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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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为人憨厚、乐于助人的余木生（刘延 饰）是一名船工。妻子陶春（张伟欣 饰）对木生百依百顺，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我随你”。 听说离村子几十公里的龙泉镇开通了火车，陶春想同表妹杏枝（赵越 饰）去看看，木生不同意，陶春没有坚持。陶春一直有腹疼病，木生并没有放在心上。夫妻俩上集卖猪，卖得钱后，陶春在商店给木生买了两包好烟，给俩孩子买了圆珠笔和玩具。她自己很想买一件酱色的上衣，但木生想用剩下的钱买猪崽，陶春还是那句“我随你”。陶春又一次腹痛，木生以为是老毛病，照旧让女儿买仁丹，杏枝看到气愤地把仁丹扔在地上。经医院检查，陶春患得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无法医治。木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回家后的木生回首往事，深感内疚，他还能为生命既将走到终点的妻子做点什么呢......结果1977听爸爸的话！我是大哥大电影版罪有可辩围捕查理和布茨红灯2012加美拉大怪兽空中决战青魇老爸当家引爆者森林怪兽欢迎回来，旅人兵库后篇英雄人物骄傲的少年心跳2023百妖谱·司府篇又酷又有点冒失的男孩子们真人版假面女仆魔力大篷车极地大反攻泳队守护者：世纪战元国语幽灵情书（国语版）炮弹专家铁路浪漫谭第二季你不要过来啊！信号 2323鹿镇传奇过道甲壳虫历史十大战舰四月物语雪国列车(剧版)第二季死亡山地沥青之城重返青春期2018十一字杀人少年鳄鱼队2迷墙1968可持续食物富江 无限制人再囧途之泰囧穿墙术
长篇影评
1 ) 对现实的匮乏的理想化
《乡音》既然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那么它必然渗透着某种价值导向，某种道德寄托。在古老的语境里品读古老的文化，自然难以发现文化自身的匮乏。在过去接近40年的今天，重新去品读《乡音》，那作品的一切却都变得怪异和诡异起来。 传统的文化一直推崇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传统的中国人典型形象。偶尔天地君亲师，偶尔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封建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要求，具体落实到一个人身上。它不是现代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个人，而是某种过去价值的残余，在个人身上郁结成某种尴尬红肿不忍直视的溃烂。
如果妻子以丈夫为纲，处处随之，默默付出忍受压抑和克制。而丈夫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然后随着妻子患癌，丈夫蓦然发现自己竟然亏欠自己的妻子这么多，在某种赎罪心理的作用下，丈夫被妻子给唤醒了，而唤醒的不是别的，却是基本关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想象。于是在这种回归之中，批判的是那种传统式的道德伦理。但问题在于，它将那种道德伦理所在同一的语境里，它面对着同一的道德伦理，推崇了其中某些本身，有批判了其中某些本身，而问题在于它想推崇的和批判的，却正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因为，所以的问题。正是因为妻子把默默付出、为丈夫牺牲当成一个妻子应尽的本分，在丈夫那里被接受和理解习以为常。而今天正是批判的是丈夫的那种习以为常，它并不满足于丈夫的事后觉醒，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妻子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意识，它要丈夫早一步就把妻子当做一个人。
我们不能不从娟子对春姐叙述前史的补充中看到春姐的前半生。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而热情、热爱新奇事物，火一样的生命力的娟就是在共时序列中对春姐做了历时序列的讲述和表现。 一个人突然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要是没有外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显然作用在春姐身上的正是这一种传统文化的力。可既然影片目的是推崇的是春姐的这种牺牲和奉献，那么去批判她奉献的另一面就变成了吊诡的了。
