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明的死并不感到意外 她是如何被摧残最后又带着愤恨不甘地死去 于我而言 也并未有多少振动 好像这就是女性惯有的命运 男权社会的土壤难以开出新女性的花 倒不如做一朵恶之花去搅出一趟浑水 让泥点子溅在伪善者雪白的道袍上 被发现的女人 被发明的新女性 新女性同妓女住在一块 时不时也要被那些迷人的概念所诱惑 被男性所施与的“身体的便利”所引诱 女性仍旧在谄媚与独立之间两难 很喜欢电影最后的镜头 韦明的死登在报刊上 这是男人以女人为噱头谋利的手段 是一条王博士根本毫不顾及 与新欢浓情蜜意时挥之其去 无人关心的新闻 是被无数后来者踩在脚下 陷入泥淖的一张废报纸 镜头划过人们的脸 那些女性茫然的脸上 看不见希望抑或绝望
电影作为电影产业,一种以现代工业,科技发展和传媒技术革新为物质基础的资本运作的体系,不断进行着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消费。盈利是电影公司的主要目的,这也决定了电影的商业性与大众娱乐性。相比更带有个人主观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学与音乐来说,电影作为机制化的集体生产以更为显性的方式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着互动,这些因素使得电影成为各种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场域。把目光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外族的入侵加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这些剧烈的社会变革构成了未死方生的中国最基本的社会事实,电影这一现代科技与文明的产物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便被纳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阵痛之中。不断的民族性事件以暴力的方式为中国构建起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主体成为了最真实的共同体与人们体认自己的方式。前一时期的民族诉求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个人还没有被遮蔽。“一旦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生存空间遭到大规模破坏与挤压,民族就成为最重要的现代主体。个人主体不过是作为民族国家理念的独特呈现方式而出场的”。[1]从阶级与民族诉求出发反观3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都市女性形象,可以帮助我们发掘其潜在的男性话语体系对解放的女性性感身体渴望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感。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把女性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宗法体系和血缘家庭中解放出来(比如《新女性》中韦明为了爱情离家出走),进入到都市生活空间,尤其是流动的公众领域。但是身体的解放作为个体解放很重要的侧面有着其两重性:一方面是女性性感妩媚的身体引起的男性强烈的渴望,另一方面是这种性吸引力对于理性世俗世界的潜在威胁与颠覆,以及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独立的恐惧。这时期大量影片都书写了妓女/舞女/交际花等性感摩登女性形象(《野玫瑰》、《十字街头》、《都市风光》、《孤岛天堂》、《国风》等等),这些形象作为现代繁华都市的性感投射物反映着男性对于性感女性和对于都市生活的欲望与想象。而摩登女性引发的男性的动物性冲动对于理智世界的危险性,使对她们的诉说不得不依托伦理道德,民族与阶级的外衣加以合法化,这在30年代的左翼电影中尤为明显。文章将从这个视角出发,借助对《神女》、《新女性》、《马路天使》、《三个摩登女性》、《野草闲花》几部影片的分析简单了解这个时期荧幕上的女性形象。
《化身姑娘》为代表的以性别置换为主题的电影,以及对传统女扮男装故事(花木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重新讲述搬上银幕,象征了中国在脱离传统乡土社会后对于西方舶来的男女性别观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化身姑娘》里面的女主人公莉英就在国外出身长大)。这种性别上的困惑与迷失来源于传统男性在急剧动荡的社会格局中已经无法承担起历史使命所感到的不安,同样也表现为男性对于作为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象征的摩登女性又着迷又害怕的态度,而都市中男女比例的失调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从19世纪末开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1870年前,从西方来到上海的多为年轻男性,“外国妇女特别稀少,从未超过华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00年以后,当日本人成为外侨中主要团体之一时,外国妇女的比例才恰好达到三分之一。”[2]公共租界男女比例在1870年为290:100,1900年为197:100,1935年为196:100。[3]整个上海而言, 20世纪20-30年代的婚嫁率只有千分之三点八(引14 15 16)。