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的孩子

影片最后导演叙述那段话，“这场战争会持续很久很久，圣战者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这就是他们自认为的生存价值，传给他们的孩子，一代又一代的用这种极端恐怖的思想传承下去，他们追求的一个公正的哈里发国，他们认为战争会让他们走到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这种思想多么的荒谬，很难想想把所有孩子按这种恐怖主义培养出来，他们真的成功了会如何建造出一个公正的国家，这很可笑，这些人不惜付出生命，送出自己的孩子，割舍亲情，是为了那些达不到而且没有结果的目的，这就造成了，这种恐怖而悲哀的世界。

这部纪录片是第一次对恐怖分子进行近距离地观察和纪录。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叙利亚人，因为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内战，他不得不离开故土，流亡德国。

2014年，他伪装成同情圣战的战地记者，混入了一个叙利亚北部的恐怖分子家庭，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半。

这部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豆瓣评分高达8.6。

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是恐怖分子——阿布·奥萨马。

他是8个孩子的父亲。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们。

但这样的爱，却因为他的极端主义思想，变得可怕。

他是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的狙击手，同时也是扫雷专家。

阿布对孩子们的爱，与恐怖主义难解难分。孩子们的名字，全都和恐怖袭击或恐怖分子相关。有的孩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9·11的发生。

他最爱的大儿子，名叫奥萨马，是为了纪念基地组织的创始人本·拉登。

在他心中，对恐怖主义的狂热，与对儿子的爱，已经交缠不清，很难分开。

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待生命，异常残忍。他们日常的玩乐，和正常孩子也都不一样。

——比如杀鸟。

大儿子奥萨马抓了一只小鸟，把它交给弟弟哈塔布玩。

小鸟啄了哈塔布一口，于是，他们决定杀了这只鸟。完成之后，刚刚学会走路的哈塔布向父亲邀功：爸爸，我宰了它。

奥萨马开心地说着他们杀鸟的过程：

“我们把它的头压下来，砍掉，就像爸爸你对那个男人做的那样。“

还没成年的孩子，已经目睹过爸爸斩首“敌人”的画面，并以此为榜样，在动物身上练手。

通过杀鸟，阿布完成了对孩子的一次残忍教育。

——比如做炸弹。

模仿爸爸的工作，把炸弹埋在土里。

——比如打架。

因为有人骂了他的信仰，他就打回去。然后向爸爸告状，爸爸会教训那个冒犯真主的孩子。

而他们的爸爸——阿布，也为孩子们的残忍而骄傲。

他会跟朋友炫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看到女孩子出门，就会拿枪对着她，想要射她。

他甚至怂恿自己的儿子：如果看到女孩没戴头巾，就可以开枪射她。

尽管，这个小女孩是阿布的亲侄女，而且才刚刚2岁。

别以为是玩具枪，这些孩子拿来玩的都是父亲用的真枪。

阿布非常肯定，等孩子长大了，要把他们都送上战场。

或者不如说，他生这么多孩子，就是为了把他们都送上战场去送死的。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相信：

“每有一个孩子被杀死，将会另有一千个孩子出生。”

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价值观，全都源于他们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思想。为了实现他们狂热的“理想”，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同时，对自己的牺牲也毫不在意。

在一次扫雷中，阿布被炸掉了左脚。

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是“真主的旨意”，开始转作幕后工作——制作炸弹，继续为组织效力。

他也丝毫不动摇，继续把十二三岁的儿子们送到恐怖组织训练营，接受残酷的训练。

训练营里条件极其简陋，十几二十个孩子，挤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

每天的伙食，只有7颗枣，“喂蚂蚁都不够”。

而训练的内容，更让人震惊：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胆量，教官用真枪实弹，对着他们的头边射击，孩子们不能动弹。

万一不小心被射中，教官也不会对此负责。

在训练营，孩子们继续被灌输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思想，要他们追随基地组织。

训练结束之后，合格的孩子，会被挑选出来，送往更高的训练营，进行为期3年的培训。

接着，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会被送上前线，走上他们的父辈的道路，参加恐怖袭击。

最后，大儿子奥萨马表现出色，被选上继续训练。

小他一岁的弟弟艾曼则被淘汰，回家继续读书。

兄弟俩的命运，可能从此变得截然不同。

这时，导演也返回了德国，与这一家人分别。

02

影片上映后，得到诸多好评，入围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但导演塔拉勒·德尔基，却收到了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胁，可能从此再也无法踏上故土。

