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柜罗曼史

昨天看完《罗曼蒂克消亡史》从影院走出来找饭辙。

闺蜜问我：“这电影干嘛叫这名字？”

理解一部电影当然可以有各种角度，我对她讲了最能说服我自己的那个：

“对日本鬼子，别讲什么浪漫！”

这片儿的英文名字叫《The Wasted Times》——跟侵略者谈温情，基本等同于浪费时间，既理想主义，又一厢情愿。

1.

“消亡史”让我想起两部影片：《大地之子》和《巧奔妙逃》。
《大地之子》算是中日建交蜜月期的产物。

日本战败后，留在满州的日本孤儿松本胜男，被善良的中国夫妇收养。在这部连续剧中，被侵略的中国老百姓，无私地养大了敌人的后代。

孤儿那一句：“我是大地的孩子，这片土地孕育了我，他就是我的父亲，她就是我的母亲……”最终仿佛令人道主义，弥合了战争带来的伤痛和仇恨。

《巧奔妙逃》则是一部喜剧，80后对它的记忆，大多源于那首“弹棉花哟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的“弹棉花之歌”。

几个普通老百姓遭遇了日本鬼子，在一系列你追我逐的斗智斗勇中，他们成了搞笑英雄。这部戏里，鬼子们变成了智商捉急的受捉弄者，一切恶行都被以喜剧化的形式处理。

日本军官佐佐木一郎是个热爱音乐的小学教员，一听到有关音乐的事就开始鸡冻；而他手下那群本该是杀人魔头的鬼子，遇见“花姑娘”，也并不着急脱裤子，而是干脆唱起“弹棉花之歌”以示彬彬有礼。

看完“消亡史”，我就在想，这两部片子算不算某种该消亡的“罗曼蒂克”？

2.

浪漫这东西，多半都会带点一厢情愿。

曾经（其实现在也不少），我们一提到二战中日本犯下的罪行，就总会加一句话：日本老百姓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比如《大地之子》中的孤儿松本胜男，他的双亲就是被日本军队丢弃在中国的开拓团成员。

我们觉得孤儿可怜。然而却似乎没多想开拓团当初是为了什么来中国的——日本百姓的劳作，撑起了这个国家的战争企划，你能说他们多无辜？

好吧，或许那些战争遗孤是没有罪的。

然而“消亡史”的导演，却让关押在战俘营的渡部，面对两个儿子，叫嚣出：“你不敢杀他们！”继而一声枪响，大儿子倒地，彻底打消了渡部的妄念。

我们自己又何尝没有妄念？

当渡部临死前叫仅存的小儿子，对战俘营管理者说自己是日本人时，我不知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希望那孩子说：“不，我是中国人。”

然而这熊孩子选择去当日本人。

导演指向大儿子的枪口，小儿子一口咬定自己是日本人的负义，并非说日本人都是坏种，导演或许是想让我们思考：我们对日本百姓的所谓“无辜”，对日本侵略者以及他们后代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不是有一厢情愿的成分在其中？

太浪漫的，多数，都不很真。

3.

日本鬼子终究还是要杀人的。我想这一点，看了姜文的《鬼子来了》，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鬼子会给村里的孩子们糖吃，鬼子会跟老乡们打招呼，鬼子会和村民开篝火晚会，日中亲善，同欢共乐……但鬼子们终归，还是要杀人的。

“消亡史”一开头，就说渡部的上海话讲得比上海人都好，麻将打得也比中国人强，穿长衫，娶中国老婆，在中国生了两个儿子……

可当吴小姐说一个人喜欢哪里，就喜欢吃哪里的菜时，陆先生恍然想起妹夫说喜欢上海，却经营着一家日料馆子——方才觉察渡部可能是日本间谍。

这是点睛之笔。

就像渡部握刀的手，筋肉分明，将俎上鱼剥皮剔骨，技法娴熟——他从身到心，说到底，仍旧是日本人。

豺狼，长不了人心。

4.

“消亡史”也被说成是导演对十几个其他导演的“致敬之作”。它有没有向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致敬，我不知道，但我倒是从渡部身上，看到《无耻混蛋》中那位纳粹军官的身影。

冲日本鬼子渡部同那军官的相似之处，“消亡史”就算真“致敬”昆汀了，也不丢人。

因为事情本就是那样。

“彬彬有礼，双手沾满血腥，却还是能弹得一手绝妙的贝多芬。”是梁文道对大银幕上纳粹形象的总结。

而在《无耻混蛋中》，德军上校汉斯，可以一边同藏匿者谈笑风生，一边抽烟斗喝牛奶，然后微笑着将枪口对准地板下无辜的犹太人；可以温柔地给漂亮女明星套上小巧的高跟鞋，再一把掐死她；他喜欢烟草，喜欢名酒，喜欢美女；他吃苹果派时从不吝惜自己对搭配奶油的固执……

《钢琴师》里的纳粹军官能欣赏音乐；《美丽人生》中的纳粹医生，爱好居然是收集谜语！哪怕你把眼光苛刻地放在第三帝国最高元首身上……素食主义者，烟酒不沾，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对身边女性工作人员纵容且彬彬有礼。

于看似温情处，置万千生命于死地，他们才是真正的恶魔。

渡部可以为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准备晚餐，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灭陆家满门。

一点都不浪漫，对吧？

5.

