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与贼

《画家与小偷》（2020），导演：本杰明·李。电影截图，基西尔科娃正在为诺德兰画像。

2015年，捷克艺术家巴尔博拉·基西尔科娃（Barbora Kysilkova）的两幅画作在奥斯陆诺贝尔美术馆（Gallery Nobel）被盗。其中两名肇事者很快被逮捕了，并被判处75天监禁，但艺术品至今仍没有找到。基西尔科娃被这一变故惊呆了，因为被盗的画作正是她最喜欢的两幅，她找到了其中一个名叫卡尔·诺德兰（Karl-Bertil Nordland）窃贼想要寻求答案。两人之间因此也产生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最终，诺德兰成为基西尔科娃几幅新画的创作主题。

新纪录片《画家与小偷》（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的头20分钟，是一个简洁而又感人的小故事。导演本杰明·李（Benjamin Ree）并不满足于把这个本可以很可爱的励志短片拍摄的有停顿感。他持续跟踪基西尔科娃和诺德兰好几年，在这个过程中，引出了主题和他们友谊间的复杂性。

《画家与小偷》巧妙地平衡了几个不同但并非完全无关的问题，包括阶级、犯罪、劳动和伦理，尤其是它们与艺术世界产生关系时。很少有纪录片关注基西尔科娃这样的人 —— 一个无名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知名人物。她的画作被盗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我试图用谷歌搜索，搜索这件事只会得到关于这部电影的结果）。看到一部电影如此直白地处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劳动，重视程度超越了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过程或，对艺术家的灵感困境进行了模糊漫谈，这些，真的都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当基西尔科娃试图购买食品杂货时，她的信用卡被拒绝了。）

但影片也显示出，作为一位在创作领域受过教育的艺术家，基西尔科娃仍然处于比诺德兰更好的社会位置上，在她不断努力改善生活的过程中，诺德兰遭受的经历一直困扰着他。影片进行到一半时，一场严重车祸几乎让他瘫痪，他不得不艰难地恢复，并因醉酒驾驶而面临更多的牢狱之灾。基西尔科娃尽她最大的努力来支持帮助他，电影质问到底什么样的帮助才是合适的。她继续把自己当作假扮的缪斯，她的一些熟人也质疑她是否在利用了他的痛苦和环境而进行创作。他们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电影也没有强加一个答案，而是留给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画家与小偷》电影截图。

《画家与小偷》这部电影的主题模棱两可，它并不满足于直接地讲述故事。本杰明·李在时间上跳跃，甚至在基西尔科娃和诺德兰重聚的时候使用了一段很长的“倒叙”（flashback），包括观众在“追赶”（catching up）的过程中。正是这样的触动，再加上微妙的情绪和智商，使得这部电影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整体上都有别于其他纪录片。

《画家与盗贼》，导演：本杰明·李，于2020/5/22首发数字版本。观影地址链接：//www.amazon.com/gp/video/detail/amzn1.dv.gti.3cb91c72-7721-3d45-75a9-a3993da05573?ref_=imdbref_tt_wbr_pvt_aiv&tag=imdbtag_tt_wbr_pvt_aiv-20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ABAGo

- Couple counseling; is the counseling just for both of them, or does it take one person's perspective? - is depicting wounds, trauma, dark, deviant subjects as an artist's focused theme problematic? Maybe exploitative to the person who suffered? Or is this kind of art championing or glorifying the dark or breeding some yet-to-shown malicious deed. Is drawn by dark things a problematic trait? (all comes to the spectrum talk) - (Jesus's suffer theme, Goya's work) Ref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can a serial killer's photographs using his victims as set props, subject, or model be considered as art? Can he be seen as an artist in the case? Where the boundary of art in this? - dudes attribute your behavior to what you did or what you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eyes rolled and dropped. care or manipulation or guilt you to admit things? -NYC -- LA flight 4/4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画家是个当代艺术家，来自捷克。

