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文/陈令孤

这部纪录片不是介绍胡金铨导演的生平，而是讲述他的几部代表作品背后的故事，他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方法。

以石隽重回故地为主线，再加上对徐枫、郑佩佩、徐克、吴宇森、洪金宝等人的采访，比较系统地展现了胡金铨的电影观。

今天已经没人能拍出胡金铨那样的作品了，因为没有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素养和气质。但一些创作原则，还是值得学习。

要点摘录如下：

胡金铨不懂功夫，但懂得视觉，知道如何把动作拍的好看，又逼真。他重建了一种武侠片的感觉。

以编舞的方式拍动作，重姿势，重节奏，拍出了侠的潇洒，动作的逼真性，但并非功夫实战。

人物走路压着脚步，然后一拥而上，短兵相接后，立刻分开，再交手，再分开……形成节奏和气氛。

动作紧跟音乐（京剧鼓点），有起有停，有韵律感。吴宇森学到了这一点，用到了《英雄本色》。

精细的分镜加多镜头剪辑，让画面变得丰富好看。这是胡金铨从美国西部片和日本武士片中学到的手段。

片中有大量的人物行走镜头，人在景中，景随人动，非常好看。

《龙门客栈》创造香港开埠以来所有中西片的票房纪录，开创武侠片黄金十年。在台湾也是创造了历史纪录。

他重视每个人物的造型，包括服装、帽子、兵器、道具等，从中国画中汲取营养，极为考究。服装的颜色，也讲求和环境搭配。

依据故宫博物院的《玄奘取经图》，设计了《山中传奇》里石隽的背篓。

客栈、寺庙等狭窄空间中的调度，背景随镜头移动，不断进入中心，形成丰富的视觉效果。李安的《卧虎藏龙》即学这一点。

胡金铨喜欢出外景，找原始的、天然的地方。他喜欢拍河床上的大石，影片中有大量的山石、巨石场景，画面干净，且厚重有力。

勘景时，别人用相机拍下来，他用速写画下来，像分镜头一样，心中对戏已经有了构思。

搭建场景注重质感，一根柱子，一片植物，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事无巨细”。

一旦搭好了景，从早晨到正午到黄昏，每一个时间都会拍到，每一处角落都进入片中，不浪费一分钱。比如《侠女》中的将军府。

利用自然光、阳光、月光、珠光，创造光影美学。不同光源交替时，形成画面层次。

自己给演员设计造型，逛街时看到哪顶帽子有特点，立刻就买下来，回来改一下，用到人物身上。

《侠女》中徐枫在竹林中从天而降的戏，是在日月潭拍的，她跳到水里，但拍摄用的宝刀，沉到了潭底。

胡金铨不喜欢用威压，片中大量人物跳起的镜头，是用弹簧床来拍的，不高不低，节奏刚好。

他从农民烧垃圾的烟雾中得到灵感，拍摄时喜欢大量用烟，作用是构成中国画的留白美学。开拍时，先喊放烟，再喊action。

重视演员的眼神戏，眼神要定格，眼神的移动，也是视角的转换。

最爱用的男演员石隽，长得并不帅，甚至有些丑相，但胡金铨觉得他身上有书生气质，这是现代人没有的，坚持用下来。

古代知识分子喜欢寄情山水，而胡金铨的电影就是追求这种境界，把这种文化形态拍出来了。

《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是套拍，去韩国取的景，胡金铨想传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概念，但没有《侠女》出名。

他不只是一个导演，他是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

2023年3月29日，推荐观赏。

了解了胡导演，再去看他的几部电影，会很感慨。

看过了他的几部电影，再看这纪录片，更加感慨。

不愧是文人侠士武侠梦，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浸润，不可能有胡金铨导演在展现中国文化神韵中的眼界、审美、意境。

现在的这种学院派导演体质不是说不好，而是电影学院只是授之以渔，但是这个人没有受到大风大浪洗礼，没有经历各种海湖风波，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渔人，顶多是个鱼匠而已。