我曾玩笑说，闹了半天章子怡在戏里的任务，就是被囚禁，然后啪啪啪。后来也承认，小六的存在，也是代表某些意象的。

如果渡部真爱上小六，那么“消亡史”沦为一部狗血片已成定局，我肯定会向导演讨回票钱。

然而渡部从小六身上，看到的，或许并不只是一个任人蹂躏的女人那样简单。

这里，小六对渡部，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还记得她在演电影时说的“我不喜欢博爱”吗？这一被界定为花痴的美丽女性，她对男人的罗曼蒂克想象，基于一个前提：她是一直被深爱着的——无论是老板，还是陆先生。老板对她的宠溺，在饭桌上一句“不要取笑导演”上表露无遗，尔后，更是放她逃离上海、给她钱以安顿，为她考虑周详；冷静决绝的陆先生，也不惜为她周旋。所以当小六看到渡部为了得到她，不惜杀了司机、赵先生时，说不定在她心里，渡部亦不乏罗曼蒂克。

被玩弄了，却把手帕递给渡部擦汗；向渡部举起枪，却扣不下扳机……小六这种内心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在渡部看来，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这是否让他想起了日本女人？

渡部为小六穿戴起和服。

或许在小六身上，他看到了他的祖国，日本——尽管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觉。

6.

鬼子也有一厢情愿，渡部是鬼子，所以渡部也有一厢情愿。

他觉得中国男人杀鬼子是一回事，但杀鬼子的娃是下不去手的，大儿子的扑街，给了他一次幻灭——中国男人不是没有这种狠劲儿。

他觉得中国女人就是那种被玩了也不敢报仇的弱者，他自己的被小六击毙，给了他第二次幻灭——中国女人骨子里，有的是刚强坚韧。

其实，一切对渡部而言，早就幻灭殆尽。

这些鬼子在没有尽头的东亚战场疲惫行进，徒劳地被拖入消耗战的泥潭，他们不知何时才能走到战争的尽头，不知何时才能得到胜利的消息。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凯歌，永远是捷报，永远是谎言。

最后只有天皇《终战诏书》的“玉音放送”是真实的——真实的幻灭。

7.

时间是承载记忆的维度；时间是构成人生的拼图；时间，是生命本身。

可时间终究还是被浪费了。

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平凡的“生”只是为了无谓的“死”存在吗？

在炮火声中，整整几代人的人生被摧残而折，被碾压而过……

曾经在一部探讨日本战时所谓爱国主义的影片《归国》中，战死在南太平洋的鬼子亡灵，借终战周年纪念日重返故土，在短短几小时内见证了日本65年来的沧桑巨变。

回忆的碎片暗示着：

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中，有人会成为顶级棒球投手；有人会成为画家；有人会同妻子一同弹奏钢琴协奏曲；有人会同妹妹平静地生活，而不是随军舰沉入太平洋底，而留妹妹一个人在残酷现实的人世间，挣扎着生存。

对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发疯般奔向战俘营外的渡部，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那些死在他枪口下的中国人，同他的大儿子一样，也是其他人的孩子，也拥有情感、回忆和他们自己的人生……

以及被战争浪费掉的时间，和一切。

8.

恁你是平民百姓，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是倾城倾国的电影明星交际花，还是政府公务员……

当一个国家处于危亡中，没有人会全身而退。

任何幻想：对敌人的幻想，对时局的幻想，对所谓人道主义的幻想，甚至对自己的幻想……

代价，很可能是命。

中国有句古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而对侵略者抱有的那些罗曼蒂克，若不消亡，天理不容，亦对不起抗日战争中保家卫国殒身不恤的缕缕英魂。

在不知道程耳是谁的前提下去看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看完后我记住了程耳这个人：一个有野心的人。

给电影打出四星以上的观众，褒奖的多半是程耳的野心——他的剪辑、他的摄影、他的叙事风格，甚至连带电影原声，切割开来似乎都有强烈的风格。阅片无数的影迷一定能从中看到昆汀塔伦迪诺，看到姜文，甚至再说开点，看到《教父》都不为过。再加上故事要表现宏大时代下的芸芸众生，说程耳要拍黑帮里的《红楼梦》，也许都是他野心的冰山一角。

在我刚踏进电影院，看到前十分钟陆先生（葛优）杀人的戏时，我也是这么想的。葛优就好像一锅火锅的汤底料，他不差，电影也不会差——观众们买的也是这个账。“陆先生”这个角色，有《让子弹飞》里“吃着火锅聊着天”的轻巧架势，有《天下无贼》里阴森令人恐惧的黎叔气场，再加上一点《夜宴》里的王者气派，长了头发的葛优演的是过去所有角色的总和——总的来说，信手拈来，不出意外。

然而，当两个混上海滩的小哥开始聊二十岁前性生活时，程耳的野心就开始破功了。好像一个刚刚搭好的钢筋架子，瞬间就被架子旁的泥石头砸烂。前面架子里的几个人物都蛮好，葛优（陆先生）、浅野忠信（妹夫）、闫妮，大咖们给足了戏，本该好好铺开一卷生动的黑帮家族生活，程耳却用来让两个小人物聊天，而且在“二十岁前破不破处”上聊那么久，听不惯上海话的人一定疯了——有什么好聊的，不是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事么？

接下来还是杀人，前面讲了大人物杀人多凶狠，这里讲小人物杀人也多不留情。小人物（杜江）从乡下来，第一次杀人就不眨眼，铁锹锹出血来，淡定地回头继续聊性生活。按照这种逻辑，这个来上海滩要闯一番事业的小人物应该在后面很“来势”才是，结果没想到后面碰到个妓女（霍思燕）他就结束了。

他去哪了？妓女去哪了？他们是不是永远幸福地在一起了？不知道。观众只知道，这两个人物莫名其妙“消失了”。然后航拍，表现小人物生活的大时代，给他们的消失来点罗曼蒂克的悲凉。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条废线。