他以生命为代价拍出的这部纪录片，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这些恐怖分子是什么样一群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这些人，可能和正常人一样，也有父爱、亲情。但对极端主义的狂热，扭曲了他们的正常情感，让他们可以送自己的儿子去送死。

而最可怜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

他们可能从小就缺乏基本的同情心，对生命极端残忍，也有很大可能，会走上和父辈相同的道路。

这样的死循环，才是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地方。

这样的死循环，有解吗？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儿子——扎克•伊博黑姆。

2014年，他上TED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恐怖分子的儿子，变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他的父亲是埃及裔美国人，因为策划恐怖袭击而被判刑、入狱。从小，父亲会带着扎克接触恐怖组织成员。这些人，他都亲切地称为叔叔。

还不到7岁，父亲和叔叔们，就会带他去打枪、训练，给他灌输很多关于种族、宗教的偏见。但在学校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和社会组织之后，扎克开始意识到，父亲所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一个人的种族、信仰、性取向，和这个人的性格没有任何联系。”

而最终，他也完成了对父亲道路的超越：

“暴力不是宗教或种族与生俱来的，儿子并不需要走上和父亲相同的道路。“

与此同时，伊博黑姆也提醒大家，伊斯兰信仰与恐怖主义不能画上等号：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群体，都会有一小部分人，对他们的信仰太过狂热，以至于认为他们应该用各种方法，让其他人和他们过同样的生活。”

这次新西兰极右翼恐怖分子对穆斯林的残忍行径，也让我们看到：

有问题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利用狂热的意识形态，把暴力行为和极端思想合理化的恐怖主义。

伊博黑姆的反省与超越，让我们看到了解开恐怖主义死循环的希望。

而这样的希望，即使在生长环境更糟糕的阿布的孩子身上，同样可以看到。

被哥哥问到为什么不一起去恐怖组织训练营时，艾曼回答：

“我更想去学校”。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比在训练营里更灿烂的笑容。

虽然不知道这样平静的校园生活可以持续多久，但希望也许就藏在孩子心中埋下的爱与理性的种子。

在即将分别时，艾曼为即将去训练营的哥哥朗诵了一段课文：

“你要教我们什么是爱与快乐，因为那在生命中很重要。”

也许希望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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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和她的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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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如子》，这部纪录片英文版的名字取得非常与内容吻合，有了这样的父亲才有了这样的儿子。但是这些幼小的孩子能改变什么呢？什么都改变不了，他们只能情不自禁地重新踏上父亲的血腥循环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对宗教的异常狂热和教义的曲解使这些人根深蒂固地相信，暴力、血腥、残忍是对他们所谓主的忠诚和为实现他们那套理想而非常值得付出和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在这样缺乏理解与善意的环境当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充斥着仇视、残忍、血腥，以至于日常的起居饮食和消遣娱乐都离不开狂热的教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幼小的心灵被有意或无意地塑造成没有人类情感的兵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女性生来命贱，可以随意地践踏女性的生命和自尊，把女性当成为他们的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的人肉生产机器，在没有一丝善意留存的环境当中，父亲以牺牲自己的孩子来献祭为荣，以自己孩子的人性没落而自豪，而父亲的小孩们的玩具是土制炸药，小孩们引以为傲的是用石子打教师的巴士和残忍地将小鸟杀死来博取父亲的赞扬。总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认命继续行走于邪恶的深渊，观看完内心只剩沉重无力感，只能双手合十祈祷有奇迹的出现，愿世界和平幸福直至永恒。生在华夏真好。 《

如父如子》，这部纪录片英文版的名字取得非常与内容吻合，有了这样的父亲才有了这样的儿子。但是这些幼小的孩子能改变什么呢？什么都改变不了，他们只能情不自禁地重新踏上父亲的血腥循环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对宗教的异常狂热和教义的曲解使这些人根深蒂固地相信，暴力、血腥、残忍是对他们所谓主的忠诚和为实现他们那套理想而非常值得付出和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在这样缺乏理解与善意的环境当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充斥着仇视、残忍、血腥，以至于日常的起居饮食和消遣娱乐都离不开狂热的教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幼小的心灵被有意或无意地塑造成没有人类情感的兵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女性生来命贱，可以随意地践踏女性的生命和自尊，把女性当成为他们的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血液的人肉生产机器，在没有一丝善意留存的环境当中，父亲以牺牲自己的孩子来献祭为荣，以自己孩子的人性没落而自豪，而父亲的小孩们的玩具是土制炸药，小孩们引以为傲的是用石子打教师的巴士和残忍地将小鸟杀死来博取父亲的赞扬。总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认命继续行走于邪恶的深渊，观看完内心只剩沉重无力感，只能双手合十祈祷有奇迹的出现，愿世界和平幸福直至永恒。生在华夏真好。