[4]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上海发达的色情业,“1934年,一家当地中文报纸估计:就卖淫业作为一种特色而论,上海走在全世界城市的最前列:在伦敦960人中有一人当娼妓;在柏林,娼妓占总人口五百八十分之一;在巴黎,占四百八十分之一;在芝加哥,占四百三十分之一;在东京,占二百五十分之一;在上海,占一百三十分之一。”[5]然而事实上经济的不平等和城市区域分割使得色情业不过是洋人和少数有钱人的享受。大多数男性对性的压抑与诉求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胡蝶,阮玲玉等女星的迅速成名,也让我们“却也必须直面广大观众的享乐主义的和窥视癖的倾向”。[6]电影作为商业与大众文化产业,也自然会考虑到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群体性诉求。《新女性》中的韦明本想以教书与写作立足都市公共空间,但电影中却多次强调其美丽性感的一面,比如她的艺术照片,不仅反复出现在客厅里(私人空间),还被不断曝光在男性如杂志编辑觊觎的目光中,甚至是报纸上(典型的公共领域)。另外韦明的身体也被直接暴露在性欲的注视下,通过这些男性的视角观众得以分享这种注视,比如车中的镜头从王博士的角度给与韦明裸露小腿的特写。《马路天使》中的小云既是男性欲望目光的客体(老王从窗帘后对她的的窥视),同时也是欲望的主体。这种欲望暗流汹涌,小云在深夜的马路上对陈少平的挑逗可谓撩人大胆,但是小云在剧中除了观望的方式并没有机会言说这种欲望,即使最后快要离世只能用想象的方式看见男主人公对她微笑。《神女》对于其中妓女性感形象的刻画相对比较克制,但是仍然掩饰不住电影对这位受难妓女的女性魅力的欣赏,当她误入流氓住所不得不屈从于他,缓步走到桌前坐下然后点燃一根香烟时的优雅撩人观感十分强烈。在影片的最后老校长用手抚摸妓女肩膀的特写长镜头也难掩这样的欲望。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欲望与压抑的目光交错之间释放出来的是被外力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此时本能的感性需求。
[1] 李超:《1905-1949中国电影: 空间呈现》,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版,第50页
[2]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徐荣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3]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123页
[4] 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5]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章克生、徐荣庆、吴竟成、李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6] 张英进,苏涛.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上)[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18(01):57-63.
看完之后很震撼,感动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女性主义。韦明,现在看来都可算是新女性。她的先进思想在那个年代大概率走向悲剧。
韦明至少是个小家碧玉以上,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新思潮的熏陶,才会自由恋爱、私奔。同时也遭遇了被爱人抛弃,这可能触发了她的女性主义,后面我们会看到她选择做不依附于任何人的不婚主义者。伤心之余,她毅然走向大城市,她清楚大城市才是新思想的温床或者说是包容之地,这在现在也是一样。她平日笑靥如花,待人和善,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上海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可自立,一切合她心意,与艺术,知己相伴。这时候可以看到韦明很快乐,她要的本就不多。
可紧接着姐姐与女儿的投靠、被人陷害丢失工作开启了她悲剧的下半场。毫无疑问韦明是一个漂亮的女性,但她的悲剧一生都与男性有关。年少时的父亲反对她的恋情(先不说父亲是对的)代表着父权专权,随后被心爱的情人抛弃(情人大抵说了一些我养你之类的话),到后来的严辞拒绝上司求婚被资本解雇。家庭,爱情和事业上占齐了。
这里说一下余海俦,他和韦明志趣相投。但韦明始终觉得他们走不近我觉得是因为余骨子里的男权思想。他懂得‘不倒女性’,但他不欣赏韦明去跳舞,觉得奢靡,还说你该多和阿英这样的女性接触。用现在的话就是爹味太重了。韦明对享乐的向往或是对艺术的追求,不需要被指指点点。有人说她如果和余结婚就不会发生悲剧了,可这又陷入了女性一定要依附一个男人的逻辑里,况且这个男人不一定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结婚,结婚能够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你们设下了种种的方法,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来出卖给你们”韦明振聋发聩的呐喊,现在看来都算是先进,她整个影片里呈现的就是独立,是不依靠其他事物或他人而存在。宁可去卖身也不愿依附于人,只想做自己,这在当时的环境可想而知很难。令人印象深刻的另一处,便是看到报纸上评她自杀的‘女性中为弱者’后临终的“我要活啊!”更确定了整部影片女性主义的基调。
最后我想说我很喜欢‘不倒女性’的不倒翁,这个象征手法也是简单直接,韦明一定希望她的女儿可以理解她的女性主义。这里引用下千鹤子老师的女性主义定义—追求自由的思想,女性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怎样都可以。
想來韋明如果活在今天, 應當命不該絕, 阮玲玉也是.