小偷不止是个窃贼，还是个瘾君子，惯犯。

他们本来毫无交集，直到2015年的一天，画家接到电话，说小偷和一个同伙从挪威奥斯陆的一家画廊偷走了她的两幅画。

被盗的画作“Chloe and Emma”

被盗的画作“Swan Song”

画家感到很困惑，因为她并不出名。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得到她的作品而决定违法。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很不合理。

小偷很快被捕。他交代不出画作去了哪里，因为他当时嗑high了药，什么都不记得了，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事情发生后的一切事情都一片空白。

当画家走进法庭，看到小偷独自坐在那里，同伙不在现场。他充满了悔恨、悲伤和脆弱。

画家的眼里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小偷，不是罪犯。

于是画家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她希望小偷成为她的模特。

画家给小偷画了一幅肖像。

画中的小偷拿着一杯红酒，试图把杯子里的脏东西弄出去。那是画家眼里，小偷摘下面具的时刻。

小偷看到自己肖像的那一刻，是他们情感建立的开始，也是小偷人生的转折。

小偷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直面自己，更没想过画家透过表象看见了他的灵魂。

这是小偷人生中第一次感觉有人看见了他。

片刻的呆楞后，小偷失声痛哭，最后泣不成声。

小偷当然不止是个小偷、惯犯、瘾君子。那些看似粗粝不羁甚至令人生厌的外表下，掩藏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备受折磨的灵魂。

小偷有一个不幸而孤独的童年。他的母亲在他8岁的时候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和父亲分开了。他是唯一那个被留下的孩子。而父亲整日忙于工作，小偷就只剩下了自己。

小偷18岁的时候有个13人的朋友帮，大家生活环境都差不多，现在就只剩下两个人了。有些人被杀了，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死于毒品。于是小偷进入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黑帮，开始了贩毒吸毒，刀口舔血的生活。

画家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艺术家。她的灵感来源总是与黑暗、死亡、人性密不可分。她认为艺术不应该是仅仅是给人带来轻松快乐的装饰品，它应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快乐，这种快乐有时来自于不那么积极或不那么快乐的事情。

画家第一次直面死亡是在10岁的那年。一个倒在布拉格大街上死去的男人，让她为其中的艺术感而着迷。

画家的前男友有家暴倾向，她从他的魔爪下逃生，和现任男朋友定居在了奥斯陆。

那些黑暗在她的生命里留下了痕迹，也在她画作中留下了情绪。这让画家很难声名大噪，因为她的作品黑暗到大多数人都不想买走挂在墙上。

所以画家并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艺术家，她很穷，穷到难以维持生计。

小偷和同伙偷走的那两幅画，也正是画家最著名的两幅画作。没有它们，甚至大部分画廊都不愿意接受她的作品展出。

于是并不体面的画家和被所有人放弃的小偷，透过彼此的双眼看见了对方赤诚的灵魂。

画家决定画一幅小偷和他的女朋友的画像。

但在小偷在对戒毒的抗拒中，女朋友也离开了他，打包了他的全部行李，把他赶出家门。

又剩下孤身一人的小偷重蹈覆辙，偷了一辆车，被警察抓捕时拒捕，最终车祸重伤入院。

画家带来了关于小偷的另一幅画作。这一次，小偷没有再次失控哭泣，而是报以会心微笑。

小偷出院后进入监狱开始为期1年的服刑。

出狱后，他开始去学习成为一名护士；交往了新的女朋友，是一名女校长；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

画家联系到了小偷的同伙，在一个黑帮分子的地下室里，找到她遗失的其中一幅画作“Swan Song”。她又可以开画展了。

画家和小偷一起把这幅曾经遗失的“Swan Song”装在画框里，又一起把它连同那些画着小偷的画作挂在展厅的墙上。

那副以小偷和前女友作为原型的画作，画中的前女友被画成了画家自己。她透过画面，看到了它与那副至今依然遗失的“Chloe and Emma”的联系。

纪录片《画家与贼》获得了2020年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最佳创意叙事奖。这个故事还即将被改编成故事片。