妄图在一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又去讲述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的牺牲。而语境不却以不可抑制的姿态不断的在崩溃中解体，原先传统文化所崇仰的这种牺牲奉献的个人，在利己成为普遍时尚，利他就是心有不诡的庸俗的现实中，要遭受多么大的菲薄，污蔑和侮辱！为什么要推崇让最优秀的人牺牲掉自己而奉献给的是冷血无情，庸俗市侩，反复无常的现实生活的文化呢。在这种最顶级的智力之下，他们见识了现实的残酷面目，一种过往一切信仰的动摇和颠覆，坍塌，意志不够坚定的也就能因迷信自己的智力走上灭绝人性，残暴无情，恶毒，阴险，奸诈，不择手段的卑鄙了。行善与作恶同样都是在意识到自己做什么时只有最强悍的心灵才能驾驭。多数人永远是无意识的恶，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主旋律电影都是好心，它基于以下讲述事实，要是人人都肯向善。可既然艺术作品的表现自身没有自身的感染力，是关于自我和他者生命意志的共鸣，电影也终究只能在自己感动自己中而去责怪观众的无知了。说到底是观众的错，可既然艺术作品是个未完成的结构，召唤着观众情感的在场，而它现在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却他感动了自己，于是便当然以为是观众不行，那可真是莫名其妙了。
2 ) 1983年胡炳榴《乡音》
春姐的忍气吐声
1、“都随你”
2、不坐火车看龙泉镇
3、肚子疼还是去卖猪
4、想买一件衣服，但价格14块5，就没买，她只给儿女和丈夫买
5、肚子疼，由着丈夫只卖人丹。
6、帮杏枝和民汉撮合回晚了，受了一顿骂。
原因：1、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是春姐给儿子讲故事，她讲到一个小女孩就是因为没有听大人的话准时回家而被海水淹没，最后成为一只鸟，这个故事很有意味。2、还有春姐家小时穷，个很大才去读书。3、邻里夸奖木生，让她自得。
面临转变中的小山村，人们习惯和思想产生差异的年代。在杏枝爹看来，木生是好样的，力气大，会劈柴，编斗笠；但在杏枝她们看来一切都在变。影片中，火车 《军港的夜》这些具有时代气息的什物。木船被汽船取代等。
人们的观念也在变，杏枝是变了的，而春姐她既在家庭的牢笼里，但又盼着穿着漂亮衣服，火车载着她到龙泉镇，当稚嫩的虎娃问春姐山的那头是不是海，她不能给出答案，但她眺望的双眼也在告诉观众，她也渴望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
影片中关于这个小山村的描述，乡情淳朴，靠天吃饭，但难以接受新事物。特别是春姐归来邻里间的问候；以及木生买猪肚时的调侃。
影片开场于一场狂风大作，木生出去，怕发生山体滑坡引起的一系列恶果，这里的这场大雨象征了新社会的变革犹如一场狂风大雨洗刷着这座乡村的一切。
3 ) 《乡音》与命运
命运，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话题。它是一个答案，让一些人停止了思考，它又是一个问题，让另一些人产生新的追问。我总会在某些时候听到人说“这是我的命”、“这是他的命”、“这是我们的命”等类似的话。小时候听到这些话时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很深奥，仿佛他们知道很多我们未曾了解的事物；大学毕业后听到这些话时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在逃避，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中只是无奈地叹息；今天看了八十年代老电影《乡音》后，我的脑海中莫名地思潮翻涌，我仿佛感到命运之神在向我倾诉，让我不吐不快。
先从《乡音》说起吧。
女主角陶春常常回答丈夫余木生的意见时总是那一句“我随你”，可她也深知自己份内的事情是服侍丈夫照顾孩子操劳家里的一切杂活。她偶尔也会有自己的一点小想法和小期盼，可她会谨慎地把自己的这点小想法隐藏起来，并有意无意地使丈夫泄露出意见，只要丈夫不认可，就从来不会自己耍性子一意孤行。不只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使到了三十年后的现在，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陶春的这种行为依然是贤妻良母的模范。她每天干的活是煮饭、喂猪、种菜、割猪草、为丈夫送饭、哄小孩子睡觉，可这些活永远也做不完。
男主角余木生承包了一条渡船，每天起早摸黑在江上撑渡船，这是其家庭稳定的收入来源。
龙妹是他们的大孩子。她每天上学，偶尔也会帮妈妈做一些小农活。她是农村人眼中的懂事的孩子。虎崽是小孩子。他也是每天上学，偶尔也跟着妈妈上山砍柴，自己在一边一个人玩着乐。他是农村人眼中的小宝贝。
对他们而言，若他们一切平安，未出现什么大事情，他们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陶春一天又一天地操劳，也一天天地变老，直至悄悄地死去。于是被儿子埋在附近的某个山上，最后化为山上的一堆沃土。她虽然想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她虽然也想知道山的那边是不是海洋，若在她死去之前社会发展得足够快，这些愿望都会实现。即使社会发展得不够快，她就会带着这些想法死去，或许当她死去时，这些想法根本就没有吸引力了。余木生也会一天天变老，直至死去。或许随着攒得钱逐渐增长，他会盖一所新的房子，然后在他盖起的新房子里死去。龙妹和虎崽若读书用功，考试成绩优秀，可能会上高中上大学，并最终走出大山，来到城里工作和生活。可这种机会在那个时代微乎其微，他们更可能的命运还是像他们的父母一样，龙妹成了另一个男人的贤妻良母，虎崽成了另一个女人的余木生。