2114人在豆瓣标记看过，1848人评分。

《师父》的导演徐浩峰曾在其影评集《刀与星辰》中说到：

“大众娱乐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宣传替代理论。有宣传语是‘每一个导演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最终要以一部武侠片来检验’。”

的确如此，当中国电影历经百年沧桑，我们回望历史，并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上，审视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进程时，

武侠电影应该是如今华语电影中最具有全球市场价值的类型电影。

武侠电影，通俗一点说，是既有“武”又有“侠”的电影。

具体讲，武侠电影是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并且以塑造体现中国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为主的类型电影。

如果我们试图在当下的武侠片中寻找一丝共性，那么我们始终离不开他——

大侠胡金铨导演: 林靖杰主演: 胡金铨/ 徐枫/ 石隽/ 吴宇森/ 徐克类型: 纪录片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语言: 汉语普通话上映日期: 2022-10-21(中国台湾) / 2022-01-23(台湾电影视听学院)片长: 220分钟又名: The King of Wuxia

这是胡金铨去世26年后关于他的第一部官方纪录片，堪称“绝版”。

截至目前，豆瓣评分8.8，飙升本周新片口碑榜第一名。

胡金铨出生于清末的官绅之家，父亲是留学日本的新派知识分子，母亲是国画家。

处在巨变的时代和社会的上层，使他有可能从小接受纵贯古今、融通中西的启蒙教育，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的广泛影响，

并在他走向电影之路并最终成为武侠电影一代宗师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由于内战局势，以及胡金铨家中背景的敏感，他的父母便想方设法把胡金铨送到了香港来。

刚来到香港的胡金铨不会说广东话，一个人蜷缩在公寓，甚至还被人骗过钱。

后来他来到印刷厂做校对，本以为是份美差，不曾想校对的竟是电话簿。

靠微薄的薪资维持生计的胡金铨，不久后便被辞退了。

胡金铨经人介绍下，与同来自内地的几人结成了兄弟，

胡金铨年纪最小，排行老七。

1951年，下岗后的胡金铨经二哥蒋光超介绍，在龙马电影公司获得了一份差事，为电影拍摄绘制布景。

胡金铨懂得绘画却不懂电影，几经磨炼后，第一次“触电”还是以被辞退而告终。

后来又由李翰祥介绍，他还去做了演员。

当时李翰祥和严俊都还在永华公司，用兄弟班名义拍片，片名叫《吃耳光的人》。

当时缺一位演十二、三岁的不良少年的演员，是片中林黛的弟弟，童星不适合，少年演员不好找。

李翰祥想到好友胡金栓，个子矮小，虽已岁，但可以冒充。

虽然胡金铨曾研读过类似“演员修养”之类的书，但没有舞台剧的经验，也没有实际拍过电影，刚开始有些担心，经李翰祥一再鼓励，终于鼓起勇气去试镜，

严俊导演还亲自示范了一次演出。果然，胡金铨第一次演戏就很自然，也看不出他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

随后，他便以“金铨”为艺名，参加了《金凤》、《有口难言》等多部电影的演出。

1951年到1966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胡金铨凭借其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竭尽其所有的能力刻苦、勤奋地研习电影艺术。

直到1966年《大醉侠》的面世，这是胡金铨沉淀了十余年的结果，也是中国新武侠片一个起点，从此武侠片才跳出传统的慢节奏和缺乏魄力的老套。

武侠片以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第一次商业浪潮为滥觞，但其中《火烧红莲寺》、《王氏四侠》等大都是些吸引观众目光的奇观展示，并不具备所谓“侠”义。

而《大醉侠》凭借着快动作快节奏的摄影剪接、紧密编织，借着武打冲刺，展现动态的优美、民间传奇的谐趣，

表现出“一种融合中国武术、日本宫本武藏电影、中国京剧美学与精准电影的摄影与剪接的崭新影像”，为武侠风格开辟了新纪元。

《大醉侠》能够一鸣惊人，获得后来世人极高的赞誉，甚至成为中国新武侠电影创作的一个起点，

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讲过的故事，而在于导演本人对这个武侠故事所作的新的叙述手法和该片所表现出来的新形式。