难得地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忠于基地组织的普通家庭的生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极端分子对宗教的全身心崇拜和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面貌在本片中得到体现，片中的四个儿子从小就被灌输伊斯兰原教旨的思想，三句不离“真主”，十二岁左右就被送去基地组织的军事训练营接受严苛的训练，向观众展示了基地组织的基层运作模式、基层的心理状态和教育模式。去极端化确实任重而道远

按：在我们远远未能清楚明晰地认识极端主义的全貌时，正有一些孩童，就在此刻，无从选择地成长于这被仇恨和杀戮所烙印的日常之中。塔拉勒·德尔基用他的镜头提供了这难以复刻的内部洞察——伪装作圣战支持者与叙利亚基地组织成员的家庭一同生活，记录下这些身为父亲亦身为“恐怖分子”、身为孩子亦身为“未来殉道者”的真实个体们如何成为了极端信仰荼毒之下的危险力量和牺牲品。本周六，我们将一起赏析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一同直面这部挑战纪实创作伦理的强力之作。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阿布·奥萨马在陪他最小的一个孩子玩耍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塔拉勒·德尔基的纪录片作品《恐怖分子的孩子》使他命悬一线 Talal Derki’s Syria Documentary Of Fathers and Sons Has Marked Him for Death 采访者: 亚伯拉罕·利斯曼 (Abraham Riesman) 翻译 | shun,Celine编校 | 王竹馨, shun 本篇字数4505字，阅读需8分钟 在塔拉勒·德尔基(Talal Derki)的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较为靠前的情节中，有这样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发现了一只鸟，把它拿给父亲看。父亲建议他把这只鸟杀了，好让家人分而食之。杀死这只鸟后，男孩回到他父亲身边，兴高采烈地报告这场屠杀。“我们把它的头按住然后砍了下来，”他对父亲说，“就像你对那个人做的那样，父亲。” 这个男孩是奥萨马，他的父亲名叫阿布·奥萨马，是叙利亚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一名战士。德尔基的这部纪录片于11月16日上映，它讲述了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庭以及一群好杀嗜血的暴徒；这对父子与杀手为伍，在旷日持久的内战正值焦灼之时，穿行于叙利亚北部明火执仗的炼狱当中。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德尔基，这位已逃离战乱定居柏林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伪装成支持圣战的纪录片导演，经年来赢得了努斯拉阵线战士们的充分信任。最终的成片表现出诡异的冷静，不经意间令人瞠目结舌，它揭示了是什么促使普通人最终变成了献身于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在最近的一次纽约之行中，我们采访了德尔基，谈论了不同寻常的拍摄过程，见证年轻男孩们被训练成刽子手，以及这部影片如何使他——并持续使他——命悬一线。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你是如何找到影片的主人公阿布·奥萨马的？ 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我一直在调查叙利亚的这个区域，因为这里是ISIS和努斯拉阵线的中心，所有的圣战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他们都聚集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地方。我有很多得力帮手。我把我要找的人物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后来先是找到了这群孩子，在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努斯拉阵线的战士之后，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在努斯拉阵线内部的联络人和我一起去见了那个父亲，他们说服了他参与拍摄这部影片。 然后你跟他说你是努斯拉阵线事业的认同者？ 我这样做是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否则，他们不会让我接近的。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带着不同的技能来到叙利亚。所有这些恐怖组织就由他们逐步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你去到那里，说你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长大，没能正确地习得自己的宗教，现在你想矫正所有的错误，为圣战做贡献。我说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他们对此确信不疑。他们给我支持，让我跟他们联络，准许我接近，而且未曾伤害我。但一旦他们对我起了一丝疑心，我就可能有去无回。如果他们对我有任何怀疑，而我人还在叙利亚，那这一切都会完蛋：不会有这部电影，也不会有我了。如果技术人员翻看我的笔记本电脑，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的通讯记录和背景，以及我的真实身份。我是非信徒，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这对他们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底线。 他们怎么会轻易地相信呢？ 这也是我在那期间一直有的恐惧。我在叙利亚境内外进进出出工作了两年半，就像个杂技演员。我必须打造出这样的形象，让他们信任我，对我不起疑心，同时让我可以在那里拍摄影片。所以我既得是演员，又得是导演。 所以你是在战争前线和柏林的家之间来回奔波么？ 在这两年半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带着摄影机待在那里。330多天。 摄制组有多少成员？ 在那个村子里我们一共只有两个人。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是摄影师。

