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流浪记[1949]

人的行为不仅是其心理状态的产物，而且也受到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这就是说，人的行为有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原因。
一些镜头：
1. 黄包车上的夫妇给三毛钱
2. 乞丐B帮三毛推车
3. 三毛追着要钱
4. 三毛捡钱
5. 流氓收保护费
6. 三毛数钱
7. “我的钱为什么要给他”
8. 分烧饼
9. 混进小学被轰出来 “这个地方不是你能进来的地方”
10. 庆祝儿童节的游行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我们要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反差
11. 自己组团参加游行，被警察轰走
 

为什么三毛要流浪？为什么三毛成了上海街头的一个小乞丐？他没有家庭没有亲人，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因此被迫去当了一个小乞丐。但是再往下想想，是什么原因让他去当了乞丐而不是别的什么。三毛完全可以去当童工，但是可能是由于蒋委员长提出的“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要爱护他们尊重他们” ，导致那些工厂以此为由拒绝了三毛。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可以说是因为社会习惯让流浪的三毛不得不去当乞丐。社会习惯一方面是有意识教育和灌输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模仿的结果。模仿是人类的重要特性之一。蒋委员长的那段话可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灌输。

另外，从模仿的角度来看，当时(也包括现在)，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人，一般选择了当乞丐的这样一种做法。同样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三毛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便随着他们一道当了乞丐。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城市里看到这样的行乞的儿童，但是他们行乞的原因恐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毛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虽然也有社会福利机构，但是和现在的水平比起来差距是相当大的，当时的儿童福利院主要是由教会和慈善家所办，收容能力有限，与大批需要救助的儿童相比规模实在不够。而现在，根据一些调查和媒体的报道，在街上行乞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拐骗而来，作为一些成年人的获取财富(当然是不义之财)的工具来使用。时代在改变，社会的习惯做法也在改变。在三毛那时，社会对于这些无法收容的流浪儿童，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只得让他们行乞。而现在的习惯做法，一般则是将他们送到社会福利院。但送到社会福利院之后他们的处境也只是相对改善，万一他们被送到邵阳某福利院的话……

大的方面说完，让我们把视线再聚焦到这十分钟短片里面的一些细节上吧。短片中出现的场景我分为三类，一类是施舍，比如一开始黄包车上的夫妇给三毛钱、小乞丐B分给三毛烧饼吃。二是互助，如小乞丐们帮三毛推车，其实分烧饼也可以看作是小乞丐们间的一种互助。三是最主要的冲突。三毛反抗流氓向他收取保护费、进小学被赶出来、参加儿童节游行被警察追打……对这些细节进行分析的话，都可以认为是由于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的不同所引发的。举参加儿童节游行被警察追打的例子，作为一名小乞丐，三毛们的身上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儿童的属性，一种是乞丐的属性。作为儿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龄人在街上开心的游行，自己当然也想参与进去，这是他们作为儿童的社会角色所具有的一个权利。但同时他们又是乞丐，当时语境下的儿童当然不包括乞丐，因此作为维护治安的警察，当然要这些破坏了大型活动和谐的他们进行驱逐，警察拥有执法权，这同样也是其社会角色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功能。

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每晚睡觉前爸爸都会拿着本《三毛从军记》的漫画给我讲上几个，印象中，《三毛流浪记》也是这么讲完的。之所以对前者更有印象，是因为三毛一个可爱的小盆友穿不得体的军装的形象太传神了！有人会奇怪怎么不是妈妈给讲故事呢？是啊是啊，其他故事大概都是妈妈在睡觉之前讲的，可是都不记得了，真的都不记得了，唯独把三毛给记住了，于是顺带着把爸爸也给记住了，可见《三毛》确实深得小孩子的心，而且漫画的教化功能远胜于文字。

十多年前那部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电影版《三毛从军记》（贾林饰三毛）大概可归入邪典电影，面子上的幽默与里子中的讽刺相得益彰，老少咸宜。而今天看到的这部《三毛流浪记》，则是60年前的老电影，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却同样老少咸宜。这片子有些情节似曾相识，记得上个世纪末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过电视剧版《三毛流浪记》，曾创下全国儿童片最高收视率，演三毛的孟智超和我同龄。

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是1949年，看之前我就有个疑问，它到底是民国的电影还是共和国的电影？看片子时感觉是民国的，“四四儿童节”上还有蒋介石的声音。不过到了片尾突然出现“上海解放”，挺突兀的，我就想难道是后来给加上去的一段光明的尾巴？查阅资料发现：本片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受到官方的阻挠，拍完了也没能公映。直到上海解放后，夏衍提议将原来的结尾再加一个三毛欢庆解放的结局，作为庆祝解放的献礼片上映。因此，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部“跨时代”影片，也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结局”的特殊影片。