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之中故意用写意的拍摄方法进行渲染，使得影片中的环境氛围变成一种亦实亦虚的假定情境。

胡金铨曾经说过，“电影里的影像重于一切，如果花时间解说剧情，会忽略了风格的表现”。

因此他关注的是影片的风格，而不是故事的情节。这样的创作思想，决定了他影片中故事情节简单明了的构思原则。

胡金铨自己在讨论到《大醉侠》之时，争辩说影片“气氛的控制是恰到好处”的，“如果大家看起来都说恰到好处，那是技巧上的成功”。

胡金铨把武侠片至关重要的场面气氛控制看作是一种技巧，强调它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他的经验之谈。

在《大醉侠》的基础之上，上映于1967年的《龙门客栈》中，胡金铨将实景拍摄融入其中，一些场景犹如山水画般美妙，上映后打破多个国家的票房纪录。

至此，胡金铨武侠电影的美学系统已经成熟。

胡金铨的一生充满着对武侠电影的无限追求之情，其在对电影艺术的追寻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的精神，终于使其在以后的电影生涯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做演员到当编剧，从做副导演到最终亲自执导武侠电影作品，

这期间虽然充满了无数次的挫折与困难，但胡金铨却坚持了下来，而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向世人证明了他对电影的热爱与在武侠电影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成就。

“武侠鼻祖”用这样的称号去赞扬他，胡金铨当之无愧。

武侠电影，“武”字当头。

胡金铨武侠电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其独特的动作设计理念，创造了武侠电影前所未有的动作影像风格。

从《大醉侠》开始，胡金铨创造了“动作导演”的创作机制，突破了旧式武侠电影堆砌特技的陈词滥调，使武侠电影的动作设计开始考量现实性和审美性而步入专业化。

徐浩峰曾指出，香港的武侠片有两条路线，都是由60年代新派武侠时期涌现的大师所创。

一是，张彻所践行的“武术指导制”，即张彻作为导演只执导文戏，而武打动作则交给专业的武术指导来编排。

他的老搭档是刘家良，后来刘家良自己也做了导演。

但是武打戏是武侠片中的灵魂之所在，若是将其假手于人，影片中便少了几分导演独特的作者性。

另一条则是胡金铨的动作导演制，他的武术指导只是提供武术建议和学问，而武打设计和实拍，皆由导演完成。因而他的武打片至今观来，仍具个人特色。

对动作的理解，即是一种世界观，他人替代不得。

“胡金铨的武打片每一部都有不同，《龙门客栈》借鉴日本剑戟片的写实凌厉，《侠女》借用了唐传奇、明清神怪小说里的半神半武，《空山灵雨》是一种简洁的“不招不架就是一下”的方式。这些动作设计与每部影片的情节意境相匹配，有着整体上的完善。”

《侠女》中的打斗戏颇为精湛，徐枫所饰演的忠烈之后杨慧贞在竹林中的决斗，堪称胡氏使用空间及剪辑的经典。

女主角动作干净利落，眼光锐利，持剑划破天空、衣服切裂开来等音效充盈影片，

胡金铨以敏捷、连贯性的22个短镜头剪接组合，产生超脱的、目眩的、震慑的、美妙的效果。

胡金铨一格一格的精确设计，是用肉眼就着光源审视、一格一格精密衔接起来的，凌厉快速，一气呵成，造成慑人的气氛。

他的这种技巧有的人称之为“功夫蒙太奇”，在短镜头剪接中融合了他的侠道和禅念，技术和内涵合一。

除了对于武侠电影中“侠义”的独到理解，胡金铨同样还是一名精雕细琢的“考据达人”。

面对历史，他非常的严谨，一改旧式武侠虚化历史背景的积习，言必有据，旁征博引。

《龙门客栈》中的驻军营帐和帐外串挂的蒜头、辣椒、干菜；

《侠女》中镇南将军府的廊、台、楼、阁之风貌和特色；

《忠烈图》的朝廷典章文物，都出自认真严谨的史料考据。

他以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使命感，使作品兼具史料价值与风流文采，将自己崇高的文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寄托在影片创作中，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以及高旷的意境。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胡金铨以他特有的艺术想象开创了中国武侠电影令人赞叹的历史篇章。

