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2017

张杨是我喜欢的导演之一，当年，很多人都不知都市爱情片为何物时，他就拍下了《爱情麻辣烫》，这部明星璀璨的电影，连原声音乐都时髦动听，基本上就是滚石唱片的一张精选集，初中时在影院记住了刚刚出道的杨乃文和“星星堆满天”，一唱就是二十年。后来《洗澡》《昨天》等几部越拍越好，尤其《昨天》，毫不犹豫地给了五星，没有这个电影，我们对贾宏声的悼念会显得单薄和抽象。 这几年张杨有些低调，好像泡在大理等地，在“密谋”些什么，尤其是《飞越老人院》之后，就很少露面，直到他一口气拿出了《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两部片子，被震了一下，在大家都挤在北京忙着开发IP、忙着各种觥筹交错的项目和资本共舞时，他一头扎进冷寂与荒凉的边陲高原，像修行一样拍电影，朴实无华的电影，拍出了像心跳和呼吸一样的自然原色。 张杨真沉得住气，《冈仁波齐》开头，将近用了半小时，来描述藏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垒柴垛、烧火、煮饭、聊天，村前一幕幕大山环绕，时有风雪云雾，山下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几个村民不徐不疾地筹备粮食、工具，准备去拉萨朝圣。直到作为补给工具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出现时，朝圣旅途才有了苗头。 参与朝圣的人群也体现出一种接近真实的日常，有老人、小女孩、孕妇、残疾人，以及作为主力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他们匍匐在漫长的公路上，下跪，起身，又下跪，面色一样虔诚，动作一样认真执着，同时在路边垒起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玛尼石堆，哪怕中途休息，一起搭建帐篷、烧火煮饭、吃饭喝茶、唱诗，都亲如家人，他们的世界简单自足，他们的内在纯粹认真，每个人都不会怀疑朝圣的意义。 《冈仁波齐》也许是公路片，因为村民一直沿着公路磕着长头，渐渐前进；也许不是公路片，它和我们理解的通俗意义上的公路片不太相似，太像一部朴素真挚的纪录片，没有任何渲染。这是去朝圣，是胼手胝足的神圣之路，它所面临的困难，不带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却一样扣人心弦，孕妇在途中生下孩子，青年人差点被坠落的山石砸中，老人在途中逝去，补给专用的拖拉机遭遇车祸，变成了没有车头的“人力车”，涉水过河大家依然匍匐着跪下去…… 朝圣就像一次茫茫大海上的摆渡，磕长头就像在驾驭航船，他们要不断奋力前行，通过这次旅程，把自己摆渡到心灵彼岸，神山脚下，沐浴美满的佛光。 我们距离拉萨有多远？坐飞机，可能也就三四个小时，坐火车可能三两天，从川藏线、滇藏线自驾前往估计一两周。可能对青藏高原周边的藏族群众来说，去一次拉萨，可能要一年半载，甚至更长，路途迢远，海拔随山势抬升，他们一路磕着长头，风雨无阻，膝盖、头颅、手心无数次撞击地面，用几乎蜗行的速度前进，每一步都不敷衍，每一个过程都不省略。 片中从芒康出发的这群藏民，在长达12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安静的行迹，就像一群无声的蚂蚁，可是再慢，也要前进，也要抵达终点，他们和沿途沉重的大货车、时髦的越野车擦身而过，和灯火闪烁的热闹城镇擦肩而过，和春天、夏天、河流、湖泊、雪山擦身而过，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分心，没有任何寒暑冷凉的理由能让他们停留。 看了《冈仁波齐》，对镜自照，有些惭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会怀疑人生，怀疑活着的意义，怀疑上班工作的必要性，包括鱼叔，一天总有那么一段时间，要怀疑眼前各种琐碎，恨不得从躯壳里跳出来去远足。 片子里的藏族同胞显然没有这种困惑，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超过生活本身的欲望和困惑，他们极具耐心，他们容易满足，安然过好当下生活，带着纯净的心愿去朝圣，生死在天，不尤不怨。 很少有导演以这样“吃苦”的方法拍电影了，尤其华语导演，张杨这种行事方式让我想起喜欢的德国导演赫尔佐格，他说“我是一个奇怪的生物，沿著生命不断向前，在身后的沙子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是我的电影。”张杨身上也有类似属性，不满于既有现状，总想走不同的路。 透过《冈仁波齐》，张杨对电影的迷恋，对生命的热爱，似乎正在朝一个静谧、内敛的方向聚拢。再等一等，也许张杨更好的作品又会“突然降临”，镇住我们。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无人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影片讲述的是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叔叔去往拉萨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