看片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像这种反映民国时代社会底层且结局悲惨（当时没想到会有个好结局）的片子大概也就民国那会儿的现实主义电影中可以出现，要放在共和国，不管是反映什么时代的黑暗面，最后肯定都得有个光明的尾巴，不然没法公映。结果不幸被我言中。其实我不反对片子有个光明的尾巴，只是就本片来看，这个尾巴实在突兀（通过花落花开转换时空），一个流浪儿突然说出了“我们穷人翻身了”这样的话语，本来挺好看的故事一下子就被意识形态给压倒了。其实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悲惨的结尾反倒更有感染力，继续流浪生活的这么一个开放结尾不就很好吗？非要光明，那拍续集吧！

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不照样还有三毛这样苦命流浪着的孩子么？三毛的那些遭遇现在不还是在重演么？想到这点，于是片子就看得格外亲切和感动，虽然有那些搞笑的场景，但未必笑得出来，反而有哭的冲动。不仅仅是哭电影里那个时代的三毛，更是哭现实生活中的三毛们，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魅力。

三毛是可怜的，也是可爱的，小演员们都演的不错，特别是王龙基小盆友，最让我感动的是推车那段，着实表现出了最纯洁的童真。名不见经传的王龙基小盆友也确实幸福，这么一个片子里，有那么多大上海的电影明星来给他跑龙套，基本上能来的都来了。最后一场戏镜头里出现了很多明星：上官云珠和她的女儿姚姚，赵丹和黄宗英、沈浮和高依云、应云卫和程梦莲、魏鹤龄和袁蓉、项堃和阮斐、凌之浩和沙莉、刁光覃和朱琳七对夫妇，王龙基的父亲王云阶，还有孙道临、吴茵、林默予、蓝马、朱莎、中叔皇、奇梦石、高正、汪漪、王静安、蒋天流、应萱、王蓓、吕薇、林子丹、金淑之、徐薇、徐曼、徐缓、郭玲、黄温如、梁明、许兰、章曼苹、张劭、张乾、张婉、张逸生、傅惠珍、张庆芬、农中南、熊伟、关鹏、蓝优心、苏英、苏茵、苏曼意、谭云等50多位……我多少还能认出几个。三毛这个公认的经典电影形象得以流传至今，王龙基功不可没。