再列举一条废线：

当戴先生的老婆（章子怡）出走后，戴先生看上了沪上一大女明星吴小姐（袁泉）。这里发生了一段长长的插曲。

程耳从吴小姐和她老公演默片的戏开始拍，怎么演戏，怎么讲戏，对比吴小姐老公多无能；然后吴小姐老公出轨了，吴小姐要救他，于是跳坑了去找戴先生；然后戴先生设计让她老公跑了，她成了“抵押品”，最后吴小姐就成了一个无奈的废物，走进了黑帮家族。

粗略一看，袁泉的这条故事线比前面杜江的要清晰许多。程耳的野心是用她来做一面镜子，侧证戴先生的手腕、王妈的八面玲珑、她老公的无情无义，表现大时代下“大人物”（大明星）也不过如此命运的黑暗隐喻。

然而这样设计好的故事，当我们期待吴小姐进入黑帮家族后能产生一点化学作用时，她的存在却又变得轻描淡写，以一句“我喜欢上海，所以喜欢上海菜”匆匆收场。她和后面的故事没有任何关联，她在整条线上又变得无足轻重。

到最后，观众们记住的是什么呢？不是袁泉的强硬、为爱情的执着和在命运前无奈流下的酸楚泪水，而是她和王妈（闫妮）对戏时代导演说出的一句话：“这是艺术片，我们也不懂导演要说什么。”

狡黠的程耳用袁泉做了一个“拖”。在这里他和观众提前打好招呼：你们可能看不懂，要到下个世纪才看懂。观众傻呵呵地笑，却忘了导演在镜头背后冷冷地揶揄。——那种充满野心的自嘲并不是真正的交流，而是谦虚伪装下的自以为是，铺好一条退路还带着暗讽：

“真的是我不好吗？不，是你们太弱。”




当然有观众要承认自己的弱。是的，我们还不知道电影可以这样拍，程耳创造了一种风格。当你观看《罗曼蒂克消亡史》时，你很容易就能感到：镜头背后的人有太多要用的技巧。对画面、对台词、对音乐、对剪辑、对演技、甚至对电影本身的理解，那个镜头背后的人都要用尽全力告诉你：他懂电影，而且他无所不能。

正是这种用尽全力的付出（卖弄），让他在讲故事上分了心。你看完一条故事线，又看到一条故事线，一个故事讲完了，还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之间没有强有力的关联，也没有特别完整的逻辑贯穿始终。但你能感到，许许多多的人物在用几乎均等（分散）的力量去展现“命运”——甚至连浅野忠信家的猫也给了一个特别长的特写——这样的均匀分配最终瓜分了人物的力量。当故事结束时，你回想起来葛优，竟然是一种全场面瘫的表情贯穿始终，如此浪费。更不用谈闫妮那苦心研习的上海话，韩庚抱着章子怡的脚啃了又啃，还有杜江握在手里的钥匙和妓女对他的脸擦了又擦……他们如此华美，却如此“无用”。

野心颇大的程耳要用许许多多的人物来表现时代，但当许许多多的人物讲完自己的故事时，他却总没有办法好好收场。导演给出的解决方案十分仓促，或是毫无预备的航拍，或是毫无预备的时间线切换。当葛优最后站在倒塌的家族大院门前时，你无法感到人物在时代面前的无力和苍凉，因为前面蓄势待发的力量早已被航拍、分叉的故事、不断快进的时间线分割光了。就算一个人要到最后用力说点什么，也都说得软弱无力。

浅野忠信几乎是片中塑造最好的人物了，但就算是这样一个好角色，最后也难免被炫技坑害。当他在战壕里用戏剧“Fourth Wall”的方法讲内心戏时，前面蓄积的所有沉默、隐忍都瞬间崩塌，他的角色力量也随之土崩瓦解。而观众如我只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你现在才告诉我你演的是《纸牌屋》？”




当我和朋友走出影院时，她不无失望地说，这部片子真如其名啊——The Wasted Time。一部解构主义的电影，在中途开始放弃解构，慢慢拼成一个庸俗而支离破碎的圆。

如果我们在中途就接受了这是一部风格极强的电影，我们当然期望导演能好好地藏住力量，把解构进行到底。但当故事过半，浅野忠信的戏份越来越突出时，我们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前面都是在浪费时间，而这里故事才真正开始。它越完整，你就越失望；下半场的跑步越快，你就越感到上半场的等待早已成空。

在一个分散的故事面前，再多的炫技都是无用的技巧。最后我们带着“The Wasted Time”的失落离场，太多废笔的消亡，并不浪漫。

《罗曼蒂克消亡史》不是传记片，所以若想在里面钩沉出真实的杜月笙、黄金荣、戴笠、胡蝶，那样的做法几乎是注定徒劳的。它有很高的美学贡献，可是它那样的美，也不完全等于旧上海。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并不是真的历史，宋江也一定不是《水浒传》里的样子。（评论家孙述宇先生就认为宋江其实有岳飞的影子。）太多的时代和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都过去了，谁又可以还原一个完整的？

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自圆其说，且让人觉得是真的。艺术是最高级的骗局，而艺术家就是最伟大的行骗者——因为他们偷走我们的心。

1934年，当那辆粉蓝的雪佛兰老爷车开在夜间的荒野中，黄色的灯光开辟出前路，车窗外有一轮明月。程耳在小说中写：“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程耳在片中用个性化的、细腻的、令人心醉的镜头和那个时代告别，和时代里的每一个人告别，包括很多同类电影中会忽略的小人物。隔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一次现代人对于旧时代沉重精致，又有目共睹的心伤。

