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生活

本文译自《经济学人》，仅供学习交流之用；原文附在译文后，翻译上请多批评，越详细越好。

·大江健三郎讣告：父与子

大江健三郎，诺奖得主、政治活动家，逝于2023年3月3日，享年88岁。

大江健三郎在东京的居所素朴、幽静。他家花园里种满红枫与玫瑰，妻子尤加利的画挂在墙上。客厅是他写作的地方，里面堆满了书。他坐在扶手椅上，用双膝顶着一块木板，将稿纸铺在上面写文章。客厅里还有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男人坐在旁边听音乐，把CD整理了一遍又一遍。此人天生斜视、头骨畸形，但是笑起来腼腆又可爱。大江时刻留意他，即便写作时也不松懈，一旦发现他癫痫发作，立刻上前帮忙。此人名唤希卡利，是大江的长子。

希卡利生于1963年，他的诞生是父亲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他出生时脑疝特别严重，像有两个脑袋。父母看到他的样子都很害怕。不动手术，他活不下来；可就算做了手术，他还是会有很严重的残疾。父亲进退两难，只能去外地旅行，躲到“另一个地平线”。

所谓躲到“另一个地平线”，其实是去广岛参加反对核武器的会议——多么诡异的缘分。大江在那里遇见二战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这些人面临的困境与他相似：明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畸形，该不该冒险生育？是该自杀，还是该努力怀抱希望活下去？大江专门向医生寻求建议。医生也不知道这些人该怎么治，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治。但医者的本能认为，只要有痛苦就应该给予关怀。大江心里有了答案：他要带儿子回家。

这一决定对他的写作生涯也影响深远。大江的老家远在西南，是个林中村。农村口音，招风耳，还有那戴着眼镜像猫头鹰一样严肃的笑容，都注定了他不太可能引人瞩目。然而从东京大学毕业前，他已凭借小说《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耀眼的文学明星。《饲育》讲述一个日本男孩与一名美国黑人战俘之间的友谊，男孩称战俘为“很厉害的天外来客”。大学毕业后，大江在写作上一直苦寻出路。广岛之旅使他做出两个决定：为沉默者写作、发声；讲述令人不安的故事。

大江通过写来直面困境。他以残疾婴儿为起点，写了三个走向迥异的故事。在《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父母遗弃了孩子，又将其领回。而在《空中怪物阿贵》里，父亲不给孩子喂奶，而是喂食糖水；穿着白色病号服的孩子死后对父亲纠缠不已。希卡利在父亲的小说中以本名或化名轮番现身。大江坚称自己没有消费儿子的苦难，他是在理解、辨识这个沉默的孩子在自己人生中出现的意义。

日本国内有太多人的苦痛无处倾诉。大江用《广岛札记》记录了广岛人民的苦难，该书对核战恶果的描写尖锐如刀。他认为广岛人苦难的源泉不只是美国；日本入侵亚洲，本身也难辞其咎。他在各类文章中反复就朝鲜人、受迫劳动的工奴和“慰安妇”、战后合理赔偿等议题发声。他也哀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日本顺流而下，堕落成一片“享乐的荒原”。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新希望，日本有机会和弱国站在一起，成为和平使者，在国际上重塑形象；然而这个国家还当自己是亚洲的主心骨，没有像大江那样充分利用自己的边缘地位。

日本民族主义的复兴令大江忧心不已。二战时他还是小学生，曾发誓毫无保留地效忠天皇：只要天皇下令，“我可以死，我愿意剖腹自尽”。日本投降时，他惊诧于天皇的声音：原来他不是什么神妙的白鸟，原来伟人也是人。他对天皇的狂热信仰很快消解了，不过这种信仰在日本国内仍未断绝。民主需要捍卫，1994年大江身体力行，拒绝领受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因为他不承认天皇的权威。

与此同时，战后日本宪法的道德支柱——永久和平原则——因集体自卫思想而遭受威胁。2004年，大江与伙伴联合创立“九条会”，以抵制一切淡化和平条款、赞同国家暴力的行为。那时他抗议战争已经40年，在日本内外都参加过游行。他的书有多知名，他在政治上的牛虻式行动主义就有多知名，而且他乐此不疲。大江感觉自己的工作性质跟小丑差不多，只不过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谈论人间悲苦。

大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右翼攻击。他的小说果敢而强悍，受拉伯雷、叶芝、但丁、奥登和奥威尔影响很深。书中不乏污秽丑陋、色情暴力的情节，甚至描绘了美国对日本的“性虐”。他笔下的世界极为粗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主人公蜜三郎将瞎掉的右眼当作警卫，“永远守住我头脑中的黑暗，那弥漫着血腥的黑暗”。蜜三郎冷酷地描述酒鬼妻子：“油汪汪的上嘴唇满是汗滴”，臭得像狗嘴里流出的涎水；“皮肤的水坝受刑崩溃”，仿佛一具腐尸。这本书一路追随主人公从绝望的烂泥境地中拔出脚，走到兄弟和解的时刻，并最终走向了人生的“期待”。正是这样饱含希望、由个人走向普遍的主题，使他夺得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勇于对抗世俗偏见，他坚持让希卡利在公共环境中成长。（在日本，脑部残疾的孩子一般被关在家里，不与外界交接。）随着希卡利慢慢长大，父子之间的连结日益紧密。大江的童年在森林中度过，那时他满脑子都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骑鹅旅行记》里的探险故事；《骑鹅》里那个小男孩与大雁一起飞翔，在树丛中睡觉，梦想了解鸟的语言。也是在森林里，6岁的希卡利讲出人生中第一句话——他认出了秧鸡的叫声。自那时起，这个“怪物宝宝”渐渐学会用鸣叫声来识别鸟类；他慢慢领会了莫扎特与巴赫，并开始创作音乐。希卡利实现了父亲的梦想，他证明音乐可以治愈“黑暗、悲泣的灵魂”——父亲对文学的向往也是如此。

