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人

年轻时，他和父亲抗争，和宗教抗争，受新思想，他主张个性自由、个人解放，成为宗教家庭的反对派。在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去哥本哈根的列车，也是从那天起，他走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路……影片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是的，他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也伤害着那些给予他爱和帮助的人！故事的结尾，他回到小城里，一个人生活着，他还是他，我想他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又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太深太深，想挣脱又无法自拔，终其一生，都活在纠结和执拗中！

以正常的社会标准评价彼尔，他确实是一个你不希望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人，他并不讨人喜欢，他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很多痛苦，他不是道德无瑕的模范，他的随心所欲、不按常理出牌让人想敬而远之。甚至因为他的不成功，他的天才设想，也会被评价为好高骛远的空想。在今天，他也许是马斯克这样的人，只不过马斯克有他的幸运也有把握幸运的能力。他有那个时代很多天才人物没有的幸运，却没有让幸运持续相伴的能力。正如雅各布贝母亲所说，他性格很不稳定，这造成他行事难以捉摸，且不考虑他人感受。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能像马斯克一样做一台运转精准的资本机器，所以他也不可能成功。

但是如果把彼尔的落魄结局仅仅归因于他性格的缺陷，我认为太偷懒且有失客观。彼尔的幸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的天才设想，他愿意为天才想法寻找赞助的决心，这些都不是别人给予的。彼尔的性格中具备了一些成功的潜质。这些潜质为他带来了幸运，甚至在我看来，这幸运极其难得。这倒并不是因为萨洛蒙一家人对他项目的垂青显得多么可贵，萨洛蒙一家人是商人，遵循的永远是商业的逻辑。如果不是项目前景看好，未来获利巨大，萨洛蒙家族才不会对彼尔另眼相看。我所说的彼尔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爱他理解他的人雅各布贝，她懂得如何爱他人，也很自爱。雅各布贝是心有大爱的，谈恋爱时，她没有因为彼尔性格的缺陷而放弃他，彼尔离开她后，她也没有因为他的遗弃而怨忿，反而选择帮助更多像彼尔一样出身的人。在彼尔离开她多年后，她也没有因彼尔的伤害而赌气嫁给不爱的人，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体现了她的自爱。雅各布贝没有因为不被爱的经历而选择不给予这个社会她的爱，相反，她因为爱且理解她爱的人，选择给予更多人更多的爱。因为对彼尔的理解和对和他同样出身的群体的悲悯而创办现代化的学校，这正是爱赋予她的力量。遇见雅各布贝是彼尔的幸运，因为在那个年代能遇上这样清醒、心怀大爱的女子着实不易。我想不出一个在父母终其一生压抑着对子女爱的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彼尔，一个从小到大未曾尝到热烈的爱的味道并拒绝理解父母对子女爱的方式的人，还能有遇到一个理解他爱他的人更幸运的事！

彼尔一生都在为反抗而反抗，他一时看重的，都不是他真正看重的。他在这反抗中失去的，恰恰是他真正需要的。反抗是他的应激反应，却不是他的本心。他脆弱、固执、敏感，这是贫困的出身打在他身上的烙印。试想如果他生而继承大笔财产，且生活在当代，也许他会活得相对称心遂意，毕竟拥有财富会带来心态的不同，被权威欺压时不会因自负而自尊心弹起拼命反抗，在与资本合作时也能更清醒冷静不用低姿态。

彼尔的一生都在追逐他的项目，他的设想，这是他最在乎的。他的不幸，是从失去这个项目落地的可能开始的。他所有的自尊心都建立在这个项目的成败上，建立在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主导地位上，因此一旦这些在现实中落空，他就会自暴自弃地放弃与之相关的所有，包括难能可贵的爱人雅各布贝。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是他与环境互动的产物。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性格时，总是更多看结果不看过程，看个人修养不看环境系统的支持。我对彼尔的不讨人喜欢抱持同情。他不是生来如此，他的倔强是他的保护机制。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他所在的社会系统高压多于宽容、冷漠多于关怀。如果说人的伤痛是在和社会环境互相疗愈中治愈的，那么，客观地说，彼尔所在的社会环境并没有为治愈他提供多大支持。固然我要承认，这个过程中他自身的问题更多，但完全撇清社会环境的影响绝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性格有缺陷、不讨人喜欢的天才，比如乔布斯，也都最终实现了他的理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并没有被整个社会系统强烈地排斥在外，他们从未活得像彼尔一样落魄拮据。