电影中的旧上海，由最具那个时代气息的陆先生、小六、吴小姐、王妈、小五、车夫等代表的不同阶层组成。用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的一段话形容，这些人都“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他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些人在后面的新时代里，他们和他们所属的阶级，都是不被允许的生命存在。统一的蓝色劳动装下应该有统一的灵魂，或者没有也可以。陆先生他们应该随着旧上海而去。也果然殉葬。

陆先生，这是当时老派的，规矩的，又有些暴虐、流氓气的、世俗的上海的化身。陆先生走过上海的江湖，今日亦要极力维持这十里洋场最后的风光。他想要这风光继续个几十年，上百年，乱世再乱，他都坚信自己看得牢，把得定。他所做的一切，正是他自己口里说的：“只要是为了上海好，我都可以出面帮忙。”

他是彼时上海的“精神”，或者说他等于那时上海的世俗与民间之力。陆先生只能在上海产生。他痛恨赵宝刚饰演的北方客人所代表的流派，“袖有青蛇胆气粗”，故而在电影的开始，陆先生便呲出他的牙来——为了防守。他第二次做出残忍的事情是在片尾，为了复仇，他不惜杀掉自己亲手带大的外甥。

很少一个电影演黑帮的大佬，是从他的“一步步衰落”和“被迫防守”着眼的。也许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教父》算一个。这可以看出程耳的选择。



小六是歌舞升平，陶醉于自我，放荡却也有点儿真心的上海。她是上海的“身体”，是亮闪闪的钻戒。她代表着生理的，纯愉悦的追求。她的花痴，也是对“好吃，好玩，好看”的留恋。小六的一切行为，则都意味着得过且过，心不由身。或许对感情她亦伤怀过，可是如今，她下意识地感觉，如果再不抓紧快乐一场，恐怕就来不及了。大的历史更迭的车轮前，她比陆先生更微小，却也更敏感，靠的她做演员的天赋。陆先生想螳臂当车，而她只想“你带我跑了吧，只我们两个人。”

“那么俗气，那么十三点”，这是她的表象。在“博爱”论之后，她愿意放任自我，也如在日本人的囚室里，她也可以艰难活命。她是被正史抹掉的一类人，然而是中国大量委曲求全的凡人的写照。她的血肉，正是上海的血肉。

“我问导演：导演，我是怎么死的？自杀呢？还是被人家杀忒？”上海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被人家杀？这是导演给观众留下的一问，然而谜底即在电影中。

“这些人没有正常的情感，他们不喜欢这些，我们喜欢的他们全不喜欢。高楼啊、秩序啊、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他们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

陆先生杀不了小六，她就是他熟悉的上海的一部分。她浮躁，可是迷人。他爱她，至少在心里，所以下不了手。“你不会杀我的，你不舍得。”她吃定眼前人，却不知道更大的危险要来。日本人当然也杀不了她——不是我们有上帝之眼，而是已经知道结局。日本人把她囚禁了6年，把她当作性奴，甚至差一点杀了她。1934年到1940年，她饱受折磨活了下来。1945年日本投降，陆先生才在收容所找到她。

“历尽万千折磨终于活了下来”，一语成谶，这是小六演的角色，也最后宿命般反应在她身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自《金瓶梅》以后经常用的手法。一个人掷酒令，对诗词，那个酒令和诗词的字面或隐藏意思，往往就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

11年后，她再见陆先生，“回首已是百年身”。她成了历尽劫波的上海的化身。

陆先生去收容所领她的那一天，在陆先生进到房间之前，导演给了一个远镜头。陆先生站在一个窗前，窗子是几个正方的窗格，镜头从窗外拍过去，陆先生站在里面。他没有表情。可是，他应该想到很多吧？

导演让我们看到一个雾蒙蒙中的太阳，隔着窗户，从前楼的楼顶照下来，陆先生抬头看，也非常刺眼。那不是属于他的阳光。它似乎也只是要给他短暂的照耀。阳光还是一种压迫，从上而下，流过他的全身。仰角的镜头捕捉到这一点。

上海已经完了。他应是在此时知道的。


收容所里，陆先生和小六，他们彼此再见时，都已经魂飞魄散。精神已经不是那个精神，可还在勉强维持一个架子；肉体也已不是那个肉体，然后终究勉力要挤出一个笑容，跟着却是微微低头致谢，又随即黯然。

葛优演出了一个举足轻重，有大是大非观的，内心波澜壮阔，面目却始终含蓄的陆先生。他偶尔下杀手，用霹雳之力，更多的时间，却不过是有身份的人在低眉。低眉里也有力量，也有算计，也有情感在汹涌。他面对黄老板，小六，日本人，王妈，吴小姐，均有不同面相，但都让人觉得可以依靠。这样的“可依靠”，并不好演。他的内敛，就像是拳头的收。最后打败他的只能是时势。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是葛优塑造的最好的、最大气的角色。

小六，几乎是电影中最波折和命运最戏剧性的女人，可是章子怡也难得地懂得用精确的方式演绎。她的每一幕，眼睛里都有不同的内容。餐桌上的光彩，化妆室里的风情，轿车里的明艳和惊恐，地下室中的空洞和心痛，收容所里的寂然，她就像是一条金链子，被寸寸折断，寸寸抛弃。每一寸，难得仍然可以有它的光。无论它在颈上，枕上，还是在土里、泥里。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她是残茧，亦是被剥光的芭蕉。

《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以陆先生和小六为代表的——上海的灵与肉——相继消亡的历史。