在东京那幢房子的客厅里，父与子共处一室，各自工作，但彼此关切。如大江所言，两人“看往同一个方向”，即“希卡利”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光”的方向。

　作家大江健三郎将他对儿子的特殊感情，他个人对于写作生涯的种种困惑，统统倾注在了这本小说里，而伊丹十三则在他的电影里，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内容。 　　本是一场平静的生活，父母出国后，妹妹带着智障的哥哥独自在家，为了哥哥身体好，妹妹美智子带着哥哥去学游泳，可是就是教练昭乃却跟他的父亲有一段过节，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一切都等着美智子去解决……

刚看完是震撼到说不出话的，一切语言的描述都是无力和过度概括的，然后是长久的反刍，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电影在表达什么。

只是表现勇敢、温暖与治愈吗？似乎并不完全是。

妹妹球酱独自照顾哥哥的日子里，也借他人之口批评了父亲逃离生活把责任丢给女儿（尽管妹妹解释说自己并不觉得照顾哥哥是一种负担）。片中的父亲是可爱的，也是脆弱的、缺乏勇气的。除了逃到澳大利亚的父亲，还有一心钻研学业，在生活上完全神隐的另一个哥哥（？），更有生活中潜伏的危险陌生男性。只有父亲的好友作为临时监护人，因为勇敢保护球酱被打断肋骨。电影平静地展现了这一切，似乎是一种以静静旁观的视角，表达一种对平静生活的讽刺——妹妹是坦然接受这一切的。

固然她和哥哥有紧密的亲情，但是其他人呢？这是否恰恰反映了社会和家庭对她的剥削，而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寂静无声”，让她经历的一切看起来竟然是正常的。

影片没有直接表达观点，实际上其观点似乎相当暧昧不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平静、温暖、治愈的，因为社会的假象就是这样，但是它又透露出很多细节，看着这些细节你会意识到表面下是存在问题的，剥开这层表面会发现善良的女性处在如此弱势、受威胁、不稳定的地位上。

片头鬼祟大叔对小女孩的猥亵，气象主播与把红酒倒进她鞋里一饮而尽的“坏男人”的纠缠和主动依附，身负杀人嫌疑的游泳教练与被害人遗孀古怪的不平等“同居”关系，小说中男生对暗恋女生的性侵和杀害，学校老师为了帮男生脱罪而真的去奸尸，游泳教练对球酱的性侵……

影院里几百号人在黑暗和沉默中目睹这一切堂而皇之地发生……

很难让人不思考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恐怕前前后后所有的铺垫，包括温暖惬意的结尾，都是为了衬托出球酱在雨中恸哭的那一刻。

而她第二天和父母报平安说一切安好。

这难道不是讽刺么？

它不是很直白，饱含日本式的含蓄。它那种摄影棚拍摄的感觉，不自然的光线，也营造出怪异的、不真实的观感。中产家庭小布尔乔亚的精致生活，粉饰了社会性的问题。

温暖的画风蒙蔽着你，直到暴力突然赤裸裸地在你眼前发生了，在持续的痛苦与无力中，你意识到不该忽略之前埋下的所有伏笔，不该抱着侥幸心理相信温暖的故事中不会出现丑恶的暴力，在漫长的折磨之后，太阳照常升起，仿佛一切安好。

寂静的生活，是宁静，岁月静好，还是沉默，无法发声的隐忍压抑？

本片改编自大江健三郎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静かな生活」（講談社文芸文庫、1995）翻译了其中的同名短篇与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发生在父亲受到加利福尼亚某所大学邀请担当驻校作家，母亲也因故同行那一年。临近出发，一家人依旧围坐在餐桌边，晚餐的氛围却不同以往。但凡家中大事，到了父亲口中一定会被拧成玩笑，连这种时候也不例外。我刚刚成年，父亲把我的结婚计划当作一个轻快的话题抛了出来。而我出于打小的性格以及近来的习惯，即使自己成了谈话中心，对周围的发言也仅仅是侧耳倾听。一杯啤酒下肚有些飘飘然的父亲毫不气馁：

——总而言之，你把最低条件说来听听。

话虽如此，父亲一早就预料到我的冷淡反应，看过来的笑容半带为难。我突然想告诉大家不时飘过脑海的念头。只听自己的声音响起，显出微妙的坚决……

——我要嫁人的话，得跟伊奥①住在一起，所以对方至少要能负担一套两居室。我想在那里过上寂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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