胡金铨在武侠电影的世界中纵横驰骋数十年，在刀枪剑戟的拼杀中、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上，用影像书写着他的壮志豪情。

胡金铨武侠片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个被反复热议的话题。

胡金铨总是能从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艺术那里找到可供借鉴和利用的资源，总是能够把它们结合到武侠片的主题、情节和场面之中。

胡金铨将自己血液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化为武侠电影中一个个叱咤江湖的英魂，并且将中华民族的魂魄熔铸于武侠故事的历史风云之中。

胡金铨的一生所拍摄的武侠片，数量是很有限的，仅仅数十部，但其在武侠电影中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且胡金铨的每部武侠电影都堪称是经典之作，

其中的很多作品，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被翻拍，其影片的许多经典镜头也被许多大牌导演借鉴过。

以暴力美学著称的吴宇森便在访谈中公开表示自己深受胡金铨影响。

李安承袭了胡金铨的 “文人武侠 ” 精神，其《卧虎藏龙》也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前辈电影人的风格。

胡金铨《侠女》的月下抚琴，优美与哀伤并存，竹林大战一举成为武侠电影的经典；

李安的《卧虎藏龙 》尽显武侠电影的文人气质，于侠骨正义中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妙。

胡金铨留给世人的很多，但自己得到的却很少。

在 1975 年，《侠女》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综合技术大奖，为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开创了成功的范例。

一同出席的女主演徐枫看到只有金棕榈是奖杯，其他奖都是一张纸的时候，她暗下决心要为中国，为华语电影拿下这座奖杯。

而93年的她确实做到了。

但是正如台湾学者焦雄屏所讲：“他早于他的时代，这就成了他的罪行。”

80年代，胡金铨因为他那份远超于时代的艺术精神，以及精雕细琢的匠人之气，一时间，站在了资本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崛起也加剧了他在时代中的彷徨。

对自己电影有绝对领导权的胡金铨，也不得已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别人大刀阔斧的修改。

曾经的一代侠客，半生潦倒，为了新片《华工血泪史》四处筹资。

但是，或许是命运使然，终于筹得资金的他，没能从心脏病手术的手术台上走下来。

胡导演走后，人们对《华工血泪史》有着无尽的想象与叹惋，对胡导演也尽是怀念与感激。

这好像是武侠片中，惩奸除恶后依旧一个人潇洒离去，留下一个背影和一段永恒的传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本文作者：浅浅

胡金铨导演，我之前了解的并不多，他的作品不要说看，我连听都没有听过。只有一部《龙门客栈》，我也只不过是借着徐克《新龙门客栈》，略有耳闻。

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情点开这部电影的：我来看看胡金铨是谁？还自称大侠，我心里的大侠只有令狐冲，真实世界里的大侠我只认黄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正式宣布，我心中真实世界里的大侠，正式增加一人：胡金铨。

胡大侠的人生波澜壮阔，几番起落，而大侠之所以能称之为大侠，在于无论他是起是落，总能有一股子侠气和风骨，这种精神不因贫富而改，不随起落而变。能够佐证他这一份不变的侠气，例子千千万万，我只想从她的爱情生活来聊聊，大侠的爱情。

我心中的大侠，令狐冲，虽然一路上莺莺燕燕不断，但是他的一生只爱过两个人：小师妹和任盈盈。所谓的风流多情才可谓侠，不过是一群宵小之辈的包装而已。能够称得上大侠，一定是专一的人。他的理想很专一，他的为人很专一，他的爱情也是很专一。唯有专一二字，武功才能精进，德行才能服众，方称得上大侠。