这消亡的遗韵，则是落在片尾。电影的结尾处，陆先生脱帽，手臂抬成十字架形。投降或自我救赎？那个属于杜先生的上海离开了。他孑然一身，身无长物。没有小六，没有王妈，车夫也没有。他彼时内穿中式服装，外穿西装，这是他的内心矛盾，也是他的下台鞠躬。

陆先生也应该是在此时，才终于放下上海和放过自己的吧？

在程耳的同名小说中这样写到：“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没有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了香港，死前在没有值得记述的事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留在上海的小六，等待她的是什么？新生吗？在那样一个即将到来的，黄老板也免不了要扫大街和倒马桶的新时代？

和陆先生及小六形成对称关系的，是“妹夫”渡部。这是电影中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在中国电影中，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被拍得这样好，这样淋漓尽致。

渡部是战争时代的畸形产物，他潜伏起来对抗中国，甚至不惜伤害妻子的性命，虽然他对妻子和两个儿子有亲情。（片尾在他明知签了引渡书就会死，为了保住儿子他还是签了。）他虽然把小六当作性奴囚禁了若干年，却并没有在最终夺取她的性命。这也最终成了他的罪恶的最重要人证。

这些设计说明导演并没有把他推入极端人格，而是让他作为一个人更加可信，也更加可怕。

电影中所有重大的故事都和他有关。他的人性完全是靠剪接的错落呈现的。


一日，他躺在床上，神似凝重，陆小姐走到床边，他先是作出求欢的举动，后又紧紧抱住。直到后来电影补叙出是渡部做出杀掉陆先生的决定，我们才知道这是渡部的内心挣扎和不舍。

后来在如圣颂般《Where are youfather？》（《你在何处，我父》）的童声歌吟中，我们看到陆小姐死后俯趴着，看到她未闭上的眼睛，慢慢洇开的血。不说话的镜头此时告诉了我们：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丈夫有那样的一抱！在她临死前一秒。

这让我在回想时产生了更大的震动。而且它比顺序讲述要好。在谜底揭开的一刻，它使人惊，也使人更深刻地触摸到了人性。“原来他是一个坏人！”，观众看到中间之后才恍然大悟。这使我们对他的认知，简直如刀錾斧刻般强烈。

说到剪接，程耳的风格是果断，凌厉，美学追求强烈，却并不和内容产生冲突，使人有形式大于内容之感。而且，他的剪接手法，回旋式的讲述方式，无微不至地体现了他感兴趣的是环境中的人。

比如电影的开篇，渡部走进镜头，背立站在中间。在和雅、低调的屏风前，黑色和暖黄色的构图中，他更衣准备入浴。他有条不紊脱去上衣，裸出后背，然后去解日式的腰带……电影随即在此处掐断。

此后的场景是，一辆车在夜间远处的草丛中行进，画面雅致美丽，车上坐着将被送离上海的女人。她妆容精致，百无聊赖，同时前途茫茫。可能她在想着一个辽远的，还算不错的未来。她有着“有望近乎无望”的一种心情。然后，电影再次掐断了，开始讲茶楼里的故事。

这和程耳的上部电影《边境风云》的开头手法几乎一样。这两个并置的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开篇。这样的设置所构成的张力，也使整个电影虽然散，却极为抓人。他是用非线性的叙事，同时达到了意味深长。看完整部电影才知道，原来那短短的几分钟，是两个人——“妹夫”渡部和小六——人生中几乎最重要的时刻。

“妹夫”渡部解掉腰带后，去泡澡时，他做出了杀掉陆先生并殃及妻子生命的决定。小六在车里不久就被渡部强奸，走上一个令她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囚禁之路。

渡部既是人前的绅士，又是背后的浪人。他有着高级的智慧，优雅的外表，可是他的心像海一样深，隐藏着龌龊的东西。

在最著名的关于日本的社会学著作《菊与刀》中，曾这样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他们非常关心别人对他们的行动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在他送小六前往苏州的路途中，当往前线的士兵的卡车刺激到他。他仿佛忽然醒悟这是一个乱世，因此打量这在车灯照耀下无比精致的女人。他原始的野性被唤醒，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中，他终于决定一露峥嵘。

全片浅野忠信的表演就像最灵活的算盘珠，在一根人性的横杆上滑来滑去。他在茶室时儒雅，在日本餐厅喂猫时严冷、在搂抱妻子时温情、在囚禁小六时野蛮、在战俘营再见杜先生时刁滑无赖，他的表演都可以通行无阻，顺滑无碍，充分展现了表演的实力。

电影还顺带次第结束了一些无法继续的姻缘或情感：“妹夫”渡部和陆小姐、吴小姐和她的丈夫、陆先生和老五、陆先生和小六、童子鸡和老家的相好。这每一段情缘，电影的表达都不同，有的是正面叙述，有的是顺笔带出，有的草蛇灰线，有的故作掩映，可均精彩无比。

如果时代的罗曼蒂克是一个怀旧的幻想，那么这些实实在在的感情离散，就真的构成了一部罗曼蒂克消亡的历史。

电影非常动人的地方还有它展示出的人生和命运的一些真相。导演拍了很多喝茶、吃饭、吃点心、打麻将的场景，这些看似日常的行为，在某些家庭中，既是交际又如战场。一些重大的决定，往往是这时候作出的。一个人真正的面相，往往是这时候显露的。小六在地下室里腰杆笔直地吃饭，意味着她已经接受自己是一具行尸走肉。渡部的一碗白粥和黄先生的一碗白粥，看起来相似，滋味却大不相同。周先生和陆先生喝茶时，陆先生没有拿茶托，而周先生拿了茶托，从此也许可以看出两个人的背景和当时的气氛。