所以那位摄影师也得装作是努斯拉阵线的支持者吗？ 不，不用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他跟他们是同一立场的，他真心支持他们。不过他很胆小，他反对暴力，从没使用过任何武器。我在我之前的作品项目中教过他怎么使用摄影机。圣战愈演愈烈时，他变得比以前更加虔诚。现在他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我是在拍什么样的电影。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在动身前往努斯拉阵线训练营前拥抱他的弟弟艾曼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对这位你教过的摄影师撒了谎，你会感到内疚吗？ 不。我也没得选。我需要把这部影片拍出来。我不是个透露别人信息的间谍探子，说“轰炸这儿”之类的话。我只是和这个家庭同住在一个村子里，想从心理上理解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成长的。我没有在批判什么。我只是为了解开观众和我心中的疑问而去捕捉了一些瞬间。 解开了你怎样的疑问？什么事是你在拍了这部影片之后才明白的？ 我知道了这些人是谁，他们的动机，和整个事情的关键。我明白了我们要如何防止这样的事在未来发生，明白了暴力的循环，我知晓了战争的遗存是什么，明白了他们的信仰，以及信仰背后的神话。我将其称之为“神话”，而他们称它为神之戒律。去了解这些人的身份，那些封闭的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以及一个人如何变成一个恐怖分子。这就是我们能将其攻破的方式。这是一场针对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群体。他们没有名字，他们自愿求死，这就是他们的追求，为真主而死。做一个殉道者。然后新的一代承袭此业，世世代代，前赴后继。所以我的困惑是，我要如何能捕捉到他们足以招致他人为此殉道的驱动力所在呢？ 所以说是怎样的驱动力呢？ 有很多方面，但我认为其中最危险的是第三世界的教育状况。学校里的暴力，家里的暴力——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人们在某个时刻拿起武器。我们无法让人抛弃信仰。人们需要信仰，因为那是对身后之事的寄托。我们不能摆脱宗教。但我们能做的是使宗教和社会摆脱暴力。当你成长的环境里学校有严格的规定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任何违反这样规定人都要受到审判，即使是他们的父母，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慢慢地，慢慢地，即便国家陷入混乱，人们也不会兵戎相见。他们会成为反对暴力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成人的。 在战争前线和你在柏林的新家之间来回奔波，这是相当不易的吧？ 真的很糟糕。非常可怕。尤其是回到柏林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影子，一个鬼魂。当你知道自己可能遇害时，你不可能感到安心。你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即使你知道自己身处欧洲，或者一个月后就可以去往欧洲，但是，仍然可能会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现在拍摄结束已有两年，我还在恢复中。这部电影彻底改变了我。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我没有心力再冒一次这样的险。因为这种风险……并不是说我身在前线的风险。我具备拍摄的技术也了解基本情况，知道那里会有狙击手，知道时而会有子弹和炸弹横飞。相较之下，清楚地知道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或许会逮捕你，结果你的生命，则是更艰难的考验。[导演卷起右臂的衬衫袖子，露出手腕上的环状纹身。]我纹了这个纹身，警示自己不要再回去。 因为纹身是禁止的，如果他们看到了你的纹身就会知道你不是虔诚的信徒？ 是的。我知道这是阻止我自己回到那个危险之地的唯一方法。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奥萨马独自在训练营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努斯拉阵线的人有没有差点揭穿你的谎言的时候？ 没有。从来没有。甚至在拍摄结束后，阿布·奥萨马还和我进行过沟通。2017年，我在圣丹斯电影节参加一个资助项目，我告诉他，“请不要再联系我，因为德国的特勤局正在调查我在叙利亚的事情。我必须拉黑你所有的账号，包括你和你的朋友们，直到一切都安定下来。”他回答说，“好的，当然，阿布·尤瑟夫”——这是我的化名——“别担心。等你觉得安全了再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我听说他刚刚死了。今年10月17日。就在两三个星期前。 哦天呐，阿布·奥萨马死了？ 是的，当时他正在拆除一个汽车炸弹。有一段视频，有人拍到了他被炸弹炸死的那一刻。 你看过那段视频了吗？ 我看过了。虽然距离很远，但能看得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现在这部电影即将公映，你会不会担心努斯拉阵线的人来追杀你？ 有些我不认识的人给我发来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恐吓或是威胁我。他的两个兄弟在威胁我，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有些人会突然给我发信息——他们是圣战分子——他们会说，“你没有权利发布这部电影。” 你会因此担忧吗？ 当然会。我已经不接受阿拉伯语的采访了。 你有安全防护吗，有没有安保人员或之类的？ 没有，这都没什么用。如果是些周围的邻居或是你所在地区的人，安保或许可以防住他们。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想做什么的话… 他们会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与此同时，我不想活在恐惧中。我是一个影像创作者，一个艺术家。自由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寻求保镖的保护？让警察守在家门口？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想聊聊影片中一个具体的场景。有一段是一群小男孩制造了一个临时炸弹，然后他们开始用它玩耍—— 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作为一名影像创作者，你内心总是需要做这样的判断：你是一个目击者，还是一个应该做些什么、主动干涉其中的人？我通常都会叫他们不要这样做，但到了某些时刻，我会想，好吧，我得把这些拍下来。因为这种事经常发生，人们应该知道。当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时，他的孩子都会玩些什么？他们的玩具会是什么？只不过，我会让他们把炸弹放在塑料瓶里，而不是玻璃瓶里，以便降低它的伤害性。拍摄这一幕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比拍摄其他任何场景时都要飙得高。这就是村里孩子的游戏。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拍下来。我得把这个画面放进电影里。因为人们应该知道。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男孩们在努斯拉阵线训练营上古兰经课程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在拍摄过程中，你最感到害怕的时刻是什么？ 很多这样的时刻。我可以告诉你，整个过程都非常可怕，特别是去年我开始在集训营拍摄的时候。 哦，你是指那些年轻男孩被送往的努斯拉阵线训练营？ 是的。在那里，我不再跟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而是和一个战士、斗士、圣战分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我必须在早上起来祈祷后决定呈现一个怎样的自己。因为人们会来询问我的背景和我所做的事。我必须一直保持清醒，并展示出始终如一的自己。一个很小的错误就可能会毁掉一切。 那些男孩们在训练营时，训练员会一直拿着一杆步枪朝着他们身边开火，以训练他们克服恐惧。你有没有看到过男孩们当中有谁被子弹击中？ 没有，没有过。至少据我所见，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这种情况确实常有发生。我没看到过，但这样的事是有的。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尽力避免呈现直接的暴力场景。除了他们宰羊的那一幕。 那个他们祭祀宰羊的场景，你为什么会选择把那个片段放进来？ 因为需要这样见血的时刻。这是他们献祭牺牲的时刻，而“献身”就是这部电影的中心。父亲献祭着他的儿子们，即使他对他们也怀有爱意。 这部影片在阿拉伯世界反响如何？ 实际上反响不错。那里的电影节规模很小，多是对社会的病态现状有所理解的人们参与的，他们知道这部作品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深刻的批判；不仅仅是针对圣战，还是对于父权心态、男性力量的深刻批判。这是我们社会中以“父亲”这个角色为代表的男性力量的独裁统治。

