到长子的选择了，因为埋伏的兵都不见了。他问了一句：“人呢”。司马师回答“他是我弟弟。”此刻所有人，包括跪倒在地的司马昭已经明了戏的结局：司马昭得救了。接下来的戏码又有些真假难辨了。虽然得救，戏总要演下去，司马昭匍匐过去跪求兄长饶命，他的忏悔我相信一部分是真的，他是真的觉得对不起兄长。尽管早就选择原谅弟弟，戏还是要演一下，司马师痛心疾首地斥责弟弟的忘恩负义（其实他昨晚早就在心里问候弟弟一万遍了）。

也许一般的狗血桥段接下来会这么演：司马昭不停地求饶，司马师饱含热泪选择原谅弟弟。但是如果这么演，就不是我愿意花几万字来分析解读的神片段了。接下来剧情突然峰回路转。司马师痛责：“为什么把你养成了一头会吃人的狼？”不断求饶的司马昭突然站起身来，附在兄长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怎么不知道这一切是爹让我干的。” 许多人对这句突然冒出来的话十分诧异，通常解读是司马昭乘机挑拨司马懿与司马师的父子关系，试图将杀害嫂子的祸水引到父亲身上。我的看法不尽如此。司马昭在挑拨么？有那么点意思。但更大程度上他是在挑衅。请大家注意司马昭跟兄长耳语这句话的时候一闪而过的司马昭司马懿会面画面。电视剧通常在演一些突然反转的桥段时插播一些画面来向观众解释说话者的意图。那么司马昭说这句话时镜头交代的是什么：昨晚与父亲会面的场景。我们之前提过，两人昨晚“通气”的主要内容是暗示明天要来一场“收拾”司马昭的戏（但至于两人是否交谈，是否如一些网友猜测司马懿主动背锅，我认为不置可否），司马昭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今天这一切都是爹跟我演给你的一场戏，爹不想杀我。”他此时告诉兄长这件事的动机颇有些费解，因为这看起来像是在激化三人矛盾。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司马昭耍的一个小心机：父亲才是我的护身符和靠山，你动不了我。

请注意司马师此刻的表情，他直愣愣地望着司马懿，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是么？”这句话似乎是对司马昭的回应，但实际上是对安坐在案几旁的父亲的质问：难倒你想让弟弟掌权？其实在司马昭没有说这句话之前，司马师以为戏是这么走向的：父亲跟他串通好，套出弟弟的话，然后他再来决定要不要杀弟弟。在上一部分我们讲到司马懿在对峙前晚分别去见了两个儿子要他们明天演场戏，但显然两个儿子手里拿到的“剧本”不是全部：司马师并不知道父亲之前找过弟弟“演戏”，司马昭也不知道父亲找过哥哥“演戏”。而现在，司马昭这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让司马师突然自己意识到被老爹套路了一把：父亲其实跟弟弟也串通好，故意演出一场诚意满满的审弟戏让他心软。这里司马师的心态有些变化了。昨晚的他以为今天是场试探戏，父亲给予了自己自由和权力去处置弟弟，所以他才会在做抉择时那么挣扎——他是真的相信自己的一念之差会左右弟弟的性命和家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知道内情的司马师已经不那么想了：原来这是父亲和弟弟演了出双簧操控我按照他们的套路上走。这里司马师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欺骗，以及司马昭对自己在家族地位的威胁。现在我觉得司马师有点要不按套路出牌的意思了：他会将计就计杀了司马昭么？

司马师已经知道全部内情了，但司马昭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对兄长的这句“是么”的解读是：哥哥还在怀疑。所以他颇为得意地回答：“不信你问问他，他就坐在那里。”言下之意，你问问爹，是不是他不想杀我。司马昭料想兄长的反应会是去找父亲理论。但是司马师没有，而是直愣愣地看着父亲，眼里还有些肃杀之气。此时聪明的司马昭立即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他的哥哥一定也跟父亲事先有些什么默契，换句话说，他发现自己也被父亲套路了一把。其实在没察觉到哥哥诡异反应之前，司马昭以为戏是这么走：只要他认罪态度良好，父亲就不会杀他，哥哥嘛，肯定也会遵从父亲的意愿。但是现在司马昭感受到了司马师身上透出来的杀气。司马昭此刻明白过来，现在握有他生杀大权的不是父亲，而是这个兄长。