这是一部教会我们如何自愈和治愈他人的电影。它通过彼尔的悲剧人生，探讨了整个社会系统如何给予爱而不是冷漠与偏见，个体如何学会悦纳自我善待他人的问题。彼尔和雅各布贝是这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彼尔提出了问题，雅各布贝用行动给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纵然彼尔没有把握好遇见雅各布贝这份幸运，用爱的互动疗愈自己残缺的内心，但更多人却因为雅各布贝这样的人对于爱对个体成长的深刻理解而获得了治愈自身的可能。

彼尔是可悲的，当人们看着一个并非十恶不赦的人走向自己一手编织的悲剧结局时通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们会叹息，他本可以很好的，事实上，他本不必走向好的反面。他的“恶”是无意识的，当他无意识地滑向深渊的时候，我从中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影子。我们何尝不是有性格缺陷之人？只是命运对我们命运的摧毁性没有像对天才彼尔那么大罢了，毕竟我们中很多人不曾体验过登上高峰又摔到谷底的感觉。我们每个人和彼尔都有相似之处，我们要学会避免像彼尔那样，让自己的性格缺陷毁了自己的一生。

The Great Gatsby开头说道“When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当我们想评论某个人时，不要忘了，我们所讨厌之人，也许也不想拥有这样自我厌弃并被厌弃的一生。

这部电影获得了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很沉重很冗长的电影。片长两小时五十分钟。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找了几个《飙风悍将》、《三笑姻缘》之类的片子看了看，情绪平定之后再继续看，昨天又看了第二遍。

为了担心剧透，找来“豆瓣”中的简介，是这样说的：“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丹麦作家亨瑞克·彭托皮丹的同名经典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改编。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是诞生于一百年前的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该书描写了一个纯真的年轻人追求进步、锐意改革，却在社会上屡遭挫折，终老田园的一生。书中描写的时代，正值丹麦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时期，为我们勾画了这一时期丹麦社会的风情画卷。”

看完电影，又看了上面这篇简介，有点糊涂了。这篇简介和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作品，理应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不一定有很明显的前因后果，也不一定有剧烈的戏剧冲突，看起来略显沉闷，却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咀嚼。整个看下来，很难给这部电影下一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结论。只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影片描述的是彼尔这个“幸运儿”的生活。彼尔既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也不是无耻小人，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活生生的人。他身上有许多毛病，扭曲的童年，自命不凡，好高骛远，贪恋财富，钻牛角尖，有时还有点小虚荣，来点小欺骗。伴随着这些毛病，他的性格中同样也有许多闪光的东西。对事业的执着，认定目标便走到底的意志力。不屈服于金钱和权力的自尊。在他的生活中，有两条主线。一是事业，二是爱情。两者既关联又疏离。也是彼尔需要迈过去却始终没有迈过去的关键两条坎儿。

先看事业。彼尔在考上大学后不久，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设想：利用潮汐和风力发电，修筑运河。在20世纪初的大工业时代，随着蒸汽机和电力的广泛应用，各种发明和发明人层出不穷，这本不足怪。而出现彼尔这样的人，不是疯子便是天才。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电影中，葛优也曾有过这种怪诞想法：“把喜马拉雅山挖个洞，引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彻底改变西藏的气候。”那么彼尔的计划究竟是科学还是虚妄？我查了一下资料，潮汐和风力发电的大规模应用，是在五十年之后的事情。20世纪初的科技发展和制造水平，恐怕不可能实现彼尔的整个设想。然而，他的设想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影片中，他在家乡为一个地主实行的河流改造和风力利用已经小范围的实现了他的设想，那个奥地利的菲佛康工程师经过分析，很支持他的设想，并称赞他：“整体来说，我非常佩服你对自然力量有崭新又生动的非凡见解，也懂得如何加以利用，我希望丹麦能有人欣赏你的过人才能。”可见彼尔的设想并非是空中楼阁。退一步说，即便当时这个计划没有可能实现，可是它毕竟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彼尔不过是比常人先走了一步。影片中我们看到，他自己对这个计划的实现也十分期待和重视，期望通过实行这个计划，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获得财富。而这个计划夭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当时科技的限制，而仅仅是因为他不肯向主管审批的官员道歉。