胡导演的爱情，也称得上的是专一，一生只爱两个人。妻子钟玲和晚年知己小榆。胡大侠对两个人的爱情，都可以称得上的是专一。至少在纪录片中，他对两个人的爱都是纯粹的，唯一的，身处爱情之中，他是心无旁骛的。

胡大侠，不仅爱的专一，他也爱的真挚。他的两段爱情，全部都是一见钟情，说爱就爱。他和钟玲，不过是一面之缘，就深陷其中，要与其完婚。他和小榆，也不过是茶馆里一面之缘，就将其视作知己。对于我们这些平凡人来说，一见钟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就是精虫上脑，有多少人，尤其是一个成年人，可以做到一见钟情，二见结婚？说到结婚，谁不都得打打小算盘，这个女生什么工作，什么性格，什么过往，什么家庭，全部通盘考虑一番，方才做出结婚决定。而大侠之所以是大侠，敢爱敢恨，毫无计较，什么过往，什么家庭背景，都不是考虑的因素，只是因为爱她，所以我要和她结婚。这一点，也和令狐冲有的一比，爱一个人，不管她是谁，不管她曾经是谁，不管她未来是谁，就是爱她，就是要娶她。

胡大侠对钟玲的爱情是这样，对于小榆也是如此。他对小榆的爱，也是一见钟情，二见私奔。如果你说他和钟玲的爱情，是人生得意之时的游戏人生。那么他和小榆呢？此时的胡大侠称得上是落魄失意，尽管早已不是前呼后拥的胡大导演，但他身上的侠气依然，对待爱情的态度一如既往。我想，他只是担心两人的婚姻会毁了小榆，所以用助理之名，行知己之实，将其留在身边。

大侠对于我们平凡人来说，只能仰望，尤其是他们在武功（个人成就）上的造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但是他对爱情的态度，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一见钟情，二见结婚，你学不来，那么至少，身处爱情之中的时候，一心一意的爱着你眼前的人，这个总能做到吧。

每个男人曾经都渴望成为大侠，但是岁月的流逝让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远，但至少，我们还有机会，离我们心中的大侠更近一些：像大侠一样，专心的爱好你身边的人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胡金铨”这个名字逐渐演变成我们对于华语电影文化辉煌历史的最大寄托之一。在他之前，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李小龙风靡世界，其他华语电影人尽管在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上风生水起，但在主流世界影坛一直默默无名，西方影评人对很多华语导演的了解仅限于印在海外华埠电影院门口海报上一连串难以发音的英文名字而已。

1975年，胡金铨登上戛纳的领奖台，凭借《侠女》领取了最佳技术大奖，并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1978年世界五大导演。这让西方电影主流评论界猛然意识到，除了看上去粗制滥造大呼小叫的B级香港拳脚片之外，华语电影界也有这样拍摄技术精湛，剪辑观念前卫，其影像实验性尝试的新鲜程度和内涵不亚于各个西方电影新浪潮流派的导演。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以引领潮流的姿态推向了艺术欣赏的层面，这是胡金铨的功绩，也是从未被影史学者们认真定义的个人成就。

1

在2022年最新推出的纪录片《大侠胡金铨》中，导演吴宇森、徐克、许鞍华，影评人舒琪、焦雄屏、闻天祥，胡金铨曾经的合作者洪金宝、石隽、徐枫、吴明才等人轮番出场，介绍胡金铨的电影拍摄手法，技术手段以及不同于前人的特殊剪辑观念。

这些褒扬都聚焦于胡金铨出色的个人电影技术才能和一丝不苟不能妥协的职业品格，但鲜有人提到胡金铨的创新在电影观念、理论和整体技术手段革新上产生的开创性引领作用。正如四十年前还是《电影手册》撰稿人的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他的文章《胡金铨：流落他乡的巨匠》中形容的：胡金铨的视角“只关注于宏观的未被实质感知的事物，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胆将一系列细节事件构筑成整体……这是一条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以宏观姿态看待电影，将其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