司马昭毕竟是司马昭，脑子转得很快，他决定不按原来的套路走，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他唰的一把夺过哥哥的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怒吼：“杀我啊”，闭眼，一副赴死状。此时我觉得才是兄弟二人毫无套路的，真正的对决和选择。司马昭也在赌，他赌自己的兄长不会杀他。这里我觉得司马昭先拔刀的心机在于向兄长表达自己积极、坦诚的态度：我也不跟你套路了，老子豁出去了，要杀要剐随便！逻辑很简单，做错事后主动坦白受到的惩罚肯定比被人抓包后小一些。司马昭明白，如果等到兄长拔刀，自己就必死无疑了。此时司马师也握住了刀柄。这个动作很有歧义：他往前一点就是抹了弟弟脖子，往后一点就是把刀拿开。司马师到底要怎么选择呢？司马懿此时在喘粗气，显然这个桥段是他意想不到的。其实从司马昭跟司马师耳语这里戏就已经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因为两个儿子都发现老爹在套路自己，两个儿子都不想按套路走了。但鉴于是兄弟耳语，我认为司马懿并不知道儿子们已经知晓自己的小九九了。但是现在司马昭突然拔刀的行为让司马懿意识到戏已经不按自己的套路走了。这是很危险的，搞不好两个儿子都要挂。所以司马懿很紧张。两兄弟握住刀柄的手在较劲，就好像司马师挣扎的心一样。最后司马师把刀放下。司马昭终于得释。他对着父亲仰天长笑。司马昭的又哭又笑包含多种含义。首先是得救后的轻松：妈呀命终于捡回来了。其次是对父亲套路自己的鄙夷：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早就知道你套路我们了。再次是对父亲的挑衅：你看不用你的套路，我也能活着。最后是悲哀。许多影视剧在表现哀伤的时候喜欢用它的反面——笑来表达。这里也不例外，司马昭悲哀的是什么？从此兄弟感情可能要从24K纯转变成塑料情了，有一些。但更多的是悲哀自己的命运：他的野心和抱负在将来恐怕是要被兄长压制了。原因有二。首先司马昭经此一役终于知晓家族的权力已经从父亲移交到兄长手里了。刀在本剧中具有十分明显的象征意义——即权力。司马昭夺了哥哥的刀但是又被哥哥拿回去了所暗含的是兄弟二人在这场家族继承权斗争中司马师的胜利。尽管司马昭活下来了，但他的生死今后是要操控在兄长手里了。我们知道司马懿属意长子继承，但是司马昭曾经并不那么认为，他的这种想法曾经很直白地被何晏道破。司马昭会弑父弑兄么？也许他想过的。然而罗生门事件让司马昭意识到，自己的兄长远比想象中要强悍，他目前是斗不过他的，你看自己的生死还捏在他手里。其次，目前失去家族继承权的司马昭是很清楚夏侯徽之死真相对自己在这个家族地位的不利影响的。

这里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夏侯徽之死真相所带来的意义。之前我们提到过，夏侯徽之死真相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关系乃至整个司马家族前途的定时炸弹。但是司马懿是什么人，司马懿是一个总会把危机变成转机，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的人。夏侯徽之死真相被司马懿又一次利用，从定时炸弹变成了稳定家族的定海神针。首先，夏侯徽之死真相揭露，兄弟二人之间再无秘密，将来不会再有别有用心之人以此离间司马家。其次，夏侯徽之死真相于司马师而言是一把制得住弟弟的尚方宝剑：这个弟弟其实很危险啊，要防范啊。尽管司马师最终选择不杀弟弟，但并不代表对弟弟还能毫无保留的信任，从此以后他会控制司马昭，并且随时可以拿妻子的死来威胁弟弟。第三，夏侯徽之死真相对司马昭而言是一个紧箍咒，一个握在兄长手中的把柄。从此司马昭再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了。在兄长的有生之年里，他只能胆战心惊地活着，深怕哪天大哥翻脸拿他杀嫂这件事反手一个杀杀杀。