若他们是这样的命运，他们会感到很幸福，他们永远也不会思考更多其他关于命运的东西。可他们并不是一切平安。陶春得了癌症，她将等不到变老就要接受死亡，这个变故改变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余木生在反思。他感到自己很自私，对妻子关心不够，也没有考虑过妻子的想法。他改变了，曾经以为是妻子该做的事情他认为自己也该做了。他舍得花钱了，他还果断决定明天就不去渡船，为了满足妻子的心愿，陪妻子去三十几里外看火车。因为他此刻知道，渡船是每天都可以做的，可妻子到了明年将没有去看火车的机会了。可即使如此，他的命运也已无法回到原来的轨迹。龙妹和虎崽都将会失去亲生妈妈，他们在以后的成长里将没有了母爱，也将要承担更多的农活，他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继续降低了。
对他们这一家人而言，命运是摸不着看不到想不明白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又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当陶春听到龙妹要学做针线活时，她非常伤心。她仿佛又看到了女儿和自己同样的命运。于是她对龙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说：“好闺女，你要上学，要好好读书。妈不知道答案在哪，将来你一定会知道的，会知道的。”这既暴露了她对自己一生的不甘，也泄露了她对自己的人生其实还存在着太多的想法和期盼。可在她的人生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唯有寄希望于女孩，她认为女儿通过读书，可以找到把握自己命运的钥匙和答案。可怜的陶春，可怜的这个贤惠温顺的农村妇女模范。
说完电影，就要正式说命运本身了。
命是人的生命，人的命是相同的，是生老病死，是赤条条来赤条条走，是尘归尘土归土。运是人的经历。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讨论的命运，其实只是各不相同的经历。这也是我常常听到的“命运”。
我们探求命运的答案，其实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未来是否可以改变。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如何才能改变未来。
第一个问题是信仰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我当然认为未来是可以改变的。若认为命运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一切关于命运的讨论都将失去了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知道答案的问题。电影中陶春对女儿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中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
人之所以成为人，首先是因为人有生命。要维持人的生命，每天需要吃饭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需要积累财富不至于生病了没钱医治而病死，需要积累财富修建好房子不至于被大雨淋死，需要积累财富购买衣服穿在身上不至于冬天被寒冷冻死。当这一切都得到保障后，才会考虑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可以说，掌握命运的第一把工具是财富。财富得不到保证，就将受到不能维持生命的威胁。于是命运就通过这个工具，使每个人产生了花一辈子绝大部分的时间去积累财富的本能。
从这个层面而言，财富的获取方式和获取财富的能力，是命运的第一种形象。财富的获取方式，涉及了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获取财富的能力，涉及了个人的性格和能力素质。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决定了每一个人获取财富的机会是否平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每个人在机会面前的把握能力。
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如何决定呢？由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定。经济体制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因此根本而言，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
