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离开

哭了又哭。。。周五影院的黑暗中，我的四周，隐隐传来同样压抑的啜泣声，这声音让我感觉不孤独，为着此刻世上有同样流泪的人。。。原以为这只是一部讲述隐忍的痛苦和坚强的爱的打动人心的纪录片，却没想到导演可以如此残酷，毫不留情打碎所有温暖的希望，一把将人推下无尽深崖。如果这就是冷酷的现实，还有谁足够坚强能够怀有爱和希望活下去？！

很久没有这样一部安静缓慢的影片，可以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一直压抑着，直到某一刻难以控制地大哭起来。

这不是一个新颖的主题，家庭暴力下的女人带孩子离家出走，自己的亲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信仰和周围人议论的压力下却不能理解她，也不愿意接受她。甚至，到最后，想杀了她。他们爱她，毫无疑问，可是无法摆脱的观念幽灵让这种所谓的“血浓于水”被稀释到可怜的地步。是这个女人让他们蒙羞，是这个女人毁了一切。她是疯了的人。就像影片中，夜里女人打电话叫警察救他们母女两逃离自己家时，女人的父亲朝她啐的那口唾沫。可是我不想谈论所谓僵化愚蠢的宗教信仰，不想赞扬女人的勇气和贬斥其他人的无知；如果仅仅是这些，那我不需要为这样显而易见的主题再多讲一句话。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其他，所以我愿意写下来。

从影片开始的那把枪和女人弟弟粗重的喘息声起，压抑的感觉就从没离开过。因为我不是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所以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怜悯般的情感和认为整个事件难以理喻的理性。可是，如果我是处于那个文化中的人，女人或男人呢？我又会带着怎样的情感？那时，就没有所谓“理所当然”了。我们浸淫在各自的文化里，被无形中牵制着甚至被绑架着，还浑然不觉。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不可理喻，可自己其实也做着让又一些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仔细想想，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里，生命这只简单的容器里装了太多别人，自己常常被挤得不见了。在伊斯兰文化里，女人由于丈夫打她几下竟然就带男方的孩子离家出走，她的父母接受不了；在以前和现在的我们的社会里，女人由于与丈夫已没有了感情或是在草率的婚姻里邂逅了真正的爱情而与丈夫分手或是情不自禁地爱上已婚男人，她的父母又能接受吗？周围街坊会怎么说，说她不守妇道，这会让她的家人在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样的女人不贞洁，是狐狸精，该被雷劈死！如此看来，拍中国版的《当我们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这样类比，中国人可能就不会接受了。没有人问影片里的女人她到底怎么想的，他们关心的只是她应该怎么想，和别人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应该尊重她对于自己人生的选择。所以，她老师会说“让你的家人在社区和你之间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你”。这句话，听起来如此不可思议，可是确实真实到残忍。特别是她最爱的弟弟也举起枪对准她时。她已等不到“总有一天，他们会爱我的”。

撇开电影内容不谈，回到日常生活，约定俗成的东西真的常常紧逼到使人留不下一丝自己。任何形式的出轨都是不齿的。为了所谓名声，常常会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这股无形的力量如此强大，淹没了太多真实，太多尝试，太多希望。总有那么些不够突兀的问题在不够明显的地方慢慢咬噬所谓的自我。比如，没遇到倾心的人，为什么还是一定要逼自己牵上一个陌生人的手？比如，总算遇到了倾心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磨蹭到已擦肩而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无忧无虑，因为我们无法洒脱。

       Umay这个人物，总共台词也没多少句，失语的表现，在父权/夫权社会下话语权被剥夺。面对暴力丈夫可以逃离，但是面对父亲，拒绝弑父的她只能选择自戕。

    整个家庭宁愿选择社区而放弃自己的女儿，认为出嫁从夫，属于丈夫拥有的物品，包括儿子，因此私自逃回家的女人被人们诟病。最初，母亲和弟妹念着亲情接纳她，兄长作为父亲的辅助或正形成的新父权加入到暴力劝其回家的过程。但是随着一连串的事件因为umay的狼籍名声而牵连到其他家庭成员，母亲和弟妹也改变了初衷，成为父权的维护者和帮凶。

 

    Umay总共3次离家：

第一次离家：因为丈夫的暴力，带着儿子从土耳其返回德国娘家

第二次离家：父母兄弟姐妹蒙羞迁怒于其，勒令她把孩子还给丈夫，Umay报警让警察解救母子

第三次离家：兄弟找到隐居的妇女之家，捣乱

 