司马昭大笑着扬长而去，场景里只剩下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师一手执刀，渐渐逼近司马懿。这段场景很有歧义。司马师没有立即收刀，而是提刀缓缓走向父亲。我第一次看片花的时候以为是司马师要弑父，但看到正片的时候想法有点变了。我相信在被父亲欺瞒的司马师心中对父亲是有怨恨的。但这个镜头的另外一层象征意也很明显了，刀现在在司马师手里，司马师通过考验顺利成为新一代执刀人。这时候司马懿再次上线。无论中间真真假假波波折折，最后戏的结局还是如他所愿。他缓缓地说：“放了昭儿，是师儿你的选择”。言下之意就是：你看我给你机会让你杀了弟弟了，现在你选择不杀他，将来可不要后悔啊。司马师流下血泪，但没有正面回答老爹：“司马家要的是无坚不摧。”这句话说得很有水平。首先司马师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会杀弟弟：我现在可以为了家族利益不杀他，将来也可能为了家族利益杀他。其次，这句话表明了他选择原谅弟弟的主要原因：我不是因为兄弟感情或者别的，而是为了大局。最后，它也表明了司马师作为新一代执刀人对司马懿的承诺：我将来会永远以家族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

我们很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司马师原谅弟弟的原因，即司马师所考虑的家族利益具体是什么。从最浅层的程度上来说，家族利益指的是司马兄弟之间的团结。虽然夏侯徽之死令兄弟之间产生芥蒂，但是他是自己的弟弟啊，是自己家族最得力的帮手啊。老婆已经死了，杀了弟弟有什么用，反而引起家族内讧，让外人有机可乘。但我马上要讲另外一层更深层含义：家族的第三代继承人问题。这里我们需要把真实历史和本剧所设定的情形区分开来。我们作为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当然知道，历史上司马师是没儿子的，最后他的政治遗产是由弟弟司马昭继承。那么我们把自己放在剧里的司马师位置，考虑一下他在决定杀不杀弟弟时所处的情形：死了老婆（不知道有没有再娶啊，仅指剧里），只有五个女儿，目前没有亲儿子（当然如果那时司马师再娶，他可能以为自己将来跟继任妻子会生下儿子），只有一个过继过来的司马昭的儿子（目测年龄很小）。从这个情形来看，司马师会考虑，假如自己命不好，不久就死了（我们知道历史上他的确不久以后就死了），自己的继承人是谁？是过继过来的司马攸么？不行，太小，而且没有威望。那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自己的弟弟司马昭。我们相信在选择要不要杀弟弟的时候司马师已经有了一个打算：也许他想在将来的某天，等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长大或者嗣子长大以后就杀了弟弟，但是现在绝对不能杀他；现在如果司马昭死了，自己又不久死了，司马家的权给谁？尽管司马昭人品很不咋的，还杀了自己老婆，但是他的能力、资历和威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司马师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有人会说，司马家除了司马昭还有别的兄弟啊，比如司马伦。如果是在平常时期，在司马家已经根基牢固稳掌大权的时候，司马伦说不定可以坐这个位置。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非常时候，司马家刚刚夺了权，虽然清洗了一批批人，位置还是没有稳，各地反对他家的叛乱不断，皇帝也心怀不满。如果现在不幸司马三父子全死了，司马家肯定要被别人干掉啊。