影片以伪纪录片的方式拍摄全素人的朝圣之路，没有故作的扭折，亦没有动荡的悲喜，却有真实的力量和有生动的人格。一场虔诚的膜拜仪式在白描般的叙事手法中沉静的呈现，大段漫长的磕头长镜头，使观众也代入角色中，合十、走步、俯身、膜拜、起身，磨练着一种沉静的心境。导演摒弃了视觉的精致，原始风味的呈现，更让人的内心与肉体的觉悟镜化视相，电影没有刻意和矫揉造作，却能直抵内心。一千两百公里每一次伏地叩首都带着踏在喧嚣城市的我们无法理解的信仰追求。虔诚、平静、安详和执着都渗透在银幕的深处。 影片里镜头客观冷静，画面精致，情感细腻。飞溅的冰屑、雪崩、经幡，张杨细致地捕捉到了朝山途中的种种视觉奇观，画面精致而富有意涵。尽管在灯光、机位和故事性方面已经接近剧情片，但依然具备真实的力量。影片巧妙地避开了一切政治敏感性，表现直面生老病死的纯粹宗教内涵。可惜的是赴拉萨的旅程占篇幅大半，真正的冈仁波齐之旅反而从略了。

电影里所呈现的关乎于信仰、宗教、人、自然等严肃命题的探讨，令人感到敬畏。影片镜头前所展现的是十一位心怀着信仰而无惧风雪、无畏艰辛的虔诚朝圣者，到底是被怎样的精神力量所驱使，被怎样的内心信仰所支撑着才义无反顾匍匐前进？都市人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但在看完电影后，定能被打动，震撼的吧。

这部电影太真实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藏区，人的心灵却如此纯净与虔诚，他们用生命去换取精神的升华，不论神灵将会给予他们何种回报，但沿着漫长的道路五体投地俯首前行，迎着风雪，踏着荆棘，信念却丝毫不曾动摇。

影片每一帧都似明信片，最后突然想起一段话: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的梦想，即使明日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有了信仰，身上也披覆了荣光。

而信仰无关宗教。

“我们念经吧。”

这句话许多次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在普拉村每一家人的屋宅之中，还是在一千多公里的朝圣路上。

对许多都市人来说，禅修、念经、打坐、吃斋，做瑜伽，成为了逃离快节奏日常生活的一剂灵药，然而同一套看似相同的语词，在藏人那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属性——因这一切仅仅只是日常，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额外的选择，他们的生活之简单甚至简陋到，楼宇中的你不会真正愿意去亲身触碰。

当我们曾经在明信片或电视荧屏上欣赏到冈仁波齐的景色时，定会感叹青藏高原的神秘旷美，曾几何时那就像吹入双眼的一股清风，也许真能比中央空调所制造的冷气更多那么一丁点儿关于世界的幻想。可是，自然地理的实存，以强大的方式支配并决定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世代居住并臣服于巨大的沟渠与难越的险峰，在这种时空维度内的安身立命，其实是当代都市人概念中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真实界。

念经是一种几近沉默的自我对话方式，影片中的对话非常少，日常话语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念经几乎成了他们每天发声最多的部分。每重复一次经文，每数动一颗珠子，都是用来与青藏高原独特的生存条件所相容相洽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同自然争论，只需在经文的护佑中让自己安于这片土地。宗教在这种语境下，其实已进入到日复一日捏糌粑的过程中，日复一日砍木柴的过程中，进入到路途中无数个叠起的尼玛石，进入到不断交替袭来的苦难与快乐，进入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生与死的过程里。“我们念经吧”，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仪式、一个偶然的选择，它与那令人摒息的地理环境一样，成为了数万个生命举动背后那唯一的意义。

张杨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就是在《冈仁波齐》中，将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细节提升到“神圣显示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中大量描绘朝圣之前的生活段落中得以窥见，普拉村4个家庭的12个人物，一位寄希望于来世的老人、一位随时可能分娩的孕妇、一个想赎罪的屠夫、一个纯真坚韧的小女孩、一个想了却舅舅心愿的中年掌舵人……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命运走向就是讲故事的人希望抓到的一切，这也是这个电影几乎不需要剧本的原因。

影片的开头，张杨花了大量笔墨拍摄村里的日常生活，砍柴、做饭、缝补，在这些日常之后，似乎随着即将到来的朝圣之事而加入了一些更多的环节：去批发买鞋、砍制手板、制作糌粑，缝制牛皮围裙，冬季的村落忙碌起来，在袅袅的炊烟蒸汽、气息浓郁的青稞酥油、被擦拭干净的铜质器皿和厚软的毛皮织物间，一个流动而紧实的普拉村大家庭以一种全然真实的动态，近距离展现在我们的感觉系统面前。