      Umay唯一一次在妹妹的婚礼上公开发言，表达自我，却遭到兄长的当众驱赶，而无人阻拦，完全被放逐出所属社区。无家无国。

 

      结局过于残忍，如希区柯克的《破坏》，因男孩被炸弹炸飞的情节，有悖于观众的心理期待，成为导致票房惨败的原因之一。在本片结尾，男孩跑去捡枪，设想中的结局是枪在他手中走火，错杀了母亲，形成一个新一代父权的继承和确立、女性最终仍没能逃出悲剧宿命的寓意。现在这样的安排，只是把孩子/未来作为两性之间争斗的牺牲品。Umay最终哭号抱着儿子走向川流的道路，失落无助，被放逐出家庭的女人仍得以存续，是否暗示女性的维权行动将不息进行下去？

        在我看过的土耳其电影中，男权主义和家长制的影子总是频频投射，有时候是故事背景，有时候就是故事的主题。相应的，女人在土耳其电影中常常是颇为弱小悲剧的角色，她们时有抗争，却又常常在大环境中无力的被淹没。《当我们离开》是又一部让人感受压抑与悲伤的电影，一个女人，想要从娘家寻找受伤后的宽慰，却发现无处可以栖息，唯有从一个地方离开，再从另一个地方离开，在一个男权与家长制传统之下永无宁日。

        影片由主人公Umay不堪忍受丈夫对她和儿子的殴打，毅然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前往已经移民德国的娘家开始。试想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如何的情况，想必，女儿她爹娘气个半死，女婿不登门谢罪，痛彻心扉的承认错误，休想把女儿领回去。而如果姑娘再有两三个火爆的亲身兄弟，搞不好抄起家伙就要找姐夫理论理论了，但是在影片中的土耳其家庭确是另一番景象。影片开场不久，就见Umay躺在医院，足见受到的暴力之深；接着康复后的Umay回到家，在餐桌上，丈夫即可以暴怒的对儿子抽打，将妻子狠狠推到，足见其暴力倾向已成习惯，不可逆转；而当晚，丈夫无视妻子心中悲苦，毫无温存的爬上妻子身上之举，足见其对妻子感受毫不在乎，你甚至都不能称之为“做爱”，只能视之为“性交”，因为妻子毫无反应，如一根木头呆滞任丈夫泄欲，而到了这里，足见两人已毫无感情而言。短短不到十分钟的叙事，就将故事的社会背景，人物情感勾勒完毕，让Umay的出走显得顺其自然，从这十分钟，导演的功力就令我欣赏。

        Umay是一个有个性的女人，否则她也不会选择出走，同时，从我最初角度看，她也有出走的基础，那就是父母远在德国，否则她连逃的地方都没有。想想吧，回娘家，那是亲身父母和兄弟啊，去的是德国，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制度上是没有对女性的歧视，更不会放任女性在家中被殴打的啊。结果，这份期待很快被打破，德国作为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国家，其移民早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保存着一份民族的传统和氛围，当然，其中也包括男权。而作为其中的一个家庭，Umay的大家庭，虽然存在于德国，但是你依然感受到的是一个传统的土耳其家庭。于是，倔强的Umay猝不及防的在自己的大家庭受到了更令其心痛的灼伤，父母对其受到的委屈其实也感到心痛，特别母亲看到女儿悲伤的伤痕后，更与其抱头痛哭。但是，很快他们便“冷静”下来，对女儿愈发冷淡，希望她早日回到丈夫那里，因为这样的出走是“丢人”的。而这个时候，文化的压力和对亲情的扭曲也被导演暗中表现，社区中的土耳其人对Umay家族成员指指点点，一时间道德上，这个家庭受到孤立，愈发难堪，而这又让Umay与父母的裂痕加剧。