正是基于对自己和时局的理性分析，司马师做出了对自己对残忍但对家族最有利的选择（尽管他曾经挣扎过）司马师甘心么？肯定不甘心，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再说一句，封建社会没亲儿子害死人啊），所以他无奈地流下血泪。这时候司马懿突然抬头，默默凝视这个大儿子良久。请看一下司马懿看长子的角度，是仰视的。虽然这个老头声称自己老眼昏花，但是此刻司马懿的眼神是相当震惊、欣慰和钦佩的。对于这次试探儿子司马懿满意么？太满意了。这就好像你给儿子一张满分一百分的卷子而他答出了一百五十分的水平。如果说罗生门事件之前的司马懿对长子的能力和手段还有些疑虑，那么现在他彻底地放心了。我一直认为，在此之前，司马懿一直是很忽视和低估自己的长子的。司马家对两个儿子的态度很符合咱们小老百姓对孩子的态度：总是很宠爱小的那个，何况小的那个聪明伶俐。司马昭在家里是很受宠的，父母兄长保护，当然这也养成了他后来自私任性的个性。尤其是司马懿，对次子的调教简直不要太明显，我们看到的是父子两人斗嘴，但这又何尝不是老父亲对小儿子的偏爱呢。而反观这个长子（这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剧里的长子都不受父亲待见，比如曹丕曹睿），在需要为家族利益作出牺牲的时候，司马家总是推出长子，比如与夏侯家的联姻（当然也许在封建大家族里本来就是要长子先结婚的）、比如去洛阳做人质（当然也许长子做人质皇帝更信服一些），比如跟郭太后家联姻。司马师作为家里总是被牺牲的那个有怨气么？剧里并没有很多体现，反而多处表现出他对牺牲自己成全家族利益的理解（这里和被父亲欺负得有些心里不平衡的曹丕曹睿形成鲜明对比啊），例如说服妻子将女儿嫁到郭家。但是司马懿你不要以为大儿子不哭不闹就好欺负，不哭不代表不疼，不闹并不代表不在乎啊。在斥责司马昭忘恩负义的时候，司马师的话还是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我爱护家人，多年来一直默默奉献，结果你这么对待我，把我老婆都杀了，我这到底是图的啥啊。司马懿作为后半部戏的旁观者，虽然没有给出镜头，但是我相信他对长子的控诉以及后来做出的选择是很触动的，所以他才会如此钦佩长子最后做出的选择。司马懿自恃洞察人心，自认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良多，但他在今天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长子多年的隐忍和奉献。

血泪的镜头一闪而过，很快司马师恢复如初（因为我发现泪水又变成透明的了），嘱咐父亲一句“粥凉了，快喝吧”，离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里我觉得司马师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成熟的政治家是怎样的，大局高于个人情感，利益高于对错，处事泰然，举重若轻。旁观者侯吉气冲冲地出来了，司马懿说：“刀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这句话一语双关。第一层意思是你看我已经没有权杀我的儿子了，权在我长子手里了。第二层似有宣示故事结局之意，这是对作为观众的我们说的：这场戏完了， 权已经交给我大儿子了，我大事已了，都散了吧。

44集的开头印证了我对这场罗生门真实含义的判断。因为甫一开场红衣司马懿就跟皇帝请辞隐退：我老了，要退休了，我儿子司马师接我的班。算是正式宣告了这场交接戏的大结局。44集交代了主角司马懿的结局，却没有交代许多配角的结局，例如我们所关心的罗生门事件后的司马兄弟。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掌权，清洗政敌，废皇帝，平叛乱，比他老爹在世的时候还要狠还要无情。许多人认为本剧塑造的司马师形象太过于白莲花，和历史上那个敢毒死老婆夷了大舅哥三族的司马师相差甚远。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因为前期塑造的那个爱家敬业的司马师实在是和历史真实形象相差甚远。但是我认为编剧对后期司马师的刻画（高平陵事件后）有慢慢向历史原型过渡的痕迹，也即是我们常说的“黑化”，而这个形象在罗生门事件后完成了创作形象与历史真实形象的对接。前期的司马师是个深爱夏侯徽的好丈夫，但罗生门事件以后，妻子的死或许成为了他拿来掣肘弟弟，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了。前期的司马师爱护弟弟尊敬父亲，而罗生门事件以后，弟弟的生死或许仅仅是成为维护他政治利益的棋子。罗生门事件后的司马师从曾经的被牺牲者转变成了牺牲别人的政治家，那么后来他那些无情又残酷的政策手段变得十分的理所当然。其实我一直很好奇父亲死后在兄长手下干活的司马昭抱有的是怎么样一种心态，愧疚？恐惧？小心翼翼？如果司马师蜕变成了又狠又酷的政治家，司马昭的日子想必是十分不好过的。他曾经痛恨曹家猜忌父亲，不齿于父亲的忍气吞声，是因为彼时的司马昭哪有经历过那种被人支配的恐惧啊。想必在司马师治下如履薄冰的司马昭某天回想起当年种田的经历，突然理解了父亲对他的一番良苦用心：悔不该不听父亲的话哦！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那么的吊诡，压制自己的哥哥不久死了，无子，把权力交接给了自己。没有了父兄压制的司马昭彻底放飞自我了，你看片花里他敢骑着马进皇宫上殿堂，历史里的司马昭更是嚣张——他连皇帝都敢当面杀，这种丑事连自家子孙都听不下去。但有时候我觉得真实的历史比戏剧更有意思，司马昭一心想实现皇帝梦，却在距离它几步之遥处猝然而死，这又仿佛是历史对他的野心最大的讽刺。