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如何决定呢？由人的后天生活环境和受教育水平决定。后天生活环境为次要，受教育水平为主要。
我们再次回到《乡音》中，分析他们的命运是不是和命运的第一种形象吻合。
虽然陶春生活在中国的具体年代影片未明确说明，可从故事中涉及新建油炸房、大队、养猪卖猪、承包渡船等可以确定是介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他们一家人的命运都由那个年代的政治体制和教育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逐渐由绝对的公有制向允许部分私有制松绑，他们为了获得财富可以通过木生承包渡船和陶春养猪和鸡来获得。这样获得财富的方式也决定了木生早出晚归，决定了陶春每一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可人一旦生病，小病忍忍就过去了，大病则会要了他们的命。因为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医疗制度和医疗水平，并且个人财富又非常拮据，在这双重重压之下，患上重病的陶春的年轻生命就没了。
有人可能会这样问，难道他们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吗？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允许个人做生意了。这就涉及到个人在机会面前的把我能力问题了。
木生受教育水平不高，至少未上过初中，陶春同样。因此他们缺乏对时代发展方向的判断力。同时，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信息极其闭塞。在这种情况下，木生知道承包一条渡船在村里算是很了不起了，陶春知道如何很好地养猪养鸡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即使是上过中学的杏枝，面对结婚后那不可知的命运不同样感到恐惧吗？因为这还涉及了接受教育的内容和质量等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时光的车轮转到了今天，你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了吗？你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4 ) 过日子的正派人有多可怕？
影片进程过半，在杏枝的催促下，木生送陶春去医院检查，终于得知妻子的病不是用“人丹”就能缓解，而是肝癌。
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恍惚的木生，想起了医生的话：她的病耽误了，你们为什么不早送来做检查呢？
而杏枝的话也是无比尖锐：人都快要死了，你才知道心疼。
木生虽已自省，悲剧却已注定。
在老一辈的严重，木生是一个过日子的正派人，实际上他也拥有吃苦耐劳、踏实等诸多美好品质，但以90后的价值观来看，这种直男我能打死他吗？
电影开场丈夫木生在悲凄、沉郁的背景音乐声音中步履沉重地拉着船走来，而妻子在暴雨结束后，天亮时跑向丈夫，瘦削的身形一起拉着船，两人在河边的步伐让人感到有种莫名的沉重。
陶春边在河里洗东西边低眉顺眼的询问丈夫：龙泉镇真的那么招人？杏枝说找个日子约我到龙泉镇赶个集，龙泉镇火车通车转眼就一年了，我还没去过呢。
而丈夫则一边吃饭，一边毫无商量的陈述：这个杏枝的主意太多，一切新鲜事她都想知道。咱们不图那个新鲜，还是等大桥通车再说吧。
而在卖了猪之后，陶春说要给儿子买木枪、给女儿买圆珠笔，陶春把零钱给了陶春，陶春给木生买了很贵的烟，自己试新衣服时却被木生匆匆喊走，丝毫没有对妻子的赞美，也没曾想过要回馈妻子。只是惦记着买猪仔的事。
但是他错了吗？
他也是想多存钱，让家里生活过得更好。是个老实人、正派人。
可是他真的不疼妻子，理所当然抽着妻子买来的好烟，却不考虑妻子的需求。
当杏枝来问春姐有没有买衣服的时候，陶春低眉顺眼的讲：那么好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抽着好烟的丈夫木生附和：可不是，都30岁的人了，女人三十老大妈啊。
面对杏枝生气的质疑：你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姐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给做过几件新衣服，买过几块香肥皂，连擦脸油都没给买过吧？
木生却笑了，用着说家长里短的态度，回答说，她从来也没说要啊。
