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直啰，别趴下

这不是影评，算是个人观后感

电影三个主要角色：无赖、作家、官僚

无赖：起先就是一个人见人烦的泼皮无赖，后来做了生意，自己无赖的本质被压制。但压制不是改变，所以到最后为了换房子暂时不如意，那无赖的本质又爆发了。无赖的变化很有意思，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矛盾，因为其它人物的反应都是根据无赖的变化而变化的。

作家：犬儒的代表，敢怒不敢言，心里有坚持，但是碰见无赖，只能认怂。

官僚：本来和无赖是仇家，但是由于后来可以发生一些利益关系，这个敌我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

这部电影是1993年拍的，但是却“预言”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要发生的事情。即官商走到一起，知识分子只变成了官商用来提高自己逼格的装饰。他们之间在表面上快快乐乐，但骨子里都不认同彼此。所以电影最后，当拍“全家福”照片时，导演用了一个摔倒，表达了他们关系的不稳定性。

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小细节很有嚼头，比如无赖号召邻居捞鱼，邻居对无赖恨之入骨的情绪都暂时被小收益替代了。这样看，恨也是有价格的，价格合适，恨就库存不足了。

牛振华，好演员！

透过影片看到，1993年的中国开放之初，新旧观念的交织碰撞，精神和物质的强烈争夺以至妥协，但那时的中国仍然是真诚的。影片的结尾寓意深刻，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寓意，超越了时代，使得这部电影过了这么长时间仍然经久弥新，有个体户以几近粗暴的方式逼迫作家搬出老屋，重锤砸在墙上粉碎的是文化脆弱的尊严，锤落的那一刻斯文就已经扫入旧堆，但是作家毕竟得到了实惠，鸟枪换炮那是铁证的事实，也正是那一锤促成了最终整个小区居民警察、工人、作家、市民的第一张合照。处于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也许需要的正是这样挥舞大锤的草莽英雄，道德的瑕疵不影响他们成为时代的搅局者和推动者，他们打乱了原本的秩序，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冲击着固有的道德体系。最后摄影师被香蕉皮滑倒，拍出一张倾斜的合影照，合影照里大家的笑容，暗含着作者的隐忧，在文化之墙坍塌的废堆上人们弹冠相庆，而资本的原罪却在镁光灯下悄然滋长

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拟定几个关键词的话，我会使用如下词汇：隐秘、冰凉、残酷、黑色幽默。我想我这几个关键词跟电影本身的氛围是大相径庭的，可能跟许多朋友观影之后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对此请听我细细道来。

我看了一些朋友的观影后评论，对故事主题的把握没有超出两个范畴：一是时间范畴没有超出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时期，二是空间范畴没有超出老百姓日常邻里纠纷的范畴。针对这两点我有异议，具体理由看完我下面对电影的个人解读之后，相信大家应该能有所想法。

这个电影中核心人物就是三个男人：高作家，刘干部以及张永武。那么我就那这三个人物的“角色性格”作为本电影解读的起点，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身上带有太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种“时代特色”正是本电影主题所关注的。

首先说张永武，这是一个小区恶霸。电影中他欺负邻里、蛮横无理，凡事只以自己利益得失为基准点。其没有文化，崇尚暴力，其身上具有突出的”破坏因子“。但是他对自身利益具有相当的敏锐性，敢想敢做敢冒险（众多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敢辞职下海”吃螃蟹“的人。在当时敢”第一个吃螃蟹“，既要有利益敏锐性，同时也要够胆）。大家注意一点，张永武因为小美退还裙子而第二天搬着椅子在小区楼下骂刘干部时，说自己”也是快三十有六的人了“，电影故事发生于93年，咱们往前推20年到73年，那时张永武恰好十六、七岁，这个线索咱们先搁下，一会有重用。

其次说刘干部，这是一个善于且热衷玩政治斗争的人。电影一开始有两处：一是刘干部背地打电话揭发张永武养狗，二是张永武”代收送礼“后对高作家说自己曾经把这事托人告诉过刘干部，而刘干部对人的回应是“笑笑作罢”。由此可见刘干部是一个很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物：善于伪装，爱使阴招。之后刘干部“教导”高作家夫妇如何掌握张永武与公安人员之间往来的线索一幕，乃至最后唆使自己的女儿当“特务”，让一个小孩子牵涉进大人之间的纷争中来，更加凸显出其是一个擅长玩政治斗争的人：借力使力，不择手段。最后在鱼料那件事情上，其一旦嗅到有利可图时，则立刻与张永武形成”国共暂时合作“，甚至之前还拳脚相向的两个人不久之后就可以接受对手的请吃。而这已经把刘干部擅长玩政治斗争的面目暴露无疑：政治斗争的核心是利益相争，而为了利益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亲人（女儿），并且还可以随时随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