后话：其实我看《军师联盟》的契机很偶然，那时追的剧没有出新集，吃饭不看剧又感觉很无聊，所以无意间看了《军师联盟》，看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军师》的节奏很好，许多情节都很带感，尤其是高平陵政变以后（果然我有喜欢看司马家黑化的恶趣味哈哈哈）。罗生门事件短短二十分钟，拍得虚虚实实似是而非，很有点政治惊悚剧的味道，几位演员不能说演技十分精湛，但是完成度已经很可以了。就好像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利波特（啊呸呸哈姆雷特），我所提供的解读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这场戏，也许是过度解读了（哈哈哈我脑洞比较大），也许其他更心细更有想法的朋友还有别的解读。我不希望我的解读带偏了大家看剧的节奏，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对这出戏的不同想法。当然，《军师》一剧还有其他让我印象深刻的精彩情节，如有时间和兴致，我还是会继续连载对剧中情节的解读，也欢迎大家提议自己喜欢的片段解读，我很乐意与大家共同交流。

跟前面几集比起来，43集没有延续前面一集死几千人的杀杀杀路线，也没有紧张的政治军事斗争戏份。相反，作为大结局的前一集，它竟然花了半集的篇幅在扯侯吉、小沅以及司马懿之间搞笑的提亲乌龙，下半集又搞了一个老父亲眼见大儿子为了老婆差点要杀二儿子的家庭伦理惨剧。乍一看起来这集不但信息量不大，而且大有注水撒狗血之嫌疑。仅从这集主要内容来看，的确如此，但是从大量镜头语言来看，这集在台词场景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又让人不禁反复翻看，因为它似乎隐晦地向我们叙述出了司马懿在自己人生最后阶段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权力交接和平息家族内部矛盾。

这集最有戏剧张力的就是后半集父子三人的对峙，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谈的三父子“罗生门”事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事件起源于侯吉发现小沅被司马昭杀死并告诉司马懿，司马懿愤而欲杀子。第二天，司马昭被父亲召唤，在父亲亲情感化和武力威胁之下承认自己利用何晏激化司马懿和曹爽矛盾并杀死夏侯徽、小沅。夏侯徽之死的真相被门外的司马师听见，司马师入内，斥责弟弟忘恩负义却最终为了家族利益没有痛下杀手。看完全程的侯吉怒视司马懿，离开，最后的镜头是司马懿一人在喝粥，本集完。

然而本剧所要传达的信息却不仅仅如演员所演绎的那样简单。在这段台词场景和演员情绪并不丰富（没有出现如一般国产剧那样大哭大叫崩溃的桥段）的戏里，导演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和细节来暗示了这出表面平静的戏下的波折诡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出戏是一出戏中戏，我们，好像侯吉一样，被司马懿安排在一旁看了一出精彩的试探与被试探，演绎与被演绎，似真还幻的杀子戏。我之所以称这段场景是一场戏中戏是因为，从头到尾司马懿的真意并不是要杀司马昭，而是一场对侯吉的交代戏，对两个儿子的试探戏以及稳定家族内部的压轴戏。