这部电影中很少有面具化或纸片化的人物，每一个出场人物，几乎都做到了有血有肉。通过高超的剪接，我们经常看到聚光灯打到了主线人物之外。这样的剪接，除了让它重新获得了节奏，使人物产生了奇妙的回响，也多了很多艺术上的喘息空间。王妈的形象就得益于这样的空间。

王妈是杜先生的管家，全家人对她的依赖就像对陆先生，有没有她，一碗粥的味道都会有差别。可是，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温顺的老妈子。


她在做一个称职的，值得依赖的陆府管家的同时，还会帮戴老板去吴小姐那里去做说客。她不会觉得自己道德上有什么问题。她有个性，老板让他陪打麻将也会拒绝，就像《金瓶梅》里的春梅，她有一种骨子里的高贵。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被陆先生收过房。她也有眼光，可以发掘车夫是个人才，并在杜先生面前保举。

在她临死前的一分钟，她有一个恍惚，这一分钟非常动人。这也可以认为是她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敏感预知，只是那时她说不清。几秒钟后，她中了枪，镜头逆光拍摄，她两手张着，动作忽然由跑变成走，她慢慢走向椅子，坐下来，把象征着管家权利的钥匙取下——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

王妈的去世令陆先生和黄先生愤怒，不仅仅是因为战火烧进了杜先生的家里，而因为王妈其实在精神上与他们一脉相承。陆先生他们掌管着上海的民间，王妈则掌管着杜先生的家。她是小一点的，女版的陆先生。她在交锋中殒命，交出钥匙，就像陆先生最后交出上海，脱下礼帽。他们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也至死都保持了尊严和体范。她无疑是陆先生命运的前站。

这类共享一个精神的情况还有很多：被童子鸡打死的周先生，其实就是童子鸡的未来。他们在精神上也一脉相承，“没有人类正常的情感”；王妈手里拿着钥匙谢幕，童子鸡手里却拿着钥匙开始，这是阶级的更迭，历史的换手。

而四马路的妓女和老五，都是弱女子却为救赎者。她们本不应该承担“给男人一个安稳”的使命，却一个给了童子鸡食、色、未来，一个给了陆先生心和性命，这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人间曲折……

小五接了陆先生从香港打来的电话，她生前最后一句要说给陆先生的话， “侬好伐？” 陆先生没有听到。她自己握着话筒站了良久，又把它轻轻放下。她退回到床边，捱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我爱这个镜头，她什么都没有做。可是，她决定为他舍命！

这样一个人物，她在上海已经很吃得开，完全可以不再靠陆先生。她当然可以不死。为车夫放下枪她就可以离开。她的留下，是对她的正写，也是对陆先生的侧写。她是妓女出身而能为巾帼，在电光火石间，她为一个爱的人牺牲掉自己。只有陆先生这样一个的男人，才可以让一个老五这样的女人甘心为他牺牲，且不求回报。

陆先生应该是通过此事才认识小五的。电影中，他一直没有怎么认同她，没有让她搬进陆宅。连和梅先生吃饭，也没有带她。然而她为了他却牺牲了。“零落成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故事留下他无法挽回的一些遗憾。然而导演很聪明地并不多讲。

小五和王妈一样，在她的死亡到来之前，也收到了不吉的信息。电影给出了细节：她在开关手提包的时候，不小心指甲掰断了。小说中这样写小五：“只有老五迅速打光了子弹，但几乎没有命中任何人，无论张还是他的保镖——或许她太在意断掉的那一处指甲，分了心。”——也许她在想着这是不祥之兆，可是她并没有退缩。

王妈和小五的离开令人惊心。她们虽然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性格，却皆显然属于不愿轻易屈服的人。她们此时、此事不死，后面总也会死。两次枪响，打断了她们故事的尾巴，让她们随着旧上海一起香消玉殒。

我之前读佛经，佛经中言道，佛陀有八十种好，第六十六种乃是：“光照身而行”。

王妈和小五们，是陆先生身边的光。陆先生的末路，就是他的光圈逐渐地这样消失，终于回归为凡人。

在电影的主线之外，是有这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两个人，有这样回肠荡气的逸笔，不仅让陆先生的形象更加饱满，也让整部电影显得从容而有回味。两位演员演得非常妥帖，令人心痛。这样的对演员的再塑造，也显示出导演的本领，配角的扮演者赵宝刚、王传君、霍思燕也都令人惊艳。

不过电影真正的旁枝，是吴小姐的故事和童子鸡的故事。

吴小姐的戏起于小六被强奸的场景之前。车子在夜色里后退，熄火，当渡部打死了赵先生和司机，扯下了小六的樱花耳环，随后这场戏就被搁下了，随后出现了吴小姐在休息室里为老公说戏。电影中有很多这类一张一弛，紧张松弛收放自如的对照。可以看出导演对节奏掌控之妙。另一个特别突出的时候是一边拍剑拔弩张的室内，一边对比拍摄室外的马仔在比脚的大小，这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童子鸡的故事分成了两个章节。第一部分中，初出茅庐却凶狠的他，用铁锨拍死了赵宝刚饰演的周先生。后来，他躲过了一死，又掉进了四马路的温柔乡。“一直想弄”，这几乎可以成为他生命的注脚。他的生命主要是原始的力，残忍，矇昧，嗜血，嗜性，如果导演继续拍下去，这一个角色在小说中后来成为了某一派的底层代表，在解放后，他眼看着救了自己的妓女被车拉走，能够轻易就救人一命，却并未援手。

