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敦煌·莫高窟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名字应该被留在编号220的洞窟里。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

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但，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是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李工。

弹指间，沧海桑田。一刹那，转身千年。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两千年前，因为河西走廊的风云际会向一个年轻的皇帝招手，于是，霍去病两次深入河西走廊，驱逐匈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恰好有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山河，有绿洲，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和出击的基地。

于是，敦煌成为汉帝国向西域迈进的边城。

它很快从汉帝国最初设置的河西走廊两郡中独立出来，成为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

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又过了400年。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不仅如此，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3个星期后，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时，仔细研究一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220窟。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220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诘居土身体微向前倾，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大弟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神态自若地与维摩诘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李工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神情十分生动，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啧啧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10年光景了。这，正是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观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从寺庙到官府，从私宅到皇宫，他们将美丽的风景、绚丽的人物、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阎立本就是一位壁画高手，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围观人群中有人说，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

李工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就是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粉本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普通画匠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粉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而不是像李工这种籍籍无名的画匠来画壁。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工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对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李工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李工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他发现敦煌虽然地处边陲，但田园垦辟、商贸发达，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聚居在这里，是个十分有趣的边疆国际城市。

最特别的是，这里还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喜爱开凿石窟，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

李工画技高超的消息很快就在敦煌传开。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接到邀约，去为新开凿的洞窟绘制壁画。

很快他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他感到，敦煌前代的壁画非常精彩，而自己也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带给敦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他的心中涌动。

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据记载，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

学者们考证，大云寺就是今天莫高窟最大的大佛——35米高的“北大像”所在的第96窟弥勒佛窟。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见到这座寺庙了，但窟前还保存有大型殿堂建筑的遗迹。

受到道弘的委托，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

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

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鸟鸣花香、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聆听到真理的众生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

在巨型水池的中央，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正在悉心聆听，化生童子游戏其中，空中乐器不鼓自鸣，地下舞伎翩跹。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流畅而精湛的线描，勾勒出歌舞升乎、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

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慢慢成形的时候，观者无不为其构图的新颖、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水池之上有一宝台，以琉璃铺地，流光溢彩。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药师信仰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

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得到了上迄王公、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

在药师佛的两侧分立着身着天衣、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宝台下方是奏乐、歌赞，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沉浸在由光轮、衣带、波浪般的纹理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有专家辨认出，这些舞者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急转如飞，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开始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唐朝诗人张说在《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写道：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诗中记载的是上元日长安城踏歌灯的盛大场景，其中的灯轮恰是两种：分别是西域式的“灯轮”和中土式的“金阙”。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正是第220窟壁画所反映的形象。

上元夜，长安城中灯楼齐明，来自异域、风情万种的“胡旋女”舞动长裙，人们在歌舞升平、热闹非凡中享受无限的快乐。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记录了下来。

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翟氏家族的220窟营建工作先后长达20年时间，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世代相传。

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意在为亡者祈福，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但敦煌与河西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崛起，攻陷河西走廊，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统治。

公元848年，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西走廊。生活恢复平静以后，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翟奉达，翟通的9世孙，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925年时，翟奉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也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翟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画在了石壁上，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单是吳局詹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住泊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

两千一百五十四年前，在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刘彻19岁，张骞27岁。 他们都很年轻。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这次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临行前，汉武帝跪坐台前，张骞长揖不起，风吹珠帘动。

一眼千年，一步万里。 风起，埙鸣，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响起，一幅幅西域的风景从眼前划过，仿佛拉着我们一路向西，向西。深入了那片我们不曾了解过的土地。 河西走廊。