首先我们再次回到事情的起源，也就是侯吉告诉司马懿司马昭杀了小沅这段场景。这段场景台词很简单但很有深意。司马懿：“我杀了他。”侯吉：“是你儿子啊。” 司马懿：“我还有儿子。”我认为在这里，司马懿就已经觉察到了某种潜在的危机，这危机来自于小沅之死背后司马师的妻子夏侯徽的死。其实在后面的台词中我们已经知晓司马懿早就知道是司马昭杀死夏侯徽，但他一直隐而不发。他保密的原因首先是他自己本质上是认同儿子杀嫂这种行为的。仔细点的观众可能注意到夏侯徽失踪当晚司马懿突然问司马师的一句话：“徽儿最近有什么反常。”司马师答曰：“前几天她想让我辞官。”此时配乐骤现，暗示两人都知道夏侯徽约莫是知道家里的秘密了。那么这时候司马懿寻找夏侯徽的动机大概已经从希望找到家人而转变为如何防止曹家知道自己秘密了。而当看到夏侯徽身死以及司马昭的反常之时，想必他自己也大致知道了事情的内幕了。其次是为了家族内部和谐，司马懿了解司马师跟妻子感情很好，一旦让司马师得知妻子死亡真相，兄弟阋墙是肯定的。最后，他对司马昭的残忍也许还抱有一种“幻想”——“你杀嫂子是迫不得已，应该不会再对家里人下手了吧”，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也没有私下对司马昭摊牌。然而小沅之死让司马懿再一次感受到司马昭这个不安定分子将来对家族的破坏力。前面许多剧情已经表明了，司马昭是另一个司马懿，一个更加凶残、阴暗和贪婪的“司马懿”。尽管司马懿在前期多次打压和警告司马昭，但显然效果不甚理想。他现在恐惧的是，自己已经命不久矣，两兄弟会不会在自己死后因为夏侯徽之死而爆发内讧，司马师作为他的合法继承人是否能压制得住这个聪明又不安分的弟弟。也许在以前司马家还没有得势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顶多是国产八点档家庭伦理剧的等级。然而现在他们家已经登上权力巅峰，内部问题很可能演变成家族乃至国家存亡问题，搞不好又是一个新的“三国演义”。

对于家族和国家未来前途的忧虑促使司马懿要导演出一场戏。通过这场戏司马懿想要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是要敲打司马昭。尽管司马懿声称自己要“杀死”司马昭，但他其实并不想真的杀死自己儿子（其实本剧许多细节表明司马懿更喜欢这个次子）。司马懿杀司马昭的戏码在前面上方谷战役之后也演过一出。那时他在全军面前已经把儿子送上断头台了，却在众人哭劝之下作罢。这里司马懿用了一个伎俩：他自己来扮演一个大义灭亲的父亲，却希望通过别人的“宽恕”来拯救儿子。这种“借刀救子”的桥段在本集再次出现（后面我们会详细解答）尽管司马懿不想杀司马昭，但他深知儿子的野心和私欲需要被压制。在之前几集我们知道司马师对司马昭是绝对的信任和疼爱的，而司马昭却利用这种信任来架空兄长的权力，并借此大肆屠杀士族。司马懿本人虽然在高平陵政变之后也在杀杀杀，但他至少还通过廷议、劝降等手段来正当化自己的杀戮，而司马昭和钟会等人已经猖狂到连这点表面功夫也不做了（历史告诉我们后面司马昭连皇帝也敢当面杀）。在司马懿看来，司马昭的这种危险行为如果不加以克制，势必会令自己家族彻底失去人心，变成第二个被推翻的“曹爽家”。但是司马懿已经年迈，自知已经不能长久压制次子的欲望，所以他找来了司马师，希望借助兄长的权威来震慑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子。

