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房客（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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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是第一次，也是第二次，是他自己，也是死去的西蒙娜——当“怪房客”以自残的方式完成痛苦的下坠，是一种为自我的逃避？还是一种为他人的表演？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问：他为什么要跳两次？

第一次跳楼之前，这个名叫托洛科夫斯基的男人锁上门，然后变身为一个女人，当他变成她，开窗时，看见所有房客都变成了观众，他们打开了窗户，他们鼓起了掌，他们保持着微笑，他们期待坠楼事件的发生——对自己有着好感的女孩斯黛拉也在其中，甚至她就像坐在某一个剧院的豪华包厢里，等待精彩的演出。那时，托洛科夫斯基就已经变成了那个已经跳楼的西蒙娜，他成为她，就必须完成一次已经发生的故事，当下坠的身体撞碎了刚刚修补好的玻璃棚子，那撞破的洞就是一次事件重演的证明。

但是，他没有真正变成她，或者，他没有在跳楼的行为中变成已经发生了故事她——西蒙娜是在跳楼之后被送往了医院，她全身被缠上了绷带，再无行动的能力。而托洛科夫斯基跳下之后，却只是受了伤，他还能够行动，所以当房客和房东佐伊靠近的时候，当他们想要帮他的时候，他非但拒绝他们的帮助，而且还不停地骂他们是杀人犯，而等到警察赶来时，他已经带着受伤的身体爬到了自己的楼层，而且再次从窗户中跳了下来，第二次下坠之后，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全身缠着绷带，双腿已经不能行走，在病床上，他发出了像西蒙娜一样的叫喊——一样是痛苦，一样缺了一颗门牙，一样从张开的嘴巴里看见了无底的黑暗，但是，在那一刻，他并不是在重演西蒙娜的悲剧，而是以自我导演的方式将自己送入了命运的深渊里。

第一次从窗口跳下，是穿着了女人的衣服，这可以看成是西蒙娜跳楼一瞬的再现，而托洛科夫斯基眼前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西蒙娜曾经看见的“众人”：他们在嘲笑，他们在引诱，他们在排挤，作为“被示众”的西蒙娜只能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终于她在下坠之后失去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变成了对他人的报复，就像托洛科夫斯基对他们讲的那样：“他们想让我自杀，我就给他们看。”所以变身为西蒙娜，托洛科夫斯基完全是在理智中做出的选择，也就是他只是为了某种目的，化身为西蒙娜寻找这一种刺激。但是当他没有在第一次跳楼时变成西蒙娜，也就意味着自己的这个“自杀计划”失败，也意味着他们制造的阴谋破产，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他选择了第二次跳楼，虽然最后的结果和西蒙娜的遭遇一模一样，他已经完成了自杀计划，但是很明显，第二次跳楼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托洛科夫斯基这个身份，但是同样的结局已经让他无法成为自己，他反而成为西蒙娜的影子。

第一次是暗示，第二次是实践，无论如何，西蒙娜都是一种影子，托洛科夫斯基就是奔着这个影子去的，但是当用两次跳楼的方式完成这个计划，本身的反抗也罢，逃避也好，其实早就变味了：他眼中的他人是杀人犯，是诱惑者，是将他从正常生活推向深渊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却为了帮他，为了送他去医院，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当两个世界以如此巨大的反差出现，托洛科夫斯基是不是陷入到了自我的迷狂中？他所作的一切是不是一种内心的谵妄？

托洛科夫斯基在第一次坠楼之后，双腿几乎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再次爬上楼，无疑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可能只是托洛科夫斯基自我的幻想而已——他根本没有能力完成第二跳，只是幻想着自己要完成这个自杀计划，和他所看见的那些“杀人犯”一样，他只不过是陷入到无法自拔的迷乱中，而这个时候，他也不再是西蒙娜，也就是说，不是他人制造了这一悲剧，而是自我制造了这一事件，在一种主动失去自我的身份认同中变成了“他人”。

