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2008

国家体制周里文革尔老师说的独裁主义，而他们脑海里的独裁主义便心照不宣地指向了希特勒，然而整个实验活动隐喻地却是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左翼激进运动。电影强调“文革尔老师被学生的崇拜冲昏了头脑”，同时用“一个极端狂热分子的荒唐举动”和文革尔老师的被逮捕来结束电影，呼应了自由主义对左翼运动的批评——要改良不要革命，要英国式的革命而不要法国式的。要人们回归自己，而不是集体献身于某种集体意识。

纳粹党是左翼激进运动的党派，它依靠打击官僚资本主义的口号，吸引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让每个家庭都有一辆汽车”这样的口号便是希特勒提出，胡佛总统提出“让每个家庭揭开锅盖都有一只鸡”，但它他没有成功，相反，希特勒建立了大众汽车。同时它的诸多民族主义主张迎合了德国人一战结束后的失落心态。

希特勒是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理，而当纳粹党开始“全面夺权”的时候，首相兴登堡问希特勒，这是叛乱吗？希特勒回答他，不，这是革命。于是每一个普通德国人，从钳工到厨师，到农夫，还有许多企业家，都真诚地相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像几十年前的俾斯麦一样运行严肃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执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复兴德国的荣光。而更宝贵的是，他们都愿意用切身行动来推进这一历程。当时工厂的工人和前线的士兵一样有编制，有荣誉，有纪律。

这一切合理吗？如果说它压抑了个人的意志，甚至于把人们的热情导向了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这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如果这一切是以德国的复兴为名义呢？希特勒不过是在强调“德国的复兴正在召唤你们每一个人”这相当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是考虑已经发生的历史，纳粹运动最终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战争，德国人也慢慢觉得希特勒在把德国引向灾难，但这和自由主义无关，德国人只是发现他们无法赢得这场胜利。换言之，这并不是良知。

所以战后德国人对于他们的难堪过去的反思就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反思的，在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里，他们体会着难以置信的充实和幸福，甚至那些志愿充当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的德国平民，他们也觉得是在做正义的事情。而在德国露出失败痕迹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为那种幸福而感到羞耻，而这是不必要的。

我们在说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那么追随希特勒的人是否遵从了自己的意志呢？我不知道。如果自由主义真的那么美好，那么为什么德国人放弃了散漫而遵守纪律，甚至当时都愿意将毕生奉献给纳粹运动？有人说这是因为人需要归属感，这是有道理的。

于是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展现了人们如何自然地遵从了集体意志而成为运动的一份子。这部电影的缺憾之处在于，它无法正视这个现实，必须以过激行为来夸大左翼运动的危害，因为它背负着“自由主义”的道德重任。它必须潜在地批判希特勒的专制，苏联的专制，甚至中国的专制，一切和纪律有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泯灭个性，是极端的罪恶。这就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我无法说它是正确还是错误。人们反思法国大革命，雨果做的很好，他弘扬了人性，但他也明白法国革命的确是有着不可置辩的重要性。21世纪的年轻人是反思的一代，他们反思专制，反思文革，反思苏联的文化禁锢，他们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要大呼过瘾，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受难，仿佛他们自己像人类文明的基督一样被钉在专制的十字架上。但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而这其中可能就包括对当今横扫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反思。

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在领导者的强化带领下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集体主义的极端表现使得一场无法遏制的专制浪潮越演越烈。无论在何时何地，当这些浪潮涌入，该如何抵挡抑制翻涌而至的浪潮打击？是积极对抗，消极抵抗，抑或盲目顺从，不同方式的模式开启，都将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建立一个独裁集权的团体只要五天，但一旦建立，想要结束时就没那么容易了，对群体的归属感是难以抹去的。摄影和配乐都很棒，一群浪潮的学生在街上喷涂鸦的一段很过瘾。马克思·雷迈特的表现和颜值让人印象深刻。很能反应现实的题材。
一部讲述独裁体制产生的电影。之所以大家评分很高可能是因为它切中了东西方的一些历史现象，但平心而论个人认为它并不能说是一部佳作。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叙述的深刻性：这一事件说起来很简单，然而为了铺开剧情导演引入了许多冲突——但它们让电影的思想变得杂而不深；电影中规中矩地展现了极权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们产生的根源没有加以探讨，最后的结尾也缺少必要的沉淀，尽管我对结局的处理比较满意，而且也不缺铺垫。除此之外，这部电影有些沉闷。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
                                        ----------------熊培云

