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文｜十二辰子

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

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

《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

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 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 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 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

《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

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

《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

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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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北郊的93省、臭名昭著的圣丹尼，是吃瓜群众耳边真正的“巴黎斯坦”，是耸人听闻的公号新闻里华人被抢被打的地狱，是打卡游客绝对清楚要避免的禁区。可那儿除了无法无天的罪犯，也总该生活着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吧？ 马里裔导演拉吉·利的《悲惨世界》，开始于2018年世界杯法国夺冠时的疯狂庆典。街坊黑人小孩聊着登贝莱、姆巴佩这些英雄名字。银幕外的世界里，那个时候也摆出1998年和2018年法国冠军队的全家福，后者几乎全黑。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谁的法国？ 接着，电影就以大段的日常生活手持跟拍，向观众展现那个“最不白”的法国，究竟是什么样？前一半的时间，我们看到足球小将、新调警察、社区大妈、时髦少女……狂欢终了，柴米油盐跟上，一切平静到可以叫做“圣丹尼的日与夜”。然而，从巴士底狱到黄背心，巴黎毕竟是“革命老区”，不可能这么安静下去。社群内警民之间、族群之间的高度不信任，正在一点点摩擦中产生危险的火花。惹祸后逃跑的孩子，被警察的防爆弹打伤，而这一幕，偏偏被头盔女邻居的无人机拍了下来……最终积蓄成了巴黎版的“小丑”暴动。 从愤怒到爆发，从摩擦到骚乱，一切顺理成章发展着，完全不露一丁点编剧的痕迹。“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电影以雨果同名经典的引文结尾。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没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