第二是要防微杜渐两兄弟之间的矛盾。早在猜测出夏侯徽之死时司马懿很清楚，这个女人的死是两兄弟关系的定时炸弹。但我们之前提到过，司马懿还是抱有一种“幻想”的，即这个秘密会被永远保守下去，然后兄友弟恭。而小沅之死却打破了这个幻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脓包”是要迟早挑破的。与其在自己死后某一天，司马师得知妻子之死的真相后跟弟弟翻脸然后家族内斗，还不如现在让兄弟二人早早摊牌，在趁自己活着并且对局势还有点掌控力的情形下把“事情给做了”。司马懿自己曾经参与过曹氏兄弟斗争，太了解内耗对于一个家族势力的杀伤力了。这招釜底抽薪最有效果，却也风险最大。因为他此时把“刀”给了司马师，让大儿子来决定是“救”还是“杀”弟弟。

这里引出了司马懿导演这出戏的第三个目的，也就是对自己继承人司马师的试探。虽然我们说司马懿在许多方面更欣赏与自己相似的次子，但无可否认的是司马懿，作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从他拥护曹丕中可以看出），是更认同由长子来继承自己的政治遗产的。司马师在本剧中与司马懿的父子冲突并不如司马懿与司马昭之间来得明显。在大多数时候，他是父亲意愿的忠实维护者和父亲命令的坚定执行者，鲜少与父亲发生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司马师更稳重牢靠，是司马懿最理想不过的继承人，这也是为什么司马懿会将养死士这种要死全家的事情交给他来做。但是司马懿对把权力交接给司马师仍然是有顾虑的。这种顾虑首先是来自于司马师对于诸曹夏侯氏的同情。剧里其实用了很多篇幅来讲司马师与诸曹夏侯氏之间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他与妻子夏侯徽之间恩爱和睦，他与大舅子夏侯玄之间感情深厚。从他和弟弟监斩曹爽时的不同表现来看，与自己弟弟比起来，司马师在剧中的个性更加类似张春华（这是司马懿在第一部中就已经评价过的）。张春华什么个性？重情。而司马懿明白，一个太过于重情的政治家势必是要被人搞死的（你看曹爽就是个例子），尤其是这种情是对他们的政敌诸曹夏侯氏。因此我认为，与其说让司马师来决定杀不杀弟弟，还不如说是试探他能不能放下对于妻子之死的执念，割断自己对诸曹夏侯氏的情，将家族利益放在首位。第二个顾虑就是，这个重情的司马师能不能压制住聪明不安分的弟弟。我们知道，司马师对于弟弟是相当爱护的，他都可以为了保护弟弟而违抗父亲的意愿私自调死士保护司马昭。他宠爱弟弟，也无条件信任弟弟（这种信任从他受眼伤期间把权力移交给司马昭就可以看出），而这种宠爱信任是基于他对于自己弟弟真实面目不了解的基础上（我并不认为他对弟弟残忍自私的本性一无所知）——他并不完全了解自己弟弟膨胀的权力欲以及取他而代之的野心。司马昭杀嫂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为了家族利益不得已为之，而实际上在司马懿的解读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弑兄的前奏：你看弟弟都可以绕过哥哥的意愿擅自杀了哥哥的女人，那么接下来更进一步也是有可能的。司马懿可以这么解读，司马师也会这么解读，这也是为什么司马懿把夏侯徽之死的真相透露给司马师的原因。他在提醒司马师这个有弑兄潜能的弟弟，也在试探司马师有没有能力既不杀弟弟又能压制住这个弟弟。

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这场名为哥哥杀弟弟实为父亲救儿子的戏。这场戏的导演是司马懿，但演员的演绎却未必能如司马懿所料想的那样。即使我们知道司马懿在剧中已经被拔高到一种“智多近妖”的水平，但他却仍然无法完全预料到许多偶然性因素，例如司马昭是否能如实坦白自己的罪行，例如司马师是否能原谅弟弟，又如兄弟二人是否能了解老父的苦心而同舟共济继续司马家的大业。在下半部分中，我们将继续解读父子三人对峙戏的细节，看司马家三影帝是如何按照总导演司马懿的精神成功演绎这部戏中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