在胡金铨之前，尽管古装戏曲历史电影受到传统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响，已经在形式上呈现出一些和西方电影不同的美学特点；但整体上，华语电影依然处在被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形式、技术与技巧所主导的大框架下。胡金铨在1966年拍出了《大醉侠》，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个性鲜明、节奏清晰、步调紧凑、动作设计耳目一新的新武侠电影，更重要的是电影的核心构架产生了有趣的偏移，它的重心由“讲故事”开始向某种纯粹而表现主体模糊的“姿态展示”转化。

作为京剧迷的胡金铨，深受京剧“表演先于叙事，姿态重于表意”的舞台美学原理影响。在《大醉侠》中，他确立了以京剧舞台套路为基础的动作姿态表现重点，并以惊人的创造力在拍摄过程中革新了大量电影拍摄、剪辑和场景设置技巧，让技术手段不再围绕着单一叙事目的服务，而演变为动作展现的载体。

这是我们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里所看到的崭新影像组合：它吸取了京剧舞台表演节奏而引入“打-停-打”的动作流程设计思路；在“构建剪辑”基础上打破了动作连贯性的画面组合；突破了包含“轴线原则”在内的好莱坞镜头拍摄组接规范，带来了崭新视觉美学体验；在封闭有限的空间内设置大量挑战演员肢体极限的华丽动作；将表现重点从“表意叙事”转为“姿势和姿态渲染”，从而带来影片整体观感抽象氛围化的独特效果（“如果情节简单，风格的展示会更为丰富”）。这些都是华语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拍摄观念和技术手段。

在胡金铨之后的华语商业电影，无论是武侠片、功夫片还是后来的警匪动作片，都受益于他在六十年代下半程的银幕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哪位电影导演，他所采用的导演技巧、动作设计、场景构建和镜头调度原则都可以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找到出处。仅这一点，就足以确立胡金铨在华语电影史上巨匠的地位。

还不仅如此：当阿萨亚斯提到胡金铨“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和“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时，他很可能指的是《侠女》中竹林大战一场，由最短仅有四格的画面组合所创造的瞬间运动视觉体验效果。在其中我们无法辨清身体所处的时空坐标，而仅有对肢体脱离时空界限而产生的姿态性感知。时空坐标尽失的感官体验状态在吉尔·德勒兹的著作《时间-影像》中被称之为“影像的解域化”，这是他最为著名的电影理论概念之一。在《大醉侠》之前十年，西方电影发生了电影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开始摒弃渗透着“美国梦”逻辑的模式化表现手段；在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帕索里尼、戈达尔、李维特和侯麦的影片中，固定的时空呈现体系开始垮塌，银幕上的战后废墟、姿态化特写、整体色调的无因嬗变、声画错位、手持摄影和断裂跳跃的剪切无不在持续颠覆旧有固化叙事逻辑，用失序的空间和时间跳跃颠覆统治西方经典艺术的理性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胡金铨是第一位有意识地跟上世界电影革命潮流的华语导演。更特殊的是，他是从传统中国舞台艺术汲取养分，在京剧表演的姿态性中发现了“时空消退”的魅力。正如美国电影学者戴维·波德维尔总结的：在“少胜于丰”的指导思路下，胡金铨的“惊鸿一瞥”式表现手法呈现出了独属于武侠电影的本体性意识。而戛纳电影节褒奖胡金铨的，并不仅仅是他在物理层面上于《侠女》拍摄过程中运用的那些崭新技巧；而更是透过这些技巧，电影突破了时空界限而回归到初始感官感知的本体性体验。