太神奇的片子,蔡导实在非常细腻且大胆创新灵活应用,经常可以看到精心安排的细节,故事整体也很有趣,从侧面表现了大上海的面貌风气,从场面和人物来看都可以算得上大片。第一次完整看阮玲玉的片子就喜欢上了她,表演当中有跨时代的美感,笑起来太有文艺气质,表演也细腻不那么夸张。郑君里太好玩了。
这部电影有多好看呢,我看到后面完全忽略了糟糕的配音。但是整体来说无论故事走向还是台词都总有种用力过度的党员感【对不起。 当然即使是党员也是先进党员了,比如女主角觉得结婚是做一辈子奴隶,而卖春是做一晚奴隶。最后阿阮太美了。
第一次见到给默片配音(上译?),简直被毁得体无完肤!
#电影资料馆 看完之后有个大爷问片头是不是有歌。那首聂耳作曲的歌,他在七十年代老听,可惜今晚的版本听不清。本来挺难受的气氛,那个男人的一句Damn和滑稽的动作戏,让整个影厅的人哄堂大笑。这次看的后期配音的版本有点失败,看字幕卡的速度总比念的快,朗诵般的配音不仅没有增强真实感,还打乱了影片节奏,并导致背景音乐的割裂和戛然而止,但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还是那么喜欢阮玲玉,惧怕成为笼中鸟的她,写作了《恋爱的坟墓》。与《神女》相反,她没有卖身救女儿。与现实也相反,她在花边新闻的爆料下,终于喊出了那句“我要活啊”,四个字越来越大,覆盖银幕。有一处电影语言很有趣。二人坐在车上,阮玲玉望向车窗外,车窗成为画框,画框里播放的是二人认识的经过,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没有办法控诉和反抗。
韦明,一位女性知识分子,接连被亲人抛弃,被社会抛弃,被奸人迫害,为救女儿被迫出卖肉体,于无奈中服药自杀,又于悲痛欲绝中大呼“我要活”…这一出出发生在女性身上看似遥远年代的悲惨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今日社会的极端写照。生之欲啊生之欲!