再看爱情。彼尔曾经结交了四个女人。第一个是因为性。第二个是因为美貌。第三个就是影片的女主角雅各贝。彼尔结交她的初始动机起自于“她是长女，将继承家族的大部分财产”的缘故，而交往中，为雅各贝的睿智、学识和谈吐所折服，是他全心全意爱过的女人。彼尔在和雅各贝的交往中，从开始的堕入情网如胶似漆，到后来慢慢感觉到因为彼此不同阶层所产生的观念上的隔阂，以及有钱人对他这个穷小子的蔑视。在他内心深处，这个爆发点还是由于那次对计划的审批。他的准丈人对这个未来女婿非常失望，教训他说：“请谨记你在我们家的身份，行为举止必须优雅得体，展现尊严。听清楚了吗？”雅各贝也不能理解彼尔的行为：“为了你的计划，道个歉有什么关系？”面对这一次次的挫折和爱人的不理解，彼尔心灰意冷。他已经意识到以自己的出身和性格，很难融入到雅各贝的家族中了，更很难融入到这个社会中。他感到：“有时候我觉得，山怪爬出他的洞穴，混入人群中，他发现光太亮了，太阳太刺眼了，所以他又爬回洞穴，害怕的缩成一团，躲回黑暗中。”于是他离开了哥本哈根，回到家乡，认识了第四个女人，是牧师的女儿，因为她的朴实和贤惠。

拒绝向官员道歉，和雅各贝解除婚约，是彼尔一生中做出的两个最重大最痛苦的决定。尤其是和雅各贝分手后，使彼尔陷入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境地，他四处借贷无门，典当自己不值钱的东西，整个人都崩溃了，甚至忍受胯下之辱，试图求得那位官员和雅各贝的原谅。淋漓尽致的显出了社会的冷酷和彼尔性格中的软弱。

彼尔的性格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童年生活的影响。当官员让他“叙述清晰，肩膀挺直”时，他想到的是：“我认得那个语调，‘指甲整洁，禁吹口哨，注意餐桌礼仪。’我要吐了。”这是父亲对他说的话。他父亲一直想把彼尔塑造成一个听从主的安排，循规蹈矩的人。送给他的那块怀表就寄托着父亲的这个期望。直到彼尔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穷困潦倒回到故乡，按照父亲的希望，娶妻生子，走向平庸时，他走到父亲的坟前，掏出怀表，挂在墓碑上，说：“你现在满意了吧？”

彼尔在哥本哈根的街头，看着橱窗中一套套名贵的服装。在冬夜里，他透过饭店的窗户，久久的凝望着在里面的有钱人。此时此刻可以看出彼尔对财富的渴望。如影片中代尔夫所说：“金钱有吸引力，西德尼尔斯先生，如同小小的磁铁，能唤起人们最深层的情绪。”无须讳言，彼尔的追求中，肯定是有财富这个因素的。但他并不是把名利放在人生首位的。一旦名利妨碍他的追求时，他便毫不犹豫的抛弃名利。这和《红与黑》中的于连还并不一样。也许我们会用现代流行的观念责怪彼尔不善于抓住机遇，不善于委曲求全。那么就要看彼尔的选择的路是什么了。