一群大学生，衣着时尚，思想现代，老师问他们：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学生非常肯定地说：绝不可能，缺乏民众基础。
对于独裁这个问题，每个年轻人如同我们，大都抱着一脸无聊、淡漠，鄙夷的态度，对啊，我们学了这么多，怎么会钻进这个历史圈套。
老师笑笑：我们来体验一周的独裁。
一周后，这些学习过独立民主自强的学生都被洗脑了。

这个过程甚至是透明度的，连安利大法好都没有用。

一开始只是统一了衣服，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标志，接着我们要遵守同一原则——同进同退，再然后我们排斥所有集体以外的个人，最后就是集体主义大过天了——不惜一切手段惩罚所有的反对者。

集体意志最后越过了社会常识，践踏了道德底线。
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取材于社会事件。
把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崇尚平等和自由的大学生集体洗脑成法西斯狂热分子，只要五天。

这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化倒退的10年。
年轻人其实大都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的错误。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并不是比我们更蠢。时代下的风气，是每个人都未能幸免的。我们不过是洪流中一朵浪花。抗拒所有困难，面对时代的浪潮作出逆行姿态，能有几人做到？
   
我们生活在先进的21世纪，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可是依然不能免于被洗脑，我们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经验足够丰富。然而当专制和强迫换了一件外衣，大多数人就认不出来了。
在集体主义大于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根深蒂固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常常会放弃做自己，违心地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兴致高昂地做一个强大集体的一部分。
因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从来也不够深刻，所以历史总是重演。

自由可贵吗？
那些支持希特勒的青年说：“感谢免于自由的自由。”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人把脑子交给集体，才会安心。

自由可贵吗？
当我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跌倒谷底，当我们心底某部分溃散，当我们失去一种安全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如同丧家之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

自由可贵吗？
可我更想伟大。我们要追求最正确最宏大的价值观。集体主义的“大”，硬生生碾压一个独立个体的“小”。

当我们对某一种社会认同过于追求时，我们会轻易放弃自由，丢弃作为一个个体的尊严，我们会做出荒唐的决定，会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即使这个集体除了能给予我们的，除了我们极度需求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其它都是狗屎。

浪潮是一个班集体的洗脑。一个班集体对比整个社会观念，还是一座孤岛。如果在时代之中，漂泊在信息大海的我们，也许更加难以辨认孰对孰错。

 网络让信息传递迅速化也单一化。我们读一样的新闻，看到同样的观点，最后发表同样的言论。最后所有人都在追逐一个极致的统一，用群体思想代替个人思考，用群体意志代替个人勇气，用群体理念代替个人原则。网络时代，我们一点也不孤单。敲敲键盘，就能做正义汪洋的一朵浪花。前有摇旗呐喊的张三，后有前仆后继的李四王五赵六。也许有一天，我们汇合在一起就会变成那吞噬人性的浪潮。

   

   
------------------------------------------思考结论-----------------------------------------

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和自己迷信的一切。哦，这不就是常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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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下水木丁老师关于浪潮的解读，她的文章重点在于，年轻人内心深处有深深的绝望，他们顺从于纳粹主义是为了免于自由的自由。一无所有的人什么也不会想，拥有一些的人反而会想拥有更多。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找到了强烈的归属感。深陷泥潭之后的绝望，会被所有光明的出口吸引，哪怕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这种无力的自由并非是年轻人想要的。年轻人需要真正的希望。

武志红老师对浪潮的解读，他的重点在于沟通，以及情感关系的纽带作用，和发泄出口。人性深处真实的自私，让人在亲密关系中难以宣之于口。但是有了集体意志，一切不伟大的都伟大了，一切不崇高的都崇高了。我们对对方的指责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来合理地攻击对方。我们那些暧昧不明的情绪可以嫁接在集体意志上找到出口。我们否认真实，迷信崇高。然而即使是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所以我总结一下浪潮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既需要正视自己，哪怕是丑陋的自己，也不能放弃真正的希望。给予真实，给予希望。再附加我男神的：给予智慧。

关于《浪潮》
 
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

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


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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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
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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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
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纪律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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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
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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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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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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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
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
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
……
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