▲《恐怖分子的孩子》截帧: 一家之主, 阿布·奥萨马, 向摄制组介绍男孩们 ©️ 版权归Talal DERKI所有, 图像由autlook filmsales gmbh提供

那战争结束后你还会回去吗？ 不会。我自己吗？不会的。我的电影已经给我招来了太多敌人，而且是很危险的敌人。人生苦短，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东西。我已经 40 岁了，我不想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你现在在忙些什么？ 我在为我的朋友制作一部叙利亚纪录片。这个项目还蛮有趣的，我们会聊到它的。我还想写虚构剧本。我脑中有些构思，也想要实现它们。 是关于叙利亚的吗？ 不是的。我说过，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在研究神话，拍史诗片。像《重返霍姆斯》(The Return to Homs, 2013)、《恐怖分子的孩子》(Of Fathers and Sons, 2017)和即将完成的作品，都是关于神话的，关于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特别的人。 你要如何找到希望呢？ 在我和我儿子一起玩的时候时常会感觉到，这就是我一生所求了。我们可以奔跑、玩耍，我能看着他的笑容，一起观察大自然。我不确定希望在哪里，但我们需要继续为之奋力，因为我们活着，我们值得更好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平复些许艰难，减少发生的悲剧。但若是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计划……你就会迷失并坐以待毙。你不会再进一步，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这些就是奋力的意义：希望。