画家Barbora Kysilkova因为这部纪录片收获了更多喜欢她的画作的人，小偷Karl-Bertil Nordland也不再是个小偷。被暴露在荧幕里的那些时刻，永远的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人生。

-END-

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

参考资料：

「1」Doc Star of the Month: Barbora Kysilkova, '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 BY IDA

「2」‘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Director Benjamin Ree On The Scene That Gave Him An Asthma Attack, BY DEADLINE

「3」Interview: Benjamin Ree, Barbora Kysilkova and Karl-Bertil Nordland on Shifting Perspectives with “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BYTHE MOVEABLE FEST

女画家Barbora Kysilkova来自捷克，一看她的油画作品便能得知她有着专业院校科班教育的背景，绘画功力扎实，痴迷于写实主义人像画，而且她的画作如同有一种显微镜般的魔力，能够直指人心，反映出主角的内心情绪。

她曾经和前男友一起居住在柏林，谁料这个男人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打骂她、虐待她，Barbora逃离了他的魔爪，遇到了另一个更为年长的挪威男友，他资助着她的艺术创作，所以Barbora长久地在挪威居住，可是她在艺术上默默无闻，她的写实主义绘画并未能得到当地画廊的青睐。她刚来到挪威不久便创作了两件油画，一件的主角是天鹅，另一件描绘了两位小女孩，这两件作品意味着她在挪威开启了新的艺术阶段，可是这两件作品居然就无缘无故地被偷盗了。

不过多亏了监控录像，两位盗贼很快就被捕，其中一位磕了药，对于事发当天的偷盗经过完全断片，回忆不起任何事。

正是这样的一位瘾君子，Barbora却对他有一见倾心的感觉，并不是指爱情方面，而是他本人的外在模样与内在气质吸引到了女画家，她觉得他很不一般、很有故事，于是决定让他做自己的免费模特。两人就这样建立起了联系。

Barbora擅长写实人像画，具有犀利的洞察力与人文关怀的精神，渐渐地她与他有了心灵上的契合，犹如soulmate，揭开了关于他尘封已久的往事。他的童年经历，他的嗑药与犯罪、独特的审美品味，她与他有着共同的嗜好……拍得像剧情片一样的纪录片，节奏有点缓慢，分别以女画家和盗贼的两个视角进行叙事。之后两人都遭遇了挫折，好一阵失去了联系，但是一切事情都在慢慢地转好。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罪犯，而罪犯并非天生注定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过往，尤其是在成长的道路上家庭的不幸与破裂、一次挫折，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走向。对待罪犯并不能戴着有色眼镜，不能用严厉的惩戒手段，只会让他们更加逆反，而是需要对他们进行劝导与感化，女画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小偷的心灵导师，她并没有运用任何说教的手段，就这样默默地使得小偷走上了人生正轨。

虽为纪录片，但是近年来为数不多拍出电影般质感的优质影片。在2020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该片在影迷圈“出尽风头”，口碑、豆瓣评分双赢。导演跟拍数年，纪录完成度相当之高。剪辑、摄影及镜头调度，最出挑，无疑成为影片加分项。最后一个过肩移动长镜头，定格在被摄录“女画家”的画作上，戛然而止，滚出字幕，留下放映厅全场唏嘘。

于是观众愈加相信：高级的爱，超越肉体，是灵魂般的存在。也从某种意义上，得出一种大胆猜想：艺术家与盗画贼，存有某种共通性。前者，是生活的羁绊，艺术创作的需求；后者，则是空洞精神的寄托，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苦苦索寻与自身的和解、寄托。

镜头之下，艺术家与盗画贼，完美实现共恰，成为拥有精神共鸣的挚友。那场盗画贼因被理解与温暖接纳，而自发的“哭戏”，是任何虚构影片，都难以捕捉到的最真实生活场景，而由此衍发出的情感共鸣，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底色。