        而片中Umay与妹妹和弟弟的亲情关系的崩裂则是影片最大痛点，和很多姐妹一样，Umay回答家中后，妹妹兴奋的同她聊天，跟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憧憬着少女的梦想。而作为被Umay带大的家庭中最小的弟弟，更是与姐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与家中一直对Umay持有敌意的长兄形成鲜明对比。从家中几个男人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男权文化在不同层次男人身上的影响，父亲保持传统，要维系家庭尊严和稳定，同时又带着对女儿的爱，所以他的男权思维表现在坚定的原则，谨小慎微的处理上，慢慢地给Umay施压，迫其“幡然醒悟”；而家中的长兄，已经在社会历练一段时间，慢慢要成为家庭顶梁柱，心理上总是试图刻意表现自己的坚强和男子气概，而正如我在另一部表现男权的土耳其电影《三只猴子》评论中所说，“男人都有着懦弱和胆怯的一面，却总是通过一个女人来发泄和树立自己“男子汉”的脆弱外壳。”，于是，他对Umay敌意最深，他从Umay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可能受到的女人的挑衅，所以，他的男权思维坚定，同时流于表面，举措最为强硬。而对Umay的弟弟来说，男权思想尚未树立，所以对于姐姐的难处，更体谅，还尽力协助，他和妹妹成为了Umay在家中唯一的希望。然而，社区文化和氛围的压力最终压迫了这脆弱的希望，妹妹因为姐姐“丢人”的行为，导致无法被恋人家族接纳，让她对姐姐心生怨恨，她无法冷静考虑这一困境的源头正是对其姐姐和她都造成伤害的男权文化，而是更顺乎常理的要拯救自己的爱情，而Umay的妹妹和母亲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制度和传统受害者下意识的求稳定的行为，常常正是维持这恶的传统绵延下去并伤害她们更多姐妹的关键力量。于是Umay与家庭被迫划清界限，甚至无法参加妹妹的婚礼，当她闯入婚礼，试图发出一个坚强的女人的呼唤时，却遭到了弟弟和哥哥轮番的辱骂和殴打，特别弟弟终于向姐姐扇去一个耳光时，Umay绝望的眼神和呼唤注定了她寻求家庭庇护的失败。

        《当我们离开》是一部有股“狠”劲儿的电影，它不寻求什么大团圆，就是要把现实赤裸裸的暴露出来。Umay在国内无望，因为那里的男权传统根深蒂固；Umay在国外无望，因为她依然要寄居于那里移植过去的传统；Umay在自己的家族无望，因为传统之恶正是投射于一个个这样的家庭中才得以延续；Umay甚至独立也无望，一个人打拼本已艰难，她还不得不承受她试图远离的传统势力的一再骚扰，而爱情的萌芽看上去也微妙的让人感受不到希望。所以，哪怕最后，看似Umay与病重的父亲有了一丝难得的亲情的对话，导演却依然通过Umay的兄弟们，也就是男权传统延续的下一个接棒手，留给Umay一个痛彻心扉的伤痛，Umay呼喊着，抬着儿子行走于街道，留下一个问号般的背影：她的希望承载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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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四岁男孩的母亲，面对丈夫不断施加的家庭暴力，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子，她拒绝忍耐、选择勇敢，毅然带着儿子投奔娘家。她知道未来的路将无比崎岖坎坷，也知道等待自己的绝不是热情迎接的双臂，但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爱终能感动上天，化解亲人的不谅解。然而，她错了，身为一个土耳其裔的女人，妄图自由，代价唯死。

2009年，奥地利籍女导演菲欧-艾拉达自编自导首部剧情长片《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获得德国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奖，以及柏林影展最佳欧洲电影奖。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土耳其裔女性在争取独力自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悲惨境遇，不仅在主题上与法提赫-阿金的《撞墙》相似，连女主角也同样由西碧-科绮丽出演。两部影片最大的差异在于，《撞墙》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冲突下的爱情，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则是亲情。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中的女主角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土耳其裔女性吴梅（Umay），她的家人都移民到德国，她则嫁到伊斯坦堡。吴梅的丈夫是个传统的土耳其男人，对妻子和儿子都极为粗暴，动辄出手打骂，对此，夫家的人都习以为常也从不加以干预阻拦。但是吴梅不甘心就此过完一生，她选择当一个勇敢的现代女性，带着儿子出走、投奔住在德国的家人。

虽然吴梅的家人移民德国多年，但他们始终是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吴梅这种抛弃家庭的败德行为完全无法接受。如果这部影片只着重描绘吴梅的不幸遭遇，那它只是另一部《撞墙》，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肯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最突出的部分，就在于它站在一个平衡的视角，给出一个全面的描绘，告诉人们为什么土耳其裔的德国移民如此封闭守旧。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将近300万人，但当中只有30万人入德国籍，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虽然是德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但在当地的融入状况极差，普遍的教育程度也较低。毕竟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很自然地在彼此之间竖起一座高墙。因此土耳其移民总是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社区当中紧紧抱团取暖、也相互捆绑牵制。吴梅背叛丈夫的行为，不止辱没的夫家的名誉，也辱没了娘家在当地社区的家族名誉，让全家人遭到耻笑与排斥。