对于妻子的妥协、委曲求全、“我随你”，他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正如戴锦华所说的，这部影片显露并强化了第四代一种两难困境，这是一种深刻的理性与感情分裂的价值评判、一种存在于心理/知识架构中的裂痕：一边是理性，是对文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一边是情感，是对老中国坚实素朴的独特韵味、醇厚人情的迷恋；一方面是对传统社会及其道德体系的仇恨、延误，另一方面却是在现代化、商品化进程中所感受到的惶惑与轻蔑。它常常使第四代导演在揭示“愚昧”的丑陋、荒诞的同时，迷失在古老生活悠长的意趣之中。
于是，陶春之死不仅缘于愚昧的谋杀，也是对文明的一次必要的献祭。
5 ) 应当怎样评价《乡音》——《〈乡音〉：从经济学到伦理学》之一
——《〈乡音〉：从经济学到伦理学》之一
/范达明/
关于《乡音》，它的公映能在影圈内外，在影评家与群众中掀起如此众说纷纭的议论，本身就说明了这部影片内容意蕴的生动丰富性与它的非同一般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应当说，它是近年来继《小街》之后又一部在电影评价上迥然不同而又有影响广泛的社会效果的影片。这是难能可贵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对这一部已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大奖和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的具体影片的探讨，决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我们更多的益处，也必将推动我们的电影创作与电影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并相应把全体人民的电影文化水平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具体说到《乡音》的种种评论，就目前散见于各报刊与电影刊物的，平心而论，大抵是把影片所表现的中国偏僻山区至今习以为常而现存的真实家庭关系，冠以一顶顶“封建观念”、“夫权思想”、“人身依附”、“男尊女卑”、“女儿经”等等的帽子，而示以纯伦理道德的即纯思想观念上的或精神领域方面的义愤与谴责。这些评论者大抵也同影片刻意塑造的那个未婚女青年杏枝对木生的“没完”的“记恨”与谴责一样，并以此作为证实（或证伪）编导立意的一个重要根据。他们认为影片自然应当完全站在杏枝的立场上来对片中处在各种不同年龄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作出相应的评价；只是，进而又发现了影片本身的一个极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杏枝总是站在其表姐陶春的立场，不断为维护她在家庭的自主权的利益而与那“不公平”、“不民主”、“没良心的”、“不把姐当人看”的余木生斗争；一方面，陶春本人每当在他们间交锋时或此后，总是要为木生辩护。陶春自己从来不认为杏枝说话有最终的道理，她在杏枝与木生双方的对立中，总是随和木生的。于是，这些评论开始反过来对影片本身即影片编导不满了——为什么那个始终甚至至死不站到杏枝立场上的陶春，被影片作为有价值的悲剧主角而倾注了那么多的“同情、赞赏”? 从而觉得“影片对陶春赞美多，缺乏痛切之感。影片着意追求清丽抒情的风格掩盖了生活的严峻性”云云（见《电影艺术》1984年第2期第5页)；更有甚者，竟至认为影片是“美与丑的错位”的！（见《解放日报》1984年4月4日第4版金都的文章）那么，影片本身到底是什么立场呢? 为什么既似乎肯定杏枝，又更同情并不站在杏枝立场上的陶春呢? 为什么对陶春的批判在“影片中比较含糊”呢?（《电影艺术》1984年第2期第5页）
应当说，影片《乡音》的成功的根本立足点，正在于影片编导敢于站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敢于对于当前中国农村某一种“角落”作出历史唯物论的客观反映与评价。但是作为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不能也不该像一部社会政治教科书那样地在作品中直书自己的倾向性，它是渗透与寓于作品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及其关系之中的。通过这些形象关系见出的作品似乎矛盾的倾向性，正在生活本身，正是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与阶段性的对立同一的辩证法固有的矛盾的反映。同时，把影片编导站在历史唯物论高度对片中特定的现实生活作出的客观评价，简单地去等同于影片中的一个具体特定的人物，比如杏枝的立场观点与看法，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方法。在这一点上，影片编导比起他们钢笔和“摄影笔”下的杏枝来，决不是“含糊”，而是要清醒与冷静得多；决不是“掩盖了生活的严峻性”，而恰恰是把“生活的严峻性”看得更深更透——他们不仅看到了影片中的现实生活的伦理关系，即各个人物的主观意志、愿望的不同表现所形成的悲剧性动因，而且还看到了这种动因的动因，即在这种悲剧性伦理学动因背后潜藏的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学动因的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8页）杏枝以及我们不少影片评论者就陶春那句所谓依附于丈夫的“我随你”与相应的行为体现出的伦理道德“本能”所表示的义愤，我觉得充其量只能视为一种就事论事的“诉诸道德与法的做法”，恩格斯认为，这种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 8 9页）