车窗的画框回忆,韦明被胁迫时的叠影幻想,拉扯的正反打特写,视听语言在那个年代无疑非常先进。对接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夸张了悲剧性,矛头直指时代的黑暗面。阮玲玉饰演的女作家韦明皆所遇非人,这么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气节的时代新女性,在当时面对男权和资本的恶臭无耻还是无可奈何,这首先就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最唏嘘的是,片尾那“我要活下去”尚有希望的寄存,现实中的阮玲玉却是在劫难逃,25岁香消玉殒,留下“人言可畏”的嘘叹。现实远比电影罪恶多了。回头来看,蔡楚生那一批民国导演是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然而导演当时和阮玲玉的暧昧,也是耐人寻味。8.2
配音果断遭到广泛吐槽,不过过多的字幕卡也削弱了作为默片的意义,只有夸张表演与默片气质契合。批判意识浓烈,情节倒也精彩。最后的自杀情节仿佛一个可怕的诅咒,不知阮玲玉赴死之时脑中有没有回荡起片尾反复狂呼的“我要活啊”。
配音版果断是不可原谅的,虽然字幕无比冗长配音倒也缓解些许无聊。与小津的[风中的母鸡]可做比较阅读。戴锦华老师对片中工人阶级女性“巨大的阴影”解读颇为中肯。本片最大的意义是裹挟了阮玲玉的人生于其中。
@电影资料馆。这就是个悲剧啊!阮玲玉1935年3月8日妇女节当天半夜两点在住宅服安眠药自杀,相隔6个多小时,最后抢救无效。这样看来这部电影的结局简直如同谶语,一个演员提前在大银幕上演绎了自己的死亡。
最喜欢阮玲玉倚在汽车窗前回忆过去的那段。利用车窗作为画框,再现过去的手法非常棒,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非常好的视听展现。
你以为现在女性的地位得到彻底改变了咩,一样人言可畏,一样弱势群体;女人只有看清所谓爱情、自立自强才能自救;阮玲玉实在演得太好。
戴锦华指出,女性在五四后得到的解放是“虚伪”的,这一解放的由来纯粹是男性在面对外来暴力威胁时社会地位被撼动所表现出的羸弱,历史中无一不是这般。尽管如此,在始终由男性设定规则的话语社会中,女性(尤其是新女性)作为群体被拯救了,但具体到个体时,竟再度回到“女奴”时代,成为被社会文化排斥而被放逐的异己者,在某种意义上,一旦女性与个体被绑定,便注定叙述/批判无法进入主流,只能蜷缩于社会一隅,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时代症候便草草收场。注意到,在男性权力实施过程中,权力的实践者/合谋者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同时在现实中,牺牲了阮玲玉的这一社会冲突,却“并未牺牲”该片导演蔡楚生,耐人寻味。
老上译的配音版本,配音本身是不错的,但是结合默片看起来 不伦不类。这倒是个真正的悲剧。喜欢结尾的凄凉和悲壮。艾霞,韦明,阮玲玉,真是一语成谶。那个不倒的女性哦。
有些技巧不错,但给默片配音,很是糟糕。很多观点太激进,不敢苟同。生造出一个女性悲剧,虽有时代影响,却很是局限。
从蔡楚生角度讲,影片哀气太重,遂死寂沉沉。不仅缺乏对“新”的深入理解,也对解放女性的出路存在认知偏见。女性的“活路”最终止步于理想愿望的渴求与控诉。从阮玲玉角度讲,又是颇具传奇色彩的自传性影像的“活现”。后者意义更大。
镜头剪辑简直先进,故事不肥不瘦,演员恰到好处。中国的电影水平在急速地倒退!!
【修复版吐槽:给默片配音真是太神奇的事情了,哪怕原声带已损毁重新写个配乐也比这好吧】阮玲玉太美太棒,似是射穿银幕的魅力;但是故事还是太戏剧化也太激进,过犹不及;而且作为默片,字幕卡实在太多,不必要的"对白"影响流畅度。
【资料馆修复版】没想到其实是个讽刺悲剧。现存的版本都是50年代老上译给这部默片的字幕卡配音的版本。简直是毁了这部片子。也毁了观影感受。而这部片本身也过于夸张激进。用力过猛反倒做作,说教意味太重。除了女性主义,本片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一语成谶地预言了主演阮玲玉的自杀悲剧,让人叹惋不已
影片信息量非常大。插叙、想象性叙事、象征镜头、乃至快速剪辑的武打段落,多种风格融于一炉。韦明之死固然是女性/无产阶级在男权/资产阶级社会的悲剧,不过在叙事上也表现为一种落差之死,在所有的巅峰跌入所有的深渊。也反映了人与他人的永恒难题。即使有阿英的坚定,结尾也没能给出真正的解决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