无疑，这才是最可怕的。但是很明显，罗曼·波兰斯基在强调托洛科夫斯基的自我异化时，明显在引导观众是“他人”制造了这一悲剧，从而将个人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从托洛科夫斯基租住在这一公寓开始，他似乎就受到了某种排挤，他似乎就缺少一种身份认同，但是这种排挤和异化只是一种社会的常态而已，根本无法成为制造悲剧的诱因。起初托洛科夫斯基租住这间公寓的时候，房东佐伊对他的要求是：要安静，不要吵闹，并且不允许带女孩同住。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而托洛科夫斯基也同意了这些条件，并且以“我没有女朋友”的生活状态回答了佐伊的疑问。而在租住期间，他的确是遵守着这个约定，只不过那晚邀请同事来庆祝自己搬进新公寓，才导致了矛盾的出现，而随着矛盾的升级，托洛科夫斯基开始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敌人。

同事庆祝制造了吵闹声，而且一直持续到凌晨，这自然是违背了整座公寓的约定，当邻居敲开了托洛科夫斯基的门，对他说不能不忽视别人休息的权利，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关键的矛盾出现在同事的态度上，他们认为这剥夺了自己的权利，并声称要报复他们，而托洛科夫斯基去同事家的时候，当音乐声开得很大，有邻居来敲门劝他们小声点，同事却霸气地回应：“别剥夺我听音乐的权利。”邻居只好无奈离开。同事告诉托洛科夫斯基的是，必须强化自我，不能和他人妥协，这似乎让托洛科夫斯基找到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但是有一天在办公室的报纸上却看到有人因为晚上吵着了邻居而被杀害的新闻，这无疑又刺激了托克洛夫斯基。

实际上，无论是自己在庆祝时被邻居警告，还是同事强调自我权利的行为，或者是报纸上因为吵了别人而被杀的消息，在托洛科夫斯基那里都变得敏感，而这种敏感强化了他的矛盾性，所以种种的内心冲突都是在自我暗示中完成的——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托洛科夫斯基在自我暗示中把自己当成了他人。所以公寓里那些正常的规定，在他看来都变成了阴谋，甚至衍生到了这个社会的规则。当托洛科夫斯基的公寓被盗，他想去报警，佐伊劝说他不要报警，因为这会影响到公寓的信誉度；当邻居母亲带着残疾的女儿告诉他，是别的人制造了吵闹声而不是自己，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托洛科夫斯基就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当迪亚兹夫人拿着几乎所有房客的要求，要他也签名针对制造噪音的人时，他以为是针对残疾母女，所以拒绝签名，从而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如此种种，其实邻居的所做所为根本没有针对他，他们只不过想要维持一种安静的状态，而且不管是谁，也都没有出格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公寓里，他人都没有成为托洛科夫斯基异化的诱因。

当不存在外在的诱因，唯一让自己走向这条悲剧之路的只有内在的诱因。托洛科夫斯基的自我认同感是脆弱的，这一个波兰名字本身就带有太多的暗示，他在佐伊那里强调自己是一个法国公民，在警察局里也再三强调自己是法国人，“波兰，那是个贫穷的国家。”警察说起这句话的时候是无意，但是对于托洛科夫斯基来说，似乎就是一种揭露伤疤的行为，而且自我暗示越来越强，独居在公寓里，被邻居怀疑，似乎都成为他开始逃避的原因，越是自我暗示，越是感觉自己被孤立，所以托洛科夫斯基把他人对立在自己世界之外，他的所有行为都走向了自我异化。

斯黛拉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是在去医院看望受伤的西蒙娜时认识斯黛拉的，在看电影时，他们暧昧过，甚至托洛科夫斯基也将手伸向了她的胸部，但是被后座的男人看见，使得这一暧昧被终止，这无疑像是性压抑一般，在托洛科夫斯基那里蔓延开来，当他们再次相遇，对他有好感的丝黛拉建议去他那里的时候，他找借口拒绝了，而当他那次喝多了去了斯黛拉公寓的时候，这种性压抑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到常态，甚至斯黛拉脱去了他的裤子之后，他依然在想着和西蒙娜坠楼有关的事：“如果把我的胳膊砍下来，那就是我和我的胳膊分离了；如果把我的胃和肾挖出来，就是我的身体和内脏分离了；如果把我的脑袋砍下来，那么是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 还是我和我的脑袋分离了？”