纵观全片，观众宛若在观看一部“剧情片”，在不断进行的自我否定的混淆、错乱中，与导演共同完成了一场长达100余分钟的生活“偷窥”和“围观”：画家与盗贼，被导演的拍摄手法置于对等地位。镜头语言的克制，传神意境的表达，纪录片美学的极致，都有。

本杰明·里的这部电影探讨了一起艺术品盗窃案的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故事。

仅仅因为故事的精彩就推荐一部电影，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画家与贼》就是如此，这是一部挪威犯罪故事电影，每一个场景都是戏剧性的大师级作品，人物是真实的，命运的逆转不可能不被卷入其中。故事作者的名字是谁呢？它就是命运。

影片的叙事由导演本杰明·里(Benjamin Ree)精心雕琢，但这是一部纪录片。可怜的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信条》(Tenet)，现在连奥斯陆艺术品盗窃案的年度最佳影片都算不上。

这位画家名叫芭芭拉·基西尔科娃(Barbora Kysilkova)，是一位在挪威首都流亡的捷克人，她的作品属于大型的、有点令人不安的照片现实主义，受到了足够的好评，可以在一个热闹的画廊展出。不过，她并没有出名到成为被抢劫的明显目标。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另一个难题随之而来。什么样的艺术品会让窃贼如此勤奋，小心翼翼地从画框上取下钉子，而不是简单地把画布剪掉？

而且还会如此草率地在监控摄像头前徘徊?在他被捕后，我们知道了答案：卡尔·贝尔蒂尔-诺德兰，这个奇异故事的另一半，一个有趣的瘾君子。当基希尔科娃开始自己的调查时，他的人物形象就变得立体了。

在法庭上，她走近他，介绍了自己。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一些谜团——为什么贝蒂尔-诺德兰偷走了这些画，它们现在在哪里——被解开了。其他的仍然是个问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基希尔科娃想出了让电影向前推进的约定：一种小说式的忏悔行为，他必须成为她下一幅肖像的主题。当然，他也是导演的缪斯“女神”。对于画家和电影制作人来说，诱惑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顽皮的小骗子，有些孩子气，似乎注定要失败，在他的马赛克纹身中有一对恶魔。他们将再次合作。

但这一切只是第一幕。麻烦是有利有弊的。

我们了解到，基西尔科娃也有一段历史——还有她自己的泄密墨水。导演把线索串在一起，但电影的美妙之处在于：

这就是生活，在它无限的陌生中，一幅命运交织的宏大画面展开，关于友谊和灾难，峡湾和歹徒。

“单是默然相遇,一个灵魂就可以对另一个灵魂发生影响。”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段讲到预感。偶尔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磁石般的影响力，根据遇见对象的气质产生自动吸引或抗拒力。灵魂的触角延展到身体范围之外，仅凭借意志力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神秘而飘渺的心电感应。

就个体间的气场而言，区别于荷尔蒙刺激下的情动，恰如两股力量进入特定场域后经过相互干预形成的同步共振。源自共同事件中的回忆、天气、光线、场景或者身份均可能促成类似的神交。比如一场关于艺术品偷窃的庭审，比如两件被盗的绘画，以及监控视频中出入无人之境的小偷。艺术家与盗窃作品的瘾君子被置于正义审判的天平两端。在传统叙事中他们本应对立，本应排斥。就像《金衣女人》中玛丽亚为了家族收藏可以与母国对簿公堂，《盗走班克斯》里班克斯（Banksy）在社交媒体上把偷画商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画家与贼》的镜头却记录下一段更微妙的人性连接。艺术家Barbora主动走向偷窃作品的小偷，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模特。她用行为驳回了周围人和场外观众探究的目光，仿佛在说：瘾君子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为英雄人物和圣人绘像可供后世膜拜，创作人民公敌亦是为了警惕民众。直接用自己的“敌人”入画则颇为罕见。即算不上有效的惩戒也未必能讨好对方寻回作品，Barbora亲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里面射出的弓箭是要拯救还是要复仇。《画家与贼》在开篇便设置了一个悬念。从另一种角度看，或许这就是大部分人无法用逻辑理解的交感，它能在两个身份和道德位置悬殊的陌生人间识别出只有彼此才能感知的气场，建立外人难以领会的默契。