2

《大侠胡金铨》还给我们展现了胡金铨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他对每一部电影的拍摄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未对商业票房压力妥协退缩。这导致他在《龙门客栈》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耗资巨大，拍摄时间横跨数年之久。而它们也再未取得如《龙门客栈》一般的商业成功。胡金铨因此成为了电影商业体系内不受欢迎的人——没有多少制片人和电影公司愿意和一位不断超支超期却又无法带来商业回报的导演合作。

另一方面，胡金铨对电影的精雕细琢和他个人生活的自由随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几乎没有对生活的具体规划，连婚姻大事都是兴致所致冲动而行——在见过钟玲一面后隔天就打电话求婚；而他去世后账户里仅仅留下了一两千美金。

他一生颠簸流离，足迹遍布香港、台湾和美国，却始终无法在一个地方真正安家，用他自己的话，在哪里都是“过客”。与此同时，他又无限怀恋那个曾经渡过童年的北京：他幼年时家境富裕，住在板厂胡同的大宅院，家里甚至在颐和园和北海都放着私家游船，可以随时去乘坐游玩。后来尽管他孤身一人来到香港，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不得不靠打短工做校对才能维持生活，但童年富足的生活带给了他不能磨灭的影响，使他终生都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而执着坚持自身的原则。

他痴迷京戏、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于绘画、又有激荡满腔的家国情怀。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审视，他几乎和1949年南去香港的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们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寄寓在小岛一隅，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头，但内心却孕育着宏大又超越时空的情怀，一有机会就会用各种方式尽情释放出来。

对于胡金铨来说，释放胸中情怀并以此回应现实的方式，就是用灵光四射的技巧和想象力创造独特的银幕江湖世界，在其中寄托情怀舒展志向。可以说，在他的同辈电影人中，他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气质的一位。与同一时代报业文学圈中的金庸在文化身上份遥相呼应。

不过，也正是这样不拘一格游走天下的任性文人性格，让他不融于那个“实力和实利”当道，用金钱和地位衡量身份的商业社会。他在八十年代初陷入困境，被制片商拒绝而远走他乡，构思的电影拍摄计划不断流产，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衰落和消亡的标志性后果。一个以理性商业原则为基础运作的世界，并不会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个人抱负的“雅士”留下特殊的生存位置。正是这时代和身份的逐渐错位，给胡金铨带来了晚年带着悲剧性的落寞和孤独。

3

在1975年的《忠烈图》之后，胡金铨的电影生涯开始步入下坡。这期间尽管他倾尽全力同时拍摄了《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但是商业反响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也能看出，在不断求变的同时，当他摆脱以动作为主轴构思一部影片时，便开始显现出一些比较致命的缺陷，比如文本表意上的羸弱、单调与浮于表面。

和同时代的其他华语大导相比，胡金铨的作品既没有张彻的猛劲霸气，又缺乏李翰祥的精巧心机，更不具备楚原的灵动飘逸。他的影片带着特独特的胡式戏剧性间离特点：当它和紧凑华丽的动作场面结合一起时，塑造出了良好的抽象氛围感；但当动作的光环在影片中逐渐褪潮，这僵直又充满断裂感的抽离便成了阻挡观众产生共情的“感觉障碍”。这大概是为什么《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在彼时观众中遭受冷遇——文本结构的淡泊和抽离氛围的生硬将观众从共情场中隔绝开来，让影片无法产生商业电影本该具有的娱乐化刺激效应。

胡金铨尝试用宏大的音画组合和与时政背景相勾连的文本指涉填补剧情叙述上的空白，但他的另一个劣势也因此暴露出来：在精湛的电影技巧和技术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犀利道德批判意识和机敏文本表意动机的创作者。与同时代的导演如李翰祥或者楚原那些入世又充满调侃意味的市井风味作品相比，我们能感到胡金铨电影世界曲高和寡的鲜明质感反差。也许是胡金铨本性的“单纯”，让他的作品无法真正做到“入世”而体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由此和现实产生映照勾连。而在八十年代初的银幕上空泛地渲染家国情怀，进行历史隐喻已然显得过分老派，特别是和崭