彼尔的人生理念是：“我相信有自尊的人会坚持到底，达成设定的目标，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许这目标是完美的，也许是有缺陷的，甚至是被人们看做是荒诞的。但是他们的这种不顾一切倾其终生的追求，足以赢得我们的尊敬。

前几天，我在蜂巢剧场看了场老话剧《恋爱的犀牛》。孟京辉站在先锋前卫的角度，诠释了与《幸运儿彼尔》同样的理念。马陆和明明也和彼尔一样，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舍弃一切。舍弃财富，舍弃舒适的生活，舍弃朋友，舍弃社会的承认。这也是他们所感受到的幸福。

彼尔认为：“对一个找到自我的人，上帝是多余的”。这信念使得他的心灵无比强大，能忍受物质的利诱，能经受社会的抛弃。在绝望和孤独中得到解放。

影片结尾，在田野中那孤独的小屋中，彼尔对雅各贝说：“我一直觉得很疏离，漂泊无依，这辈子都是这样。但在这里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谁。我处在极端的孤独中，但少了它，我就只是个不完整的人。而现在我觉得无拘无束。”他的感受得到了雅各贝的回应：“我的人生用什么也不换。反过来，很高兴认识你，正因为你带给我的喜悦与悲伤，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影片结尾所描述的，彼尔一个人在乡村的小路上，握着铁锨，不停的铲去路边的荆棘。缓慢的前行着。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注定孤独，注定远离社会，终生一事无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可对于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要看到目标的实现，而是更看重对目标的追求过程。他们的内心是充实的。

我敬佩他们。

影片中所拍摄的丹麦的美丽风光令人向往，心醉。

本人评分：8.5。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丹麦作家亨瑞克·彭托皮丹的同名经典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改编。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是诞生于一百年前的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该书描写了一个纯真的年轻人追求进步、锐意改革，却在社会上屡遭挫折，终老田园的一生。书中描写的时代，正值丹麦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时期，为我们勾画了这一时期丹麦社会的风情画卷。

丹麦电影月@三里屯CHAO艺术中心回声剧场，改编自同名诺奖小说，讲的是男主受童年、父亲、宗教影响终其一生与世界抗争最后孤独终老的故事。我想说这是个渣男吧，遇到动心的女人就完全不顾他人感受去勾引，关键所有的女人都吃他这一套，关键她利用女人然后又抛弃他们，因为他的自尊，他的移情别恋，真的是渣！可男主又是个可怜的人，影片对童年部分描述不多，大概是没有被父亲好好对待（男主父亲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不好的记忆然最终和解），接到大学通知书后就与家庭决裂，到哥本哈根开始依靠餐厅侍女养活，偷吃餐厅食物、向侍女要钱的时候他的自尊在哪里！后来结交到上流社会，先后勾搭财阀的两个女儿，依靠财阀让自己的天才水力风力发电项目上位，然而失利于自尊心作祟不愿屈服于自大前辈而丢掉项目。为母奔丧回乡又勾搭上家乡女孩，几年后又放弃了有儿有女的生活，天哪简直就是无法理解的人性，很多矛盾的地方！其实女主很伟大，是典型的独立女性，敢爱敢独自用遗产办学校，如果单独拍一部讲她的片子我想我会很喜欢。导演说他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也很复杂，我想导演自己的经历也有影响到他刻画的男主吧。有机会读读原著看讲了什么。

不久之前，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的最新作品《幸运儿彼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荣获天坛奖。无论是影片对情感问题的精准展现，还是对丹麦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剖析，这部影片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因为它正像是奥古斯特两个前作——同时也是两部金棕榈获奖作品《征服者佩尔》和《善意的背叛》的合体版。

主角彼尔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影片一开始，彼尔便不顾父亲威胁，逃离了阴郁晦暗的宗教家庭，前往大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他研究了一套旨在提高丹麦国内航运能力的现代水利系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造一个“北方的威尼斯”，但因为想法过于大胆而频频碰壁，年老的政府审核官员也因此被彼尔蔑称为“权力狂”（大概也是在这个上校身上看到了阻止自己离开家庭的父亲的影子）。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彼尔只能靠好心的餐厅女侍接济过活，二人幸福而清贫地生活，直到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彼尔遇到了赏识他的贵人——犹太裔富豪伊凡·所罗门及其背后的整个家族，由此驶上了人生的高速路。