（文/杨时旸）

该如何称呼他们？“恐二代”？这听起来轻浮而戏谑，但其实无比残忍。这些恐怖分子的孩子没有选择，从小耳濡目染极端的教义，被严格地规训，从七八岁开始学习使用枪支，习惯于暴力和死亡，童年游戏是一起制作简易炸弹。

姑且不谈论其他，只论及这部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的文献价值，就足以值得被尊敬。极少有人能够真的进入恐怖分子的私密空间，贴身观察这群人的行为，考察他们的思想。所有关于这个群体的研究，多来自二手资料，那些审讯得来的口述，卫星和无人机拍摄的模糊影像，既缺乏全景式的记录又无法探查细部。从这个角度去看，《恐怖分子的孩子》填补了巨大的影像空白。导演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角度，虽然拍摄的主角是成人，但实际上将真正的焦点落到了孩子的身上。那些出生于战乱，降生于恐怖分子家庭的孩子们，会接受怎样的教育？而这样的教育是否一定会将他们变成新一代的恐怖分子？这些孩子之中有没有逃离的可能？对于恐怖主义的认同是由什么决定的？这部纪录片只忠实纪录所见的一切，让问题自然浮现在观看者的脑海，最终似乎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

这或许是所有战地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题材，这个已经移居欧洲的导演，骗取了一位恐怖组织成员的信任，声称自己同情圣战者的生活与信仰，然后获得了贴身拍摄的准许。把摄像机对准一位坚定的“圣战士”以及他周围的邻里、朋友，当然，还有他的几个孩子，他们吃饭、聊天、就寝，他们出征、开枪、杀人，拍摄这群人如何计划购买雷管和炸药，拍摄那个男人唱着战歌时的坚毅，见证他被一颗地雷炸没一条腿之后的痛苦。当然，在这一切之外，更多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如果不强调背景，抹去某些场景，你会觉得，那些尘土飞扬中的游戏，睡前的对话与嬉闹，放风的简陋的孔明灯，这一切不过是一群普通的、生活在战地中的孩子的日常。但导演巧妙地聚焦了一些特殊的时刻，比如，他们用餐时，父亲一边撕下牛头上的肉，一边说着杀戮的知识，仿佛这是一次餐桌上的训练，那些孩子眼神中透露着渴望的光，很难知道，稚嫩的瞳孔中的光有多大比例是为了食物，又有多少比例是被灌输的仇恨激起的杀意。对于这些恐怖分子的孩子来说，对于杀戮、死亡的意识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潜藏在生活所有细部和日常的缝隙之中。

《恐怖分子的孩子》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呈现这群人的暴力和野蛮，而是让人们在凝视他们真实的生活之后，产生了巨大的费解。他们也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音乐玩乐，他们开着西方品牌的汽车，用着全球化工业系统合作生产出的智能手机，孩子们穿着牛仔裤和体恤衫，用现代文明制作出的药物，但为什么仍然相信那些明显自相矛盾的古老训诫，然后愿意为其殒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也教训打架的孩子，但为什么对更大的暴力不皱眉头？这些人也爱自己的子女，逗弄孩子的时候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父母如出一辙，但为什么转身就可以将他们送进训练营，随时准备赴死？他们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的行为无法自洽？哪怕一个瞬间也好。即便自己的腿被炸飞，也没能唤起一点自省的意识。这一切因由什么？生活环境的逼仄和封闭？教义的洗脑？或许都是原因，又显然无法彻底解释一切。这是人性中的谜。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导演几年中多次拍摄这个家庭，连他们最私密的谈论武器买卖的价格都能记录下来，但唯独没有拍摄一个女人。除去结尾时课堂上两位年幼的女孩，成年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完全缺席的。主人公被炸断一条腿回到家中，女人的哭声从镜头外传来，但从未现身，她们被呵斥噤声，远离，永远躲在帷幔和面纱背后，成为一群繁育工具，一支恐怖分子的后勤部队，她们也同样没有选择。谁能解救他们？对于导演而言，在多年跟踪之后，他似乎已经知道，这一切更像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