这两部分丰富了整个电影的脉络。一个是大红大紫的女明星，一个是微不足道的马仔，他们几乎是属于民间阶层的两端。他们均不是权贵，也一样载沉载浮。后者的凶残更匹配这个乱世。

胡兰成说“民间起兵”，这样的民间便是无数童子鸡组成的一种杀气，或谓之“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的志气有时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幽影之城被自由笼罩，如同双翼被束缚的飞鸟，昔言似烟缕雾绡，在你安躺的地方，至今萦绕。带我回上海，回到我的心之所向……”梅林茂的《Take me to Shanghai》，唱的不仅是小六的心声。

在乱世面前，吴小姐想过小日子而不可得。美貌也是她的罪过，可最大的罪过是爱错人。她结束了的罗曼蒂克。显然是一场爱的误会，可随即她又陷入另一场新的爱的误会中。人间有多少的事情都是这样阴错阳差，事与愿违。前一个男人根本不爱她，后一个男人她从没有爱过。她只是屈身。


袁泉在电影中演出了一个和小六完全不同的演员，有坚守，有爱，有理想，可是最终还是妥协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茫茫乱世，柔弱的女子和她的爱情是不能同时安放的，于是她只能选择先安放自己。

吴小姐和王妈坐在桌子的两边，一纸袋点心放在正中，美丽的对称镜头如斯坦利·库布里克或韦斯·安德森的经典之作，这是一场非常重头的戏码，吴小姐和王妈的情绪都在微妙中变化，肢体，脸色，语言，没有大幅度的表达，却看得到内心的起伏。

这场戏可以和吴小姐与丈夫的那一场对照来看，小津安二郎般的正反打摄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一样的面部特写，令观众也仿佛坐在桌边。那些虚伪的话，不止令吴小姐心惊、心凉，即使连我们这些旁观者甚至也要和她一样红了眼角。当她后来打开钻戒盒，那些巨大的光芒，不是璀璨，而是直刺入心。它们将她逼如角落，已经足以致命。


电影中几次俯拍慢镜头，像是上帝的视角，也有必要拿出来说一下。因为它似乎是一个旁观的冷眼，看到了这乱世里的一些人物的颓丧、死亡，以及城市的破败。这产生了同样动人的力量。

关于人物的有三次，一次是周先生走向为他挖好的坟墓，后面跟着两个打手。这一次的镜像相当大气，我们俯瞰到风吹乱他的头发，他的手背在脑后如同祈祷，慢镜头中他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个人物的死，原不该费此笔墨，可不费笔墨，便昭示不出童子鸡的凶残。

一次是陆先生躲过日本餐厅的枪战回到陆宅。在唱诗一样的类宗教音乐童声中，镜头俯瞰出横七竖八的尸体。此时我们看不到陆先生的脸，只看到他的长衫下摆和他的脚，他的后面跟着车夫，他不是惊慌失措，他缓缓走过，赴战场如赴盛宴。直到后来他在长镜头中搂住两个外甥，我们才得以看到他内心的波澜。

最后一次应该是陆先生离开上海前，陆宅家具都已盖上白布。镜头俯视他穿堂过厅，从内而出。导演的手法仍然是内敛，可是我们当然感受得到陆先生的心情。此时不拍陆先生的脸，倒比拍还更使人震动。

关于上海城市景观的俯拍有两次，前一镜上海屋舍俨然，后一镜满目焦土。“城之不存，何以家为？”这是电影唯二的两次拍出作为背景的大上海，其余的时候，上海是活在每个角色身上的。它清楚地表明了导演叙事的关注点和高明的取舍。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英文名“TheWasted Times”，意为“被浪费的时光”。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被浪费的”。不止是罗曼蒂克的，理性的、清冷的、暴虐的时代，也都已经“被浪费”。

“浪费”是人类前进永恒的代谢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代唯一值得羡慕的一点，它们总比我们活得久——至少在艺术里。

有两个电影的镜头，它本身并不推动整体的叙事，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作为文章的结尾。

一个是在北方客写下绑架地点之前，那个茶馆的茶倌倒了一杯茶递给打手。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柜台清洁得锃明瓦亮，靠近观众的这边，侧柜上摆了四个白瓷茶叶罐，五把白瓷壶。它们的等距离，以及五把壶的壶口一致所对的位置，像是精心测量、调试过。简直不像是真的——因为太新鲜，太克制。

和那些对称构图一样，这显示出它是一部考究的作品。这也几乎是电影中第一个让我觉得即使静物也在发光的时刻。

一个是渡部喂猫的桥段。机位在廊下，那样一个仰角的，温馨的场景，拍得何其之冷！这个镜头之前，接的王妈站在麻将桌边说“我剥了伊皮”，后来就是他用刀剔去鱼皮。镜头特写了一块白色近乎透明的肉，一点桃红在上面抖。

导演用影像的衔接来带给我心下的森然，观之背后简直也要耸动起来。

据说程耳最喜欢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前两天我无意中看到他的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内容是：“在那做梦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我联想起这种感觉。是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人都活了，他们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行走，而我为了看清他们，不由地挺直了腰板。

渡部是久居上海的日本人，他说自己是上海人，“我麻将打得比你们都好”，“现在来的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 他娶了黑帮头子陆先生的妹妹。