最后说高作家，这是一个被迫害至深的人物。高作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比如他对张永武的蛮横言行从始至终是有不满的，甚至于一开始当张、刘二人在发生肢体冲突时，其还会不顾妻子的劝阻而跳窗除去打电话报警，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围观看热闹。但是从始至终，包括最后被张家夫妇砸墙辱骂，其也只是骂一骂，而从未真正站到张家夫妇面前提出抗议，当面的口头抗议都没有。另外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当张家妇女过来送鱼的时候，高作家的爱人为刘干部说了几句话，张家妇女指责高作家爱人”反革命“，当时高作家立刻就急了，警告张家妇女不要乱说话。说明他对”反革命“这个词是十分敏感与恐惧的。高作家从头到尾都很”懦弱“，但是这种懦弱不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懦弱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张永武过来借火的时候问高作家结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孩子，高作家说他跟妻子结婚晚。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一是他年纪并不小了，二是他婚姻果实的得来并不顺利。因此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出，高作家在早些年的政治时期是吃过大苦头的，或者是被迫害过的。这不仅导致他怕事的性子，而且恐怕也是他”结婚晚“的重要原因。

以上在对张、刘、高三个关键人物的”角色性格“做了简单勾勒之后，我自己对这三个人各自确定了一个”身份名称“：首先张永武是”政治斗争低阶分子“，好勇斗狠没文化、逐利蛮横胆子大。上面说到张永武36岁，往前推20年到73年其十五六岁，所以在我看来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HWB群体，也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自己利益打砸抄家的一线人员。其次刘干部是”政治斗争高阶分子“，其会耍手段，”人前做人、背后做鬼“，为了跟别人斗争可以随时放弃自己的亲人乃至自己的人格尊严，在他眼中掌控一切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实现这一目的工具，包括自己也是。最后高作家是”政治斗争牺牲品“，他其实一直被裹挟在张、刘二人纠纷之间，既被张所威胁，又被刘所教唆，到头来搬走的却是他这个直接纠纷之外的人，反而纠纷当事方各自获得利益，坐到一桌上吃饭。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这就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几个小老百姓之间日常的邻里纠纷而已，怎么就被说成了”政治斗争“？这又不是讲的”文革“的故事，你这是不是脑洞开太大了。我想说这种疑问，正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处：用历史事件之后的小故事去反思历史事件本身。对此理由如下：

第一、张、刘、高三人都是中年以后的男性，从年龄上可以推知他们都是特殊政治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特殊历史时代”洗礼“过的人。在他们的”角色性格“上，必然带有鲜明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痕迹，对此我在上面的已经做了简单勾勒。

第二、政治斗争不止是权谋斗争，往开了讲任何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都可以看作政治斗争。更何况本片中多处突出了政治斗争的色彩，比如张永武醉酒后说自己与刘干部之间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张、刘二人冲突时张家妇女拿着录音机播放其伪造的刘干部”反动事迹“，刘干部种种类似”敌特斗争“的言行以及高作家对”反革命“一词的敏感，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含义“。换言之，导演是用一个邻里日常纠纷讲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在曾经特殊政治年代，与此种”象征含义“类似的事件太多了。

第三、故事发生于93年，此时距离76年过去快二十年，对于个人而言这个时间段固然不短，但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段真的是弹指之间。彼时改革开放的吹风虽然已经吹起来，但是真的就能够完全和之前的时代完全割离开来？无法完全割离，而此种“无法完全割离”正是本片真正的探讨的主题。

无论是主要人物的“角色性格”还是故事本身的戏剧冲突色彩，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指向了一点：这将的虽然是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事，但是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换言之最简单地归纳，本片的主题思考一个问题：动乱时代已经结束了，国家也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了，但是动乱时代对人性的伤害是否也因此而已经弥合了？在本片中，在这个改革开放新时期下的某个不知名小区邻里纠纷故事中，通过上述解读我相信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国家大环境的改革开放而消逝。一言以蔽之，被特殊历史时代所扭曲的人性依然是扭曲的：动乱时期爱用暴力的人依然爱用暴力、动乱时期擅用手段的人依然擅用手段、动乱时期受害不敢言的人依然受害不敢言。是的，历史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是被扭曲的人性依然如故。那么任性为何会扭曲？并非人性天生就是扭曲的，而是因为张、刘、高三个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洗礼，他们是被那个动乱时代弄的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张的暴力、刘的阴谋以及高的怯懦。

因此到此可以知道，本片导演其实是在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但是其并未直接选择那个时期下的故事来展开。相反其选择的是动乱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样一来本片讲的故事就比较具有“迷惑性”，但同时也使得对故事主题的思考更加深刻：时代已经新了，但新时代下的人或者说新时代下的人性是否也随之而新了呢？导演显然认为并没有，曾经深陷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性，此刻还在漩涡中挣扎。伤痕依然存在，只不过十分隐秘而已。