因此，为了弄清影片男女主人公的伦理关系的实质，以便客观地确定那体现了这种伦理关系的男女主人公在此关系之中自身应负有何等程度的道德责任，我们不可忘记先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一下他们所生活之中的、以现存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存在的特定性质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乡音》主题的探讨中，从众说纷纭到殊途同归，在历史唯物论而不是历史唯心论的科学旗帜下，对影片作出客观公正的而不是主观随意的评价。
1984年4月20日写于YC
原载《职工之友》1984年7月号（总61）第3版
2009年1月8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最后那段太苦情了。老爷爷有句台词：还是吃农民饭好，颇为讽刺
女人 中国的女人该怎么走
假如我是清流水，假如流水换成我
胡炳榴田园三部曲之二，也是建国后最早的女性主义电影之一。浓墨重山中女性的悲歌，不知道她是苦瓜还是福人，但我知道“海鸟是小姑娘变的”，她的名字，叫精卫，她呕心沥血衔着石子，想填的是那些女人们的眼泪淌成的无边苦海。但是，该片将对女性的哀叹与对乡土破灭的哀愁杂糅在一起，减弱了对男权中心主义封建残余的批判力度。拍这部电影时，第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在西方早已尘埃落定，不再是新鲜的话题，而中国女性仍然还在眼泪汪汪地生活着，这种与世隔绝带来的时间差着实让人心惊。
一种苦涩。。
朴实地传达出女性在旧思想里守本分一切随夫的令人愤懑，家里的一把手总想着攒钱，从不为春姐考虑过一丝一毫，直到孩子就快没了妈，可悲之处不只是春姐的命运，温顺如春姐，尚不知自身的可怜，才是最可悲的，不是谁生来就该受委屈，夫妻之间没有谁伺候谁。
在揭示愚昧的丑陋荒诞的同时，迷失在古老生活悠长的意趣之中。这使得‘第四代’导演的二期作品呈现出一种矛盾、游移的叙事基调。——戴锦华抓的很准啊
极具时代特色的电影。虽然配音很假，但情感很真，这片子有中国的乡土韵味。突然明白了老谋子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人拍出的乡土电影受到批评的原因了。就是那种小桥流水的感觉才是中国乡村的感觉。
http://www.56.com/u23/v_NTI3NjIyNjA.html
纯。感人。
第四代导演群体,开始了电影语言的革新
戴锦华在《斜塔：重读第四代》中写道：“而我们在本文中更容易得到的结论却是：对愚昧的弃绝，固然是对陶春悲剧（死亡本身）的制止，却并非是对陶春的拯救，因为他要以牺牲陶春之美、古老生活之美为代价。于是陶春致死不仅源于愚昧的谋杀，也是对文明的一次必要的献祭。”//“第四代导演逐渐由对现实生活斜塔式的瞭望与规避中的触摸，更深地朝向古老的中国，朝向冲突中的负极——愚昧的世界。”//第四代二期作品 胡炳榴田园三部曲之二 自然与愚昧与女性主义
神似六七十年代台湾健康写实主义苦情戏，拍得文绉绉的，假到不行。不如瞧瞧颜学恕《野山》。
为女主人公的命运鼻酸过。
拍的很细腻，情感真实动人，尤其后半段令人心碎。这种家长里短、真情流露最是能够打动人的。导演用春姐木生，杏枝明汉两对情侣的比对，来说明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倡导女性要有觉醒意识。胡柄榴导演很喜欢刻画这种温婉如水的动人故事。
那个年代的女性或隐忍、或反抗的是丈夫的肆意使唤和无穷无尽的家务劳动所指向的家中夫妻不平等的地位；而今天教育普及和就业大增的时代，女性有了精致的容貌和对生活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却要抵挡太多诱惑还不时遭遇来自爱情婚姻忠诚度的拷问，究竟哪个更难？
刚记事儿的时候看的这个片，对未来的人生还是颇有影响的，牢牢记住了女人时时刻刻“我随你”的严重恶果。
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李小璐她妈果然比李小璐顺眼多了。在家时青枝绿叶，出嫁后面瘦肌黄，一回回打下水底，提起来泪水汪汪。
不是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而是过失以后的恍然醒悟，拨乱反正但伤害已经造成，结尾新旧音响的交织。
散文化的纪实手法，诗化历史的态度。想批判却又陷入了对于传统之可爱的缅怀之中。明明代表着开放自由的红衣少女，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轻狂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