吴梅的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家长，保守且威严，得知大女儿带着儿子逃家后，立即厉声要求她回去。母亲同样是个典型的土耳其女性，在看到吴梅身上满满的伤痕后，虽然痛心不舍，但仍旧要求她像自己一般隐忍度日。家中的哥哥身为长子，自然是以父亲的威严、家庭的名誉为重，频频以暴力来对付妹妹的不顺从。吴梅的妹妹与她年纪最为相近，虽然能多些同情与理解同为女性的姐姐，但在家中从不敢发声、只求家庭平静和睦。至于吴梅的弟弟，他与吴梅年纪相差较多，可说是她一手带大的，因此两人自小便亲近，尽管他衷心希望吴梅能幸福快乐，但身为家中的幼子，完全服从父亲与哥哥的意思是他应尽的义务。

在吴梅回到娘家后，无论父亲和哥哥如何责怪、打骂，她都不肯再重返夫家，为此她甚至烧掉自己的护照。而当家人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将孩子归还夫家时，吴梅更不惜报警脱困，让警察护送她和儿子到女性收容所。吴梅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女性的独立自主，然而却让家人的名声遭到败坏、陷入困境。首先是妹妹被退婚，接着是弟弟在聚会中被耻笑、哥哥因为维护弟弟而遭到痛殴，父母也在社区里遭到排挤抬不起头来。为了小女儿的幸福，吴梅的母亲低声请求吴梅牺牲自己回到夫家；为了恢复部分的家族名誉，吴梅的父亲领着吴梅的丈夫来带走孩子，但吴梅仍旧选择坚决抵抗，既不愿意回夫家、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

亲情走到这个地步，只剩悲凉。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巴掌、哥哥的巴掌，不停地打在吴梅的脸上，也打在她的心上。而当最疼爱的弟弟终于也伸出手掌掴自己时，吴梅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继续。父亲的弟弟也曾背离教义追求自由，父亲为此一再赞许当中的勇气，吴梅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家人连一点都理解和包容都不能给她？面对吴梅的质疑，父亲语塞了，他没有答案，但当他收到通知去探望弟弟时，他终于找到答案：弟弟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自己对他的赞许也是错的。

吴梅的父亲颠簸了很长的路途才抵达弟弟的家，沿路无比荒凉破落，弟弟一人孤身躺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头，像一条病倒路边的野狗，这就是一个土耳其人背弃教义、选择自由的代价！吴梅的父亲虽然保守、虽然严肃，但终究不是铁石心肠，对于大女儿的坚持，他也曾试着宽容，否则他不会在吴梅的眼泪和哭喊声中转过身、低下头。但当他看到自己弟弟的下场时，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名誉、保护其他家人做出选择，纵使必须撕碎自己的心也在所不惜。

■那天，吴梅抱着儿子走在路上，弟弟突然出现叫住她，说有话要跟她说。在经过这一切后还能和弟弟见面，吴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走着走着，弟弟的脚步却越来越沉重、步伐越来越缓慢，吴梅不得不转过身去看落在后头的弟弟，结果看到的却是弟弟手中握着枪指着自己。吴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要杀死自己的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最亲最爱的弟弟。

弟弟终于是没能扣下扳机，泪湿的眼和颤抖的手再在逼着他转身离去。弟弟扔下枪、跑向刚刚抵达的巴士。但才上车，他便立即冲向巴士的后座、拍打玻璃窗拼命喊叫。原来，哥哥知道他一定下不了手，一直躲在一旁观望等候，此刻正从吴梅背后快步走来。吴梅没有听到弟弟叫唤的声音，但却听到抱在怀中的儿子对着自己身后叫人。吴梅当即转过身来，就这样，哥哥手中的刀子狠狠刺进儿子身体里。这是一个土耳其女性索要独立自主的代价，这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维护家族名誉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

究竟这当中是谁做错了什么？是吴梅应该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该违反教义出走？还是家人应该承受羞辱排挤而不该重视名誉胜过亲情？也许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礼教我们总要用来自我要求，但当我们用这礼教严厉地约束他人、指责他人时，兴许正以礼教吃人、逼人走绝路而不自知。

就影片的拍摄手法来说，整体调性不免过于煽情，有些内容也流于夸张和极端，但影片的流畅程度和视角高度，不得不让人对导演在处女作里的出色表现表示赞赏。

“影片讲述一个土耳其女子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暴力，而和儿子一起逃到了德国。然而她发现，不论是在她的祖国，还是在这里，她都是一个陌生人，两个不同世界的陌生人。本片赢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一项大奖和六项提名”——这是德国电影《当我们离开》的介绍。