说道这里我们不妨联想一下自己，现如今距离那个特殊十年的结束已经四十年了，张、刘、高身上的“角色性格”是否已经在我们这个当下社会完全褪尽了？或者说，他们身上的人性扭曲与伤痕在我们当代人身上是否已经被矫正与痊愈了？近些年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让我觉得，据此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想这就是那十年为何会被称为“浩劫”的原因所在吧：那场浩劫的影响不只是波及当时时期的人，它还会使得走出那场浩劫的人一生挣扎于人性伤痕（这是本片所探讨的），甚至于没有直接经历那场浩劫的人也会“遗传”上一代的人性伤痕（比如当下时期的人们）。换言之这场浩劫摧毁的不只是当时时期的人们，其也会像魔怔一样困扰幸存的人们，更可怕的是它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使得历史伤痕具有“代际遗传”性，需要我们民族花几十年、几辈人去缓慢自愈。本片导演思考的是他所处的93年时期的浩劫幸存者的人性伤痕“自愈问题”，那么作为观众的我们现在看完这个片子后，思考的应该就是浩劫带来的民族伤痕的“代际自愈问题”。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归根溯源都起步于对“十年动乱”的反思，所以我认为这正是本片的真正主题。现在看来，这片仍不过时。

小故事，大视角，深思考：真是一部好片！（个人觉得，本片与导演另一部《背靠背、脸对脸》水准不相上下，而且这一部的人性关怀更加突出，历史感更加浓烈）

张勇武是个典型的流氓，他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流氓特色：习惯用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乐于仗势欺人，霸道蛮横，不讲道理。张勇武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得到。喜欢花，就去偷来，自己养着；喜欢狗，就养在楼道里，扰的四邻不安。

您以为张勇武作恶多端，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张勇武的日子越过越滋润，开了公司，成了老总，钞票大把大把的捞。

话说回来，张勇武能这么坚挺，都源于他的一套处世原则。

第一条 看人下菜

张勇武极有眼力劲儿，谁好对付，谁不好对付，他心里门儿清。高作家搬来之前，他赶走了四位邻居，其中一位腿都被他打断了，仅有一门之隔的刘干部却稳坐钓鱼台。张勇武为什么不对刘干部下手？他同情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因为张勇武心里清楚，他那点小手段对刘干部没什么用。刘干部经历丰富，蹲过牛棚，挨过批斗，大风大浪都扛过来了，绝不会屈服于张勇武那点小手段。所以张勇武有自知之明，知道刘干部不好惹，虽然看不顺眼，但也不愿意明着和刘干部斗。

第二条 审时度势

高作家搬来了，张勇武立马出手，把垃圾倒在了高作家门口，第一天就给了高作家一个下马威。张勇武为什么这么急？因为高作家的出现极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万一这个新邻居坚定的倒向刘干部，张永武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他通过倒垃圾试探出了高作家的性格，胆小怕事，畏首畏尾。

这就好办了，胆小方便威胁拉拢，怕事不会强行出头。于是张勇武采取了怀柔政策，对高作家进行了安抚，还多次暗示高作家用文章揭露刘干部的丑恶嘴脸。这就属于有枣没枣打一杆，写了更好，上了张永武的贼船，没写也无所谓，没啥损失。

第三条 借力打力

刘干部抓不到张勇武的小辫子，连女儿都利用起来了，让小美去当“特务”，搜集张勇武的犯罪证据。可惜啊，刘干部虽然斗争经历丰富，但也有下臭棋的时候。张勇武和刘干部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小美什么尿性，张勇武能不知道吗。张勇武出来混社会的时候，小美还不知道在哪上幼儿园呢，搜集证据肯定是一点戏都没有了。张勇武知道小美打的什么算盘，但他就是不说，先稳住小美，再送个衣服，笑看刘干部和女儿反目。小美父女俩闹翻了，张勇武还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骂街，痛斥刘干部思想龌龊，老刘自然是无法反驳，吃了个哑巴亏。

第四条 过河拆桥

需要高作家的时候，高作家是好邻居、好兄弟。等高作家没用了，往死里折腾。接老婆回家的时候，张勇武死乞白赖的求高作家和他一块去；请文化人吃饭，需要高作家撑场面的时候，他又开着车去把高作家接回来。等逼装完了，高作家没用了，铁锹加锤子，重金属二重奏伺候，妥妥的卸磨杀驴。

当然，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爱学习。张勇武虽然流氓，虽然霸道，但在养鱼上确实没少下功夫。张永武要是不读书，不了解鱼的生活习性，那一屋子鱼早就死完了，哪来的什么张总啊。

再接再励 明年再考

所以说啊，知识改变命运！对任何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