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是我代表我自己，还是我的身体代表我自己？托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自我呓语是陷入分裂的一个标志，似乎身体不再受自我的控制，当然也无法完成爱这个简单的行为，也就是在这一夜之后，斯黛拉先出门之后的门铃响起，托克洛夫斯基通过猫眼看见了门外的陌生人，他开始了可怕的谵妄表现：“你们都是一伙的，你这个婊子！”所以他将斯黛拉房间里的一切弄得狼藉一片，并逃离了现场，而逃离了现场意味着他真正逃离了自我，他必须在一种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存在感，才能在自我异化的世界里去除被怀疑的自我。

先前跳楼的西蒙娜无疑变成了托洛科夫斯基自我异化的象征物，他所居住的房间留着西蒙娜太多的影子，衣柜里的女性裙子，箱子里的指甲油和内衣，墙洞里的那颗牙齿，以及窗台外面的那个因跳楼破碎的棚子，这一切都在不断强化托洛科夫斯基的隔阂感，而房间里不同位置的镜子，更是制造了无处不在的镜像，当托洛科夫斯基无法处理和邻居的关系，他便越来越逃避到内心世界来，越来越在西蒙娜的世界里得到自我认同。其实，西蒙娜的跳楼和托洛科夫斯基的行为有着某种一致性，不管是墙洞里的牙齿，还是她曾经的考古学兴趣，或者别人寄来关于古埃及法老的明信片，都证明西蒙娜曾经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甚至，她像极了和现代社会隔绝的木乃伊——最后跳楼之后在医院里被缠上了绷带，就是一个木乃伊。

所以，在这样一种镜像世界里，托洛科夫斯基似乎只有变身为西蒙娜，才能舍弃自我的分裂性格，所以他开始和西蒙娜一样爱喝咖啡，一样爱抽万宝路的烟，然后穿着她的裙子，涂上她的指甲油，甚至主动买来了假发，还自我欣赏：“真漂亮，宛如女神。”一种逃避，变成了一种异化，在愈演愈烈的自我异化中，他活在谵妄的世界里：幻觉出现在他进入厕所的那一瞬间，他似乎看见了对自己敌意的迪亚兹夫人，然后用手扼住了自己的喉咙，把自己当成敌人，或者让自己感受痛苦，这是一种明显的分裂；而第二次出现幻觉也是在厕所里，他走进去隔着玻璃看见对面自己的房间，却看见了自己站在窗口看着自己——自己看见自己，必定有一个是他人，他人在看，自我就被对象化了，就像在斯黛拉那里说的，“我和我的身体分离了 还是我和我的脑袋分离了？”

本是一体的，却变成了两个人，于是，一个是西蒙娜的身体，一个是托洛科夫斯基的意识，一个在镜子里，一个在镜子外，一个在窗户前，一个在对面厕所里——分裂无处不在，异化无处不在，所以斯黛拉是婊子，所以房客是杀人犯，所以一切的他人都是敌人，“他们要杀了我，逼我自杀。”不是他们要托洛科夫斯基变成西蒙娜，重蹈跳楼的悲剧，而是托洛科夫斯基一定要自己变身为西蒙娜，才能在嘲讽、排挤、异化中成为另一个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感。

只是可惜，斯黛拉的爱对于他只是一种误解，甚至最后这一条线索悬置在那里；只是可惜，罗曼·波兰斯基强化了社会对人的异化，而弱化了托洛科夫斯基的个人病态；只是可惜，在缺少了内因的裂变中，跳楼的悲剧更像是一种被安排好的演出：第一次没有成功，没有成为真正的西蒙娜，就来第二次奋不顾身向社会报复的行动，而当全身缠着绷带像极了西蒙娜的时候，悲剧也只是一个人的悲剧，它在重复，却始终不是社会的共同病症——就像片名一样，怪异的不是社会，它只是“怪房客”的自我演绎。

这部电影拍的太好了，身同感受啊，太理解他的心情了，不光是过去，连现代也是，巴黎的老房子隔音非常差，邻居个个都是事儿逼，巴黎租金三万块人民币租的房子邻居说话都听的到！瑞典也一样，我之前住瑞典一进门说一句话隔壁就狂敲墙，晚上说话都要压低声音，连洗完头吹头发都要小心翼翼的，就怕吵到隔壁的，一点点声音都受不了的，隔壁一般敲墙一次就来敲门了，真的可怕，而且听说有些房东你和谁住，有没有小孩，做不做饭都要管，在国内根本没这种情况，有钱了最好自己住别墅隔音方面做好， 我在长沙KTV看到那些五星级的KTV隔音做的太好了，长沙通程大酒店的KTV里面有两间暗房，门就在楼梯上，里面音响歌舞响震天，站在门口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值得学习。