张杨被这些极易被奇观观看者忽视的日常细节迷住了，他曾经甚至有过一个想法，就留在那个村子里，只拍摄这些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村子的一年四季，完全可以不需要“上路”，也能拍出一部好电影。但这些“真实的演员”，这一次，命运还是驱使着他们和张杨的剧组一起走上了朝圣之路。

在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主角存在，所有人都是主角，这些朝圣者每个人各自遇到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群像不是缺乏重点，群像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12个人的命运，生老病死，除了老人最后的死是导演虚构的设置外，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自动呈现。而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真事，完全契应了张杨最早的设想，那位孕妇出发没多久就分娩了，剧组拍摄到了整个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个婴孩丁孜登达，也可能成为了电影史上最年轻的演员。

生孩子、腿受伤、车头被撞坏，遭遇雨雪，都不会让他们折返放弃，他们只需稍作休整便能继续上路，在磕长头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问题，“磕头长见识”，而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在朝圣路上时常发生的事，没有预设，也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困难，最后对他们来说被转化了，困难不再是困难，而成为了加持朝圣之路的美好的经历，在齐心将其度过的过程中。

影片中出现过几次轻盈而精巧的情绪释放，比如车坏了之后，男人们辛苦地拉着半截车上坡，然后再折返重新磕头，以此重复，看得观众心里都揪了起来，不忍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倒霉”那么“苦”，不过，他们在上坡拉车的过程中，共同唱起了一首歌，越唱越有力气，越唱笑得越开，直到到达下坡段时，他们像小男孩一样欢呼地顺着破车乘风而下。

另一巧妙的段落是众人遇到大水塘时的那场戏，见汽车驶过所溅起的水花，他们脱了外衣，磕着长头淌水而过，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乐坏了，这严肃的磕长头在这一看似障碍的环境中闪射出这些藏人的勇气、轻松与纯真，以及隐藏着的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道理——很多困难，你以为是要命的大河，不敢触碰，其实你去经历去直面了就知道，原来它只不过是一滩小水洼。

这种在戏剧阵势上起伏极小但在心理释放度上却极高的处理，实则难能可贵，张杨深谙从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提炼诗意和哲理，朝圣作为一条道路（path），它最终要通向某处，佛法有“烦恼即菩提”，我们要找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我们鼻尖处的日常尘世。回到影片中的一幕，朝圣者们的帐篷在大雪中，似乎正与冈仁波齐山神貌相合。

张杨专访

Q：在《冈仁波齐》的朝圣队伍中，有一位屠夫，在您同期拍摄的另一部电影《皮绳上的魂》中，主角是一个猎人，他们都与某种杀生的形象有关，您为什么会对这一形象感兴趣？

A：屠夫在西藏的牧区是一种常态，《皮绳》里的那些演员的父辈一代几乎都打猎，每家人都要吃牛吃羊，需要去杀，只不过每一家只选一人去做这件事，比如父亲去杀，母亲和孩子就不碰了，因为藏人对杀生还是十分敬畏的，他们会通过念经或一些仪式去不断地为这种生存方式进行赎罪。在《冈仁波齐》中，每个人的个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真实的，这个屠夫在村里地位不高，他的妻子虽然容貌姣好，但家里是瘸腿的弟弟主持，所以他也想通过朝圣，一方面进行自我的赎罪，一方面也想借此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而且通过这一次朝圣，他还能挣回点钱来，这些都会给他带来非常具象的改变。

Q：电影中孕妇分娩的段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剧组是如何找到她并与她的家庭沟通的？

A：其实生孩子这件事，在朝圣路上不是特例，而是比较常态的事，我之前在路上看过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这样睡在拖拉机上，四个月大，牛皮包着，于是我们相视而笑，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到了普拉村，居然正巧有一个孕妇，我就跟她聊了聊，表达我们随队会提供一些医疗方面的保护，这对夫妻也很理解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后来问她怀孕几个月了，她说不知道，她们根本弄不清，我们上路之前，带她去医院做了个B超，其实那会儿已经8个月了，后来出发没多久，一天晚上就分娩了。

Q：片中唯一的虚构情节——老人的去世，是路上临时决定的还是之前就确立好的？

A：其实在找到普拉村之前，我最早就这么构想的，一生一死，这个结构是必须要有的。这些人物后来都在这个村子里找到了，特别巧。其实之前也有多种可能性的考虑，比如是不是要有一个主人公，但最后反复思量还是没往那个地方走，因为一旦有主人公了，你就要用劲，你就好像非要在他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就要编了，编的太多，我就觉得不好。