纹身

像所有混街头帮派和走私毒品为生的瘾君子一样，Bertil身上遍布图案繁琐的纹身。它们由玫瑰、五星、蛛网和面具组成。锁骨下方则是一串隐含威胁的短语。这种颇具侵略性的符号令人联想到罪恶、暴力和死亡等阴暗面。没有什么人会像Barbora一样对它们产生热情，在电脑上认真研究它们的含义，痴迷这些图形在肌理上呈现的艺术张力。Barbora以Bertil作为对象的创作全部与这些纹身有关。其中一件作品中Bertil的手指正探入酒杯，手背上盛开的玫瑰烈焰似融化为杯中红酒。七朵玫瑰是伤痛的印刻——Bertil破碎的家庭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父母的离婚和亲人的流散让他的童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成为永远都无法追忆的爱。Bertil上中学时表现优秀，热衷帮助弱势群体。成年后却轻易就堕落成瘾君子。大起大落的经历折射出消费主义浪潮中毒品、性和暴力如何吞噬与消耗擅长逃避现实的亢奋一代。

Barbora的男友一直质疑她选择盗窃犯作为模特的行为，这同时也成为观众的困惑。在Barbora翻阅Bertil这段青少年历史时，她延伸了这样的联想：在一种设定下Bertil成为了当下的模样，但另一种设定里他也可能成为挪威的首相。这个提问不在于纠结什么导致了Bertil的命运，而是关注Bertil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思考前提下，Barbora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Bertil的状态。白衫与黑框眼镜，成熟自持，戾气全无。Barbora不仅看到Bertil疯狂背后的卑微与脆弱，还看到了某种美的东西。但不是美化他作为边缘人群的形象，而是试图为迷失的灵魂找回“尊严”。

电影接近尾声时， Barbora完成了与Bertil合作的最后一件作品。画中的两个人物在沙发上相互拥抱，女人的后脖颈处有一枚同心圆的纹身。当摄影镜头画面切入Barbora身后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女人其实就是Barbora自己（最初这个女人形象是Bertil前女友，但电影中期已结束关系）。一个非常巧妙的替换，一场灵魂交融与对话后的友谊升华，同时也是对抗黑暗和迷茫后与自我的和解。

镜像

Bertil：“当Barbora在看我的时候，她忘记了我也在看她。”

《画家与贼》的确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是监狱常客，麻烦不断的黑帮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木匠零工，有个相爱的同居女友。另一个是被迫逃离柏林定居挪威的艺术家，同时拥有媒体的关注和窘迫的负债。电影多次转换叙述视角，又不停转回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在乎谁是艺术家谁是小偷，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同时别人又如何看待我们。这两者间的落差集中了人类身上存在的所有复杂性。

Bertil的讲述让我们得以更客观地深入Barbora的个人历史，去探索和印证我们的怀疑：为什么Barbora能够在这个偷盗事件中去接受一个损害过自己利益的人？随着Bertil的独白，电影插入了一段Barbora早期的采访，她在柏林被前男友家暴的经历随之浮出水面。她内化这种暴力的方式就是将身体的伤痛作为绘画的动力，将创作做为反抗的形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Barbora都沉溺在畸形的虐恋中无法自拔。而她的代价不仅在于身体的伤害，更在于自信心备受打击。她没有意识到将懦弱、疲惫、逃避与所谓的创造和爱混为一谈其实是对自己的压榨与剥削。她甚至也不信任女权运动可能带来的平权。这种斯德哥尔摩症状不该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而是多重社会问题的缩影。原生家庭缺席、法律的漏洞、媒体的偏见、福利缩减以及保障机制失灵等所有可以想见的制度问题。