还记得男主在教堂里参加葬礼的那段戏吗，他看到了那个在电影院摸她大腿的女人，他想接近她。但是这里是教堂，牧师正在祷告，淫欲的罪孽是不允许的。注意牧师说的话，大概是死后人的身体腐烂，被蛆虫咬食。而这时男主抬头看到的耶稣圣像是腐烂的，嘴唇被驱虫咬食，五脏六腑都漏出来。但是你看前一个镜头或者后面的镜头，圣像明明是完好的。这里要说一个宗教观念，就是人本来是不会死的，因为犯了罪，受到诅咒，使得人永远不能摆脱肉体的死亡，除非借着主耶稣基督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才能得救。而这里男主显然受到了淫欲的蛊惑，因此他看圣像时看到的是“死”。其实整个片子讲的就是这个：男主受到蠱动明明想去做一些事，可是现实的条件或者他心中的所谓道德要求他不要这样去做。结果就是他彻底精神分裂了。 刚看完可能觉得男主的转变有点突兀，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分裂的种子就被种下了。我们来梳理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向分裂的。 首先他租住这个房子时就是“错的”。因为这个房子的前一个租客跳楼了，但是还没有死。如果那人不死他是租不到这个房子的，因此他希望那人死。他甚至用这个条件和房东讨价还价。他去看望那个租客，本来是想看她会不会死，结果却发现她是那么凄惨。然后她就真的死了，他可能良心上觉得过不去。然后还看到她男朋友，心里就更过不去了。 然后就是他的朋友们，一群肆无忌惮的玩耍的人。可能这是他以前的生活的常态，周六不上班，周五晚上娱乐一下也没什么。可是这种行为在这个新环境里是不被接受的。以至于他去朋友家做客，他看到朋友们可以大声放音乐，跳舞，性开放，完全不用考虑邻居的问题。朋友们给他的这种直观感受，使他越来越对自己的环境产生逆反心理。 他为什么会看到厕所有人长期站立呢？其实那是他的幻觉。有没有发现，他从窗外看到的邻居的窗户上边或者周围都花纹，窗户是长方形或者椭圆形，厕所的灯光是昏黄的，厕所里的人都面色庄严，一动不动，就好像宗教壁画一样。没错，这就是他对这栋楼的直观感受。这栋楼的环境太“正”了，门口都有圣像，刚落下的垃圾瞬间会被收拾掉，十点以后要换拖鞋走路。正是这种非常庄严非常规矩又非常压抑的环境，与男主的那些叛逆想法形成鲜明的反差。 也许有人会觉得那个满脸横肉的女人动不动把人赶出去是很可恶的做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也许她说的是真的，那个要被赶出去的女人也许真的是半夜起来洗衣服，她有一个儿子，而不是女儿，她让她的儿子假扮成女孩儿，还假扮成残疾，来博得他的同情。结果那个女人要报复所有人在他们门口撒脏东西时，他又害怕了，他怕邻居都以为是他干的，他赶紧在自己门口也撒了点。 他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埃及文字，那些就是之前死的那个租客写的，她和她男朋友都对埃及文化有研究。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她被邻居们孤立走上自杀的道路，她叛逆的性格受不了这种规矩的生活。 而男主开始摇摆不定，他同情别人，但他又不信任他同情的对象。他的房间被盗了，甚至不能报警。他接收来自各方的观念，但是无法协调它们。他醉酒时说的那段肢体分离了还是不是身体的话，就暗示他被这些观念弄的已经失去自我了。最终，他也就精神分裂，产生幻觉。他之所以会变成之前那个女租客的样子，可能是他对于她的愧疚，也可能是他想效法她的叛逆，因为他说他要对抗这一切。男主之前说话都是文质彬彬的，变成女人后变得很乖戾。 而当他自杀时，他的邻居们表现的好像都不是自己的错。的确不是他们的错，而男主也早已不能承受观念上的分裂，看他们都成了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