这片子基本上是和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同时进行的，并不是像现在流行的漫画火了出电影或者电影火了出漫画的做法，可谓是导演眼光独到。本片拍摄过程中，张先生也常来片场，片子有他的心血。剧本由阳翰笙完成第一稿，陈白尘接力第二稿，最后由李天济定稿，经过三次修改才终于将漫画原来的正剧改为了最后呈现出来的喜剧，而后两位甚至没有留名。1981年5月，第34届戛纳电影节举办中国电影日，放映了本片；2005年9月，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设“中国电影秘史”单元，也放映了本片。可见本片的艺术魅力和国际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就像《三毛流浪记》的结尾是后来加的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三毛的漫画也遭到了多次删改，如果说尾巴续的还差强人意的话，这种删改则是面目全非，好在现在看到的漫画版是还原了的。只是不知道，在这个日美动漫当道的年代，还有多少小盆友知道有个和他们一般大的孩子叫三毛呢？我想，经典应该是可以永流传的，机器猫或者孙悟空，忍者神龟或者葫芦兄弟，丁丁或者三毛，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地方睡，没有吃的，对吃的幻想，在幻想时，配合的音乐是轻快的音乐，让人心酸。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幻想，汽笛声还要把他惊醒，之后他在地上捡到一个包子，但即使是脏了的包子也不能如愿得到，一只狗过来抢。他只好又饿着肚子。之后他吃浆糊，被人训了一顿，之后抢夺救济饭，又受别的流浪儿童的一顿打。这是苦命的三毛，没有吃来没有住。
   影片中还讲了三毛努力挣钱的事儿。一是他捡到一份报纸，他高兴得兜售出去，得到一块钱，本来一根油条近在咫尺，但这份报纸已经过期了，顾客回来要回了他的一块钱，他的早餐随之没有了；他看到别的小孩捡烟蒂可以换钱，他把报纸卷成筒来盛捡来的烟蒂，影片中三毛为了捡一个烟蒂可以追着一个股民跑，最后这个烟蒂还掉进了下水道里，一个办公室人员以看三毛捡烟蒂为乐，一个一个地扔，三毛兴高采烈外加手忙脚乱地捡，最后不幸的是未灭的烟蒂把报纸点燃，三毛这个挣钱吃饭的办法也行不通了；三毛看到帮别人推车“爬岭”的方法可以挣钱，他也加入其中，但最后受不了流氓蛮横无理的高强度盘剥而放弃了，在这个片段中，有两个地方很感染我，一是三毛好不容易推一个胖子过了岭，但车子停不下地往下冲去，胖子来不及掏钱，三毛只得拖着飞驰而下的车子，最后从车上摔下来，他摸着头上摔肿的包，伤心的哭了，但他看到洒在地上的钱，颇得安慰地捡钱，令人心酸。二是三毛幸福地数着钱，从一数到十四，但最后却被流氓收走，让人心疼。
影片中还讲述三毛对教育的渴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场关于儿童节的游行，广播和横幅都在说着“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要爱护儿童，要尊重儿童。”，要给孩子水果、衣服、文具，但现实却是三毛这群小流浪儿童上街的权利也要被警察剥夺，很具有讽刺效果。
  三毛被人带去，有了吃有了住有了穿，但他必须去行偷，三毛坚决不愿意，他第一次行偷，看到一个老人因丢失这些东西要陷入麻烦，他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这位路人，被同伴知道，被饿了三天；这对行偷夫妻带着三毛扮成衣着华贵的富有一家偷布，但三毛不乐意，最后因着三毛的拖延和不小心暴露，最后被抓包。
三毛在脱离这群人后，“幸运地”成为孔国豪、宋瘦梅的儿子，在这里，他成为汤姆少爷，但富人间虚伪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让他心生厌倦。影片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吃蛋糕所受到的压抑和他所学礼仪的无趣和枯燥。在宴会上，人们说谎话不打草稿，其中最惹人发笑是上官云珠饰演的那位太太的女儿mary打招呼的浮夸。这些太太老爷，平时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对闯进他们宅院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却十分残忍。特别是屋主人孔国豪，当仆人抓住三毛的同伴时，孔国豪就在那里用尽力气地喊“打打打…”影片最后，三毛又回到他那个流浪儿童的队伍中，他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下着雪的冬日，他单薄的衣裳难以御寒，但正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是凌霜傲雪的寒梅。
影片最后三毛他们等到了人民解放，三毛和他的同伴手舞足蹈，庆祝胜利。他终于可以在大街上同其他人一起舞蹈、一起游行，不用再担心会像之前一般地被赶出队伍。这暗含着，共产党来了，流浪儿童真真正正地能过上好日子了，不会再像之前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般地被赶出“儿童”的队伍。这当然加入了编导的“左倾”意识。这部影片拍摄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要胜利的时候，昆仑影业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偏“左倾”的艺术团体，那么在这么一个共产党将要迎来胜利的时刻，影片中加入对共产党的拥护更显示了创作者的政治投巧和政治态度。
影片作为一部喜剧，在喜剧的形式（如狗子第一次看到骗子头头的那次，他手臂上似乎有一只活灵活现的龙在向三毛耍狠，让三毛转身就跑）下，蕴藏的是对三毛不幸生活的深切同情。影片中，音乐的欢快性和三毛的不幸生活构成了具有张力的言说。如三毛幻想食物的欢乐轻快曲调，如三毛被流浪儿童群群殴的激情交响乐等等。同时三毛的不幸生活又和三毛纯洁善良的心灵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生活的不幸更加显得三毛在此种情景中显现的心灵的可贵与难得。影片中有一幕特别感染我，即衣着褴褛的三毛在瑟瑟寒风中蜷缩着身体行走时捡到一个钱包，他不是捡着钱包转身就跑，而是叫住那个路人，而那个路人竟然把他当成扒手，把他暴打一顿，这让我很心疼三毛，难道真的是做好人很难吗？还有，三毛把扒得的钱包还给了那位路人，那位路人看到三毛的同伴“欺负”三毛，竟眼睁睁看着三毛被拖走，真是不知这位路人是作何感想的。
但这部影片最大的缺点是三毛虽是一个一个儿童，但却有着一个良心大人的心灵，过于失真。一个备受折磨的流浪男孩，在生活的磨难面前，竟然还能路不拾遗，心灵一尘不染，有着这么高尚纯洁的心灵，让人难以置信，特别是深受饥饿之苦与寒冷之苦的三毛竟然“贫贱不移”，让人很不理解，根据马斯洛的原理，人有五重需求，饱腹和御寒是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些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何来谈人的精神、品格与理想，更何况三毛还是一个没有多少痕迹的小小少年？这是这部影片很多的硬伤，但瑕不掩瑜，影片以其优秀的喜剧功底和演员表演奠定了它在中国儿童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