忧郁的Umay不堪丈夫的粗暴，带着儿子回到娘家，原以为这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地方，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家人的不接受。即使Umay告诉爸爸，“他虐待我！”，父亲仍劝她回丈夫身边。

还有妈妈，这个曾说过“一切有妈妈在”的母亲此时却沉默了，用沉默表示对女儿的拒绝。

“爸爸，你不是说过血浓于水吗？”Umay在妹妹婚宴上哭喊着说，妹妹不欢迎她来参加婚礼，弟弟把她赶了出去，并扇了她一耳光，当着Umay幼小的儿子。

Umay怀着悲愤重回婚宴，在台上泣不成声，朝着家人哭诉——"因为我是单身女人，我的儿子也成了不被欢迎的……从小爸爸就说过，我们永远是一家人……”，Umay痛苦到说不下去，泪水却没打动父母家人。幼小儿子牵着妈妈的手，怯怯站在台上，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四岁左右，伴随妈妈的命运已承受了许多超出他年龄的阴影，他目睹了爸爸对妈妈的粗暴，又目睹了妈妈家人对妈妈的拒绝和生冷——在他们还没得知Umay是“不名誉女人”前，他们对初回娘家的她还表现了温情，然而，当知道她不打算再回丈夫身边时，一切都变了！甚至，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Umay的父亲找人买了枪，回家和两个儿子商量，谁去杀了Umay，最后指定Umay的弟弟去杀Umay，这个弟弟是Umay带大的，她对他充满姐姐的宽容与爱。虽然最终弟弟把枪扔在了地上，但哥哥赶来，一刀捅进了Umay儿子的身躯，他本是想捅姐姐的。自此，一无所有了！先是婚姻，再是娘家，再是最宝贵的相依为命的儿子。Umay充满痛楚与绝望的喊叫划破空气，形成一个不可能复原的创口。

婚姻的破碎不足为奇，但家人自私到极致的冷酷却让人愤怒。他们，起初是有温度的，当Umay初回娘家时，除了哥哥，其他人与各自的家庭角色：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表现了较为一致的重叠。尔后，当觉得拒回夫家的Umay“不名誉”，令他们“蒙羞”时，他们马上披上寒光四射的铠甲，弃家庭角色于敝屐，比陌生人更为铁石心肠，更为凶戾。在Umay遭遇的家暴外，他们着手实施更可怕的“亲人家暴”。对这个家庭的女儿Umay，他们也许有过同情，怜惜，可与一种更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相比，这同情微不足道——重要的是，Umay快回丈夫身边，坚守妻子角色，坚受“名誉”。当然这一切背后，也许有“男权主导”“宗教风气”等强大的社会背景，可是，亲情，难道不应当是逾越这一切之上的吗？如果，明知亲人正饱受伤害！

片中，亲人间的隔绝如此彻底，你看不到Umay被亲情拯救的丁点可能，只看到，他们一步步迫她走向悬崖，欲搡之而后快。也终于，哥哥出手了！他把刀锋剌进Umay儿子身体时，“亲情”有了最丑陋，最悲怆的呈现！影片至此，导演是一不做，二不休，将“亲情”在世俗的另一重影像——执戕毁损——不留余地地呈现极致！

亲情的血被一再稀释，成水，成冰。当血不再有温度，就只是摊污渍。

是导演技术上用力过猛，还是对亲情与救赎太悲观？现实生活中不乏“亲情黑洞”的实例：争斗、厮杀、漠然、计较、仇怨、老死不相往来……这一切并不因发生在亲人间而稍留情面。“亲人”，这个在汉语中象征温度与归宿的词，往往也和仇恨互为喻体。

是什么得以确认我们在人世间的亲人身份？还是那个用滥的字：爱。无论亲人间如何相处不适，甚至找不到可交流的途径，爱的底线一直在，而《当我们离开》表现的正是底线被一再抛弃，直至在一个幼小孩子的血泊中完全消失。

在母亲动荡命运中，小小的男孩一次次目睹世间最粗砺凶蛮的部分。他牵着母亲的手，依傍着这个孤独的女人，在本该是故乡的异乡行走。母亲，这世间他惟一可依傍的人，最终没能庇护他。不得不说，导演的心，仿佛充满对“亲情”极度不信任与某种无法变更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