曾经的历史课本上，“张骞出使西域”，只短短六个字，让我们无法想象他的旅途是多么艰辛。 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 在穿越匈奴控制地区时，张骞和他的使团不幸被俘虏了。 作为让张骞归化匈奴的手段，一名匈奴女子被许配给张骞为妻。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九年。 九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是长安的方向，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终于，张骞找到机会出逃。他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多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 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张骞在没有补给、没有地图、没有方向的情况下，是如何依靠着强大的信念和一双脚，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返程时，为了避免再次遇到匈奴，他选择了穿越帕米尔高原，经羌人领土回到中原，但没想到这里也早已经成为了匈奴的势力范围。 他再一次被匈奴俘虏。神奇的是，匈奴再一次赦免了张骞。 历尽周折，张骞又回到了他的妻子身边。 史书中当然不会记载那时的场景。 不过，回到了这个给了他宽慰和无条件的信任的女人怀抱中，那一刻，张骞应该是悲欣交集吧。 一年后，军臣单于去世，匈奴发生内战，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他带上了他的妻子。 他的匈奴妻子抛下了她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去往自己的丈夫魂牵梦绕的故土，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深情？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他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穿越十三年的时空神奇归来，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汉武帝也已而立。他带回来了无数西域的情报、地图甚至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汉帝国以此为开端，历经种种，终将河西走廊牢牢收入版图，设立西域四郡： 张掖，张大汉之臂腋； 武威，显吾武功军威； 酒泉，城下有泉，泉水若酒； 敦煌，盛大辉煌，虽远必诛。 我无法知道当时汉武帝的心中所想，但是看着自己十三年前派出去的使者，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又饱经沧桑地回到这里，站在自己面前，说： 我回来了，幸不辱命。 纵然身为九五之尊，也不免为之动容吧。 张骞被封太中大夫，最终官拜博望侯，主导了连通西南的计划，成就万世功名。 然而，回到故土一年之后，追随他归来的匈奴妻子染病而亡。 影片中，两人对桌相望，妻子渐渐消失，只剩张骞一人。 史书中甚至没有留下她的名字。

张骞的人生在亡妻之后又持续了十一年。 在无数个孤独的夜晚，这个伟大的人、意志坚定的使者、忠诚的英雄，有没有思念过他故去的匈奴妻子？ 我想，一定有吧。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汉中故里。 其墓所在处，至今名为博望镇。 这就是《河西走廊》第一集中讲述的故事。 这也是这部纪录片讲述历史的方式，宏大、厚重、壮丽、深情。 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中国历史为基点，兼顾国外历史事件，讲述一个全方位的世界。 影片每集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也有相应的主角，各集之间既相互衔接，也可独立成篇。 叙事带有太史公的风格，既有概括性的叙述，也有细节描述，有些地方还作“脑补”情节，比如张骞被软禁于匈奴帐下，无名置啬夫和他的驿站，开凿龙门石窟的李工，东来传经的鸠摩罗什…… 通过揣摩当事人的内心活动，将人物的情感剖面穿插进厚重的历史当中，合乎情理，款款深情，将原本遥不可及、被岁月掩埋的历史，展现出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般的鲜活，同历史脉络完美的融为一体。 此外，影片的画质细腻，演员表演融入历史场景之中，没有一句台词，却不造作，不突兀，形象相称，演技甩小鲜肉们三百多条街。 至于配乐，雅尼和徐鲤的神级组合，兼具苍凉与壮阔感，每每在关键时刻，应景的搭配上满分作文一般的文案，犯规的收割情愫，让人不免落泪。 季羡林先生说过：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它意味着一种历史概念，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地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辈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这片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 天下。 千年前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然而时光一去不返，阿拉伯商队的驼铃仍间或在大漠响起，郑和舰队的船歌却已渐渐在西洋隐没。大秦再也不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其遗产散布了全世界；古印度已经褪色，却又如不灭的精灵安居一隅；饱受战火洗礼的伊斯兰古国，仍在苦苦追寻着和平的曙光；汉唐的荣耀渐渐被沙砾覆盖，中原的主人已经换了又换，华夏从强盛走向衰落，又从抗争再迈辉煌。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 戈壁滩的烈风，几千年来从未停歇。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 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子陵君 2017.1.8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私信删除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陵君（zilingjun666），欢迎关注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