王老板也是黑帮头子，陆先生叫他大哥。王老板晚年离婚，娶了个交际花。交际花到处传绯闻，给王老板戴绿帽子，和陆先生也有点暧昧。

陆先生舍不得杀她，去请示王老板。王老板正喝粥，半天，抬起头说：不杀了。

陆先生派妹夫渡部把交际花和她情人送出上海，到苏州转火车北上。路上，渡部枪杀了司机和交际花的情人，强奸了交际花，带回上海，藏在自己的日本料理店当性奴。

安顿妥当，渡部回到家，和妻子一起吃早餐。渡部在家，是模范丈夫，在外面，是地道老上海。唯独回到日本料理店，洗了澡，换上和服，开始变成彻彻底底的日本人，坐榻榻米，吃生鱼片，对猫讲日语。

他是日军侵华前很久就派来的卧底。

渡部的一生，十分割裂。他对陆先生说，你要小心日本人。对日本人说，杀了陆。为了掩饰身份，当着陆先生的面，他朝另一个日本人开枪。事后，他吩咐，在上海和日本发出自己死亡的讣告，他要换个名字，投身太平洋战争。

日本战败后，在吕宋岛的美军战俘营，陆先生花了两块金条买出渡部，要亲手杀了他。渡部面对陆先生，讲的是日语。他藏了一辈子，死到临头，不愿再讲上海话。

一个人秘密越多，活得越压抑，越分裂。别人都称赞他房间精美，他知道，衣柜里藏着一具死尸。

和渡部相反的是王老板。王老板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甚至，连陆先生跟自己老婆有点暧昧他也知道。但他不提，给陆先生留面子。

他看得出陆先生不舍得杀交际花，他说，不杀了。陆先生说，要杀吧？他说，我说不杀的。

又说：就是面子的问题。

王老板厉害。自己的丑事，他不藏。他说的是实话，话说开，就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他命陆先生把交际花拍过的电影收回来，电影公司亏的钱自己补上。把那对男女送出上海，对外说他们死了。

“这样，面子不就一点点回来了吗？”

末了，又补充：“给她拿点钱，让她也好生活。”

杀人，解决不了问题。王老板活得不像渡部那么压抑，因为他肯把话讲开，不害人。

渡部送交际花离开上海到苏州，路上强奸了她。这事不是必然的，是偶然的。

夜里，孤伶伶一辆小轿车走在路上，前面突然出现一队日本军车，车上载着扛枪士兵，车灯照过来，打到小车里四个人的脸上。小车只好后退，退了很远，退到马路尽头，又退进草丛，让军车通过。

军车通过后，小车重新上路。渡部说，停下来。又让司机退回去，退到草丛，把其他人杀了，强奸了交际花。

这一段避让军车，是神来之笔。

它有力地解释了强奸为何发生。强奸的发生不全因为贪色，更因为羞辱。

军车的大灯照在渡部脸上，他睁不开眼。他是卑微的，在下的。在马路牙子外的草丛里，低头避让扛枪大兵，让他感到羞辱。他身边是姿色绝好的女人，是大哥的老婆，女人的耳坠在夜里熠熠发光。

贪的力量很柔弱。但嗔的力量很猛利。爱一样事物，一个人，想占有她，冲动不会太强。但愤怒起来，想占有她，力量就很强了。

贪是柔弱而绵长的，它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会给人很大的动力。嗔是猛利而短暂的，它很快会消退，但在生起的短暂间隙，会给人很大的动力。

很多人干坏事，看起来是因为贪。其实真正触发的是嗔。一个官员，看起来是为了钱贪污，实际上，最初的贪污，常常因为受了刺激。比如，看见别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感到艳羡和嫉恨。看见别人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自己卑躬屈膝，低声下气，感到屈辱和愤恨。

嫉妒、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造成的坏事比贪婪造成的坏事多得多。因为贪婪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是有愧的，是过意不去的。因为嫉妒、愤怒、报复的时候，你会觉得理直气壮。

这就是王老板令人佩服的地方。

他安排好，对陆先生说：“把她送出上海，以后这事谁都不许提，谁提，我骂谁。”

“骂”字说得好。如果不是老大，是小混混，大概要说，“谁提，我杀谁！”

杀，就器量小了。杀不解决问题。说骂，意思是，你说，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你有脸说吗？——这话也是说给陆先生听的。你不舍得杀，我说，是我不让杀的。也给你留着面子呢。——换哪个人，他能处理得更好吗？自己不行，讲别人的丑事，算怎么回事呢？

王老板的日子，比渡部好。他不用藏着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人之所以活得压抑，就是因为藏了太多东西，见不得人。

既然见不得人，跟人开口讲话，讲来讲去，都不能触及心里真正的痛点。一切交流，都是虚与委蛇，都令人疲惫倦怠。

把秘密讲出来，坏事发露出来，生活就轻松了。所以，佛教讲忏悔。想活得自在，业障清净，唯一的办法是忏悔。

忏悔不是跑到庙里拜菩萨，往功德箱里塞钱。忏悔是说出来。做了对不起谁的事，跑到谁面前，说对不起，我错了，哪里对不起你。

这比给菩萨磕头难。给佛菩萨磕头，好意思，说对不起，难为情。佛说，你干坏事的时候没有难为情，叫你忏悔，怎么倒还难为情了呢？

坏事不说，不肯让人知道，就会一犯再犯。说出来，再犯就不好意思了。一直覆藏，慢慢就断善根了。吸毒久的人，撒起谎毫不脸红，就没救了。

不发露，罪业就永远不清净。像腐烂的东西藏在柜子里，只会越来越臭。打开清洗了，味道慢慢就消除了。忏悔过了，别人就不能再提了。谁再提陈年旧账，谁就是坏人，因为别人已经忏悔清净了。

王老板说，谁提，我骂谁。他不用骂的。事情做到这个地步，谁提，就是谁不懂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