Barbora的经历无非是Bertil人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Barbora对伤痛和死亡的迷恋与Bertil的瘾症和自我放纵行为如出一辙。他们都缺乏人生的规划，社恐，带有天生的自毁倾向。脱去艺术家与小偷的社会身份，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人。Barbora和Bertil就是彼此的镜像，从对方眼中照见那个残缺不全但是真实的自己。

圣痕

圣痕也称作圣伤。指那些在手部或头部出现的类似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圆形伤口或者出血现象。圣伤令人们联想到宗教的虔诚以及对“神选”的执念。

遭遇车祸后，Bertil的手背上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痕。情绪兴奋的Barbora立刻将这道伤疤联想为圣痕，并作为自己新的创作灵感。而电影也逐渐浮出一个伦理疑问，艺术家是否是在利用小偷身上的痛苦遭遇？Barbora或许是这段友情的开启者，但我们不应忽略Bertil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节外生枝”出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提前规划或预知的。Barbora为Bertil的治疗奔波，购买营养品，甚至带他去庆祝圣诞节。而Bertil也向Barbora开放自己的住所和满屋的“艺术收藏”（可能是Bertil在黑市上交易得来，电影没做进一步交代），与她分享自己的感情生活。两人的关系逐渐超越了最初以绘画创作为唯一目的的事实。他们在相互了解、交流及艺术生产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日益密切的信任，甚至成为隐瞒“非法艺术品”的共谋（Barbora看到罕见原作但是并没有追问、质询或告发Bertil）。此时艺术家早已超出了其创作者的身份，成为朋友，观察者，记录者和聆听者。这一切的基础便是Barbora与Bertil在漫长的时间中辨认出彼此标志性的伤痕，随之而来的相互扶助、鼓励则赋予两个灵魂追随对方的使命感和忠诚。随着纪录片的深入，这个信息的脉络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可辨。此时，影片开场时Barbora的“非理性”邀请行为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和宿命感。

在一众2020-21年发布上映的影片中，众多佳作都在集中回应暴力抗争，种族和性别运动等社会热点，反思由于压抑与隔离导致的越来越难以沟通的成人世界。对比之下，纪录片《画家与贼》是一种不可感知的温和与低调，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平民主义者。并非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消费主义的影响，相反，他们正是家庭解体、父权制度和经济债务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以及少数派，他们却以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生命与认同的课题，一方面使得这部纪录片无法抹去成长片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在触及和试探这种认同的内核是什么。

当Bertil被问到为什么要偷画时，他说：因为它太美了。

当Barbora被问到为什么要让小偷做模特时，她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灵魂，它是美的存在。

虽然这两段话出现在毫不相干的段落，但它们就如河流中两个恒定的石块。当所有信息逐渐沉淀下来，石头就露出水面，成为潮汐涨落的指向。“美”才是Bertil与Barbora能够快速抹平过去差异，达成心电感应的重要原因。在Bertil认识Barbora之前他已经认可了她的美学观念，而Barbora在了解Bertil前就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独特性。在一个人承受制度性惩戒的绝望状态下，看似遥远或无用的东西，比如美，也可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灵寄托。瘾君子也可以喜欢艺术，参与艺术并成为艺术。他的存在就是当下艺术世界一直试图囊括和拉拢的那个充满偶然、杂乱无章、内外勾连的复杂社会中的关键变量。曾经两度入狱的Bertil最终戒掉毒瘾，重新拥抱自由。加入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个体也印证了友谊之爱，灵魂之善意以及艺术之美对庞大社会系统中的普遍价值和成功论形成的解构与对抗。独立纪录片的吸引力正在于此，有些东西经过反复筛淘，它们自然会在关键地方浮出视线，而每个观众都能在各自的时刻发现它们。

Wee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