Q：您拍摄了非常多的朝圣队伍在上路之前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独特的用意？

A：这也是电影里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分，最早的版本里，这部分内容其实有近50分钟之长，就是普拉村里冬天的日常，藏历新年、赛马、上山砍柴等等，某种意义上我喜欢这样日常的状态。我当时曾经还有过一个想法，在那儿待了两个月后，我和摄影师说：“也许咱们不用上路，不用去拍朝圣了，咱们就村里待上一年，就慢慢看春夏秋冬，看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变化，肯定也能拍出好电影”，当你安静地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意思的不是戏剧性的大起大合，其实就是日常的四季变化，通过这样一个村子，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生宽慰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整部片子里尽量多地展现村子里的日常。哪怕上路了，磕头也已经很仪式化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日常，藏人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都是简单的事情重复重复重复，上路朝圣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日常。这是整个电影一个最基础的态度。当然或多或少，作为导演我也很清楚，里面偶尔还是要在对的地方加入一些戏剧的东西，做得紧张一点，小的高潮的段落，但只能是相对性的，不能用力太大。

Q：影片中露出过几次现代生活的银色瞬间：村里的晚上忽然来电了，电灯亮了，原来他们村里是有电的；一辆现代的汽车撞坏朝圣者的车；快接近拉萨时，朝圣者们用一台银色山寨苹果手机给家里打去电话。就您跟藏人多年的相处生活经验，您觉得他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是怎样的？

A：你说的这些影片中的瞬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实际的观察，尤其住在他们村子里的时候，感触很深，其实现代的东西他们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但我们发现藏人基本不看电视，手机每家是会有一个，但用的比较少，直到今年，晋美才学会用微信传照片给我，之前完全不会，手机主要就是用来打电话。你会觉得，虽然有了这些现代工具，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半牧半农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没什么变化，他们自给自足，物质上会有需求，但没有什么过强的欲望。片中有一家我记得后来还真背回去一个洗衣机，他觉得洗衣机好像是需要的，还有生小孩的这一家，父亲回去后想做一个旅店，就在318公路边的村口那儿，几个床位的那种，因为他们在路上的经历打开了一些眼界，回来后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Q：这群素人演员在拍摄过程中给留下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A：他们有过两次停滞，就是觉得好像不能拍了。特别是在拉萨那场戏，他们在布达拉宫边上磕头，之前一路上他们也习惯了拍电影的那种一次两次重复拍的模式，但在布宫那次拍到第三遍，他们突然不干了，因为旁边的藏民吐他们唾沫，他们逆时针往回走了，其他人就觉得他们犯了忌讳，他们内心感觉受到了侮辱，那天后来咱们就不拍了，回去休息聊天了。在那一刻，他们在演真实的自己，所以那唾沫真的是吐在自己的心上，这造成了一种身份的冲突，而职业演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后来生小孩的一家的舅舅是小昭寺的喇嘛，喇嘛劝他们：“你们可能没意识到你们其实在做一件非常好的事”，他们才放下这种焦虑。

Q：你觉得汉族导演拍西藏和藏族导演拍西藏有什么区别？

A：藏族导演怎么拍都对，汉族就有可能会不对，角度、分寸就变得很重要，猎奇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要，你必须深入到真实的里面去，你才敢拍，你连这个都做不到，说实话你根本就不敢拍，对一个民族、一个宗教、一个地域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话，是根本不行的。

Q：20年前您在拍《洗澡》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对西藏的某种情节，到如今拍完《冈仁波齐》，你觉得在这个跨度里，西藏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A：这么说吧——西藏，它总是勾着你。前面去过那几次，你心里就知道，你会再去的，如果你是个作家、一个音乐家的话，你的笔触当时可能就已经流出来东西了，但一个电影导演，心里暗暗知道，早晚有一个电影会诞生出来。

Q：您以后的创作会只专注于西藏题材么？是否会回归都市类电影？

A：像《向日葵》《洗澡》这类都市题材的电影，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还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目前这个阶段，只是把你灵魂里的（西藏）这一部分呈现出来，人总是在不同时期会触及到不同部分。

Q：非常期待，也让我们觉得难得可贵的是，您在创作和体验上的无分别心，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中可以关照到普遍的问题。

A：《冈仁波齐》其实曾经还剪过另外一个版本，结尾的冈仁波齐天葬台，镜头一切，回到普拉村，清晨，和影片的开头几乎是重复的，尼玛扎堆点酥油灯，念经，斯朗卓嘎几个人把牦牛牵出来，然后上山砍柴。这可能是我觉得真正的“回到日常，回到世俗”的结尾，其实关键就在于，在日常和神圣之间，你怎么去建立这个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