在与伊凡交往的过程中，彼尔认识并逐渐爱上了他的妹妹南妮，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又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南妮的姐姐雅科比，并与她结为夫妻。原生家庭带来的困扰从这里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吝于表达情感的父辈使得彼尔逆反地发展出无比旺盛的情欲和征服欲，他不断更替着自己心仪和爱慕的对象，试图在这种快速的代谢中获取新鲜充足的情感体验。压抑许久的激情喷薄而出，以至于到了婚后，彼尔仍然无法走出情感不忠的困境，最终将自己拖入了深渊。

总的来看，“幸运儿”彼尔有着资本主义开拓时期一个年轻人所能具有的一切可贵特质：他热爱真理、藐视权威、敢爱敢恨，充满活力，为实现理想可以放弃一切（其中也包括很多珍贵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恰如雅科比所说，彼尔“在狭窄的胸襟和迷信的压力下成长”，这既解释了他的虚弱也解释了他的巨大勇气；“蔑视和任性的力量”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性格中的极度偏执和对情感的不忠最终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使他失去了阶层跃升的机会，也让他失去了更加难得的真爱。

尽管本片长度接近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走向可谓急转直下，但故事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任何拖沓、突兀的感觉；相反，影片的层次丰富而清晰，一切情节的发生都有草蛇灰线的伏笔，所以细细回想起来，往往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一开始的父子矛盾出发，继而在爱情中展现彼尔的性格侧面，接着进入对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探讨；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会和整个文明都在影片中有极为精确的呈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原著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亨瑞克·彭托皮丹对丹麦历史进程以至人类内心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当然，比利·奥古斯特更是居功至伟，其剧本改编与影像化能力至此已称得上炉火纯青。

主人公彼尔既不相信宗教认可的旧有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又对以家族为核心的资本运转逻辑缺乏体认，在这种情况下，被新旧两个世界同时抛弃也就成为了某种必然。不过，比利·奥古斯特似乎无意将《幸运儿彼尔》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性格悲剧或者社会悲剧，至少从宗教的角度看，彼尔的结局未尝不是一场上帝针对渎神者的审判：片中，彼尔砸毁圣像，对身为神父的父亲充满敌意，几乎做尽了一切违反宗教道德之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正因如此，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也许并非彼尔与妻子之间超越家族规训、种族阶级的爱情，而是彼尔在背叛妻子之后，面对神父进行的一番痛心疾首的独白：

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困惑，我睡不着觉，因为有很多想法。我很困惑，很紧张，这是考验吗？还是惩罚，是生活对我的惩罚？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审判吗？我因此感到如此焦躁不安。还是乡愁？还是我父亲的诅咒让我如此不安？

只有这时我们才发现，彼尔是如此狼狈地生活在自己为自己打造的坚固牢笼中，一生都受到恐惧和忏悔的支配，让人想起他的同胞克尔凯郭尔和同样深受沉默的上帝折磨的赫尔曼·梅尔维尔；他并非完全不信神，其所做作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原生家庭以至某种“先定命运”的反动，而非对上帝存在的系统性否定。他意识到自己一生都在毫无来由地毁灭自我，无处释放的激情只能用来伤害他人。他不安、困惑、无助，可悲、可笑、可怜，真实得仿佛可以从电影里走出来，照见芸芸众生。

这正是幸运儿彼尔的失败之处，也无疑是《幸运儿彼尔》的成功之处。

简短访谈

Q：为何要改编这样一个故事？

A：《幸运儿彼尔》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所以六年前我开始编写这个剧本，并且决定把它拍出来。首先，我认为彼尔是一个很现代的角色，他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去看看社交媒体就会知道这一点，人们需要不断通过点赞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里面有一种共通性。其次，他的青年时代让我想起了我自身的经历，想起了我自己严厉的父亲，所以离开家庭、建立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着人性的温度。

Q：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现在的电影，而非关于过去？

A：我从未想过要拍摄一部“古装作品”，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彼尔的性格，他和周围人的关系，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

Q：虽然这么说，但您的很多电影似乎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何偏爱这段时间？

A：这真的是个巧合。《征服者佩尔》确实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但这只是因为它同样改编自一部小说。我个人很喜欢体量大的史诗电影，而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人们恰好热衷于书写大体量史诗小说。如果说《征服者佩尔》和《幸运儿彼尔》有什么联系，只能说两部电影都与父子之情有关，而它们又是截然相反的。

Q：您的另一部金棕榈影片《善意的背叛》也在描绘两代人的关系，两部电影有些许相似。

A：是的，总体上讲人与人之间总有着最大的戏剧性，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曾经收到过好莱坞的邀约，让我去拍大型动作电影，但我真的看不到其中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这种戏剧性情节只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Q：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片中的犹太人家族虽然非常富有，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A：出于某些原因，丹麦的犹太人一直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只能从事商业交换，他们从没有被真正接纳过。其中一些变得很富有，就像片中的那个家族一样，但他们普遍将自己从社会中孤立出来，我认为这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我的剪辑助理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她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很多犹太人前往美国或者以色列，她的父母当时就去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拿到了绿卡，找到了房子和工作，因为所有当地的犹太人都在帮助他们。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丹麦，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这么强烈的纽带关系，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他们会彼此扶持。

Q：《幸运儿彼尔》中的演员都非常出色地探究了人性的幽微，您是如何进行选角的？

A：当我们有钱来拍这部电影时，制作人告诉我说，选你认为正确的人选，不要在乎明星什么的。所以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遴选。彼尔和雅科比（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受过良好的表演训练，但没有什么名气，毕竟这个世界上演员太多了。如果你去洛杉矶，就会发现连服务员都是演员。我很高兴能和他们进行合作，与他们一起探寻角色本身，而不用在乎其他事情。

Q：除了剧场版之外，《幸运儿彼尔》还有一个电视版，这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A：这两个版本我都很喜欢，不过电视版更长，有四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制作这个版本，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投资，不过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从头开始就准备了两个不同的剧本，清楚哪一场将只出现在剧场版里，哪里只出现在电视剧中，也正因如此，有些场景可能要拍摄两遍。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后者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每一集都有其弧线和戏剧性，我们需要明白如何结构它，否则就会变成流水账。

Q：北欧很多导演似乎都会为一部作品拍摄或剪辑两个版本，这是一种制片传统吗？

A：对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钱。这种体量的电影是很难找到投资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电视台出资，单独拍摄剧情片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纯粹的丹麦故事，我们也并没有去其他国家寻找过经费。

Q：我个人很好奇您与伯格曼的关系，他也是您的作品《善意的背叛》的编剧，您二人是如何就这部影片进行合作的？

A：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是跟我开玩笑说，“你好，我是英格玛·伯格曼”。结果有一天，我又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本来以为又是那个朋友开玩笑，但这回是真的英格玛·伯格曼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个关于我父母的剧本，你的《征服者佩尔》我看过五遍，我想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不想再执导这部电影了。”

我当时很害怕自己会处在英格玛的阴影里，但还是去见了他。他对我说，“我拍过不下五十部电影，知道导演意图的完整性多么重要。剧本在这里，你是导演，我绝不会干涉。”而他确实没有干涉——除了女主角是他的选择之外，而这个人后来也成了我的妻子（笑）。我和英格玛两人一起在法罗岛上工作了两个月，主要是梳理剧本内容，互相给出想法。之后我们总是在一点钟的时候通电话，他很准时，说一点就一点。

我认为英格玛·伯格曼是唯一能够将现实和梦境完美融合的人，而他的方法一点也不复杂，简单至极。这一点我非常钦佩。

Q：是否有新的电影拍摄计划？

A：有一些，其中一个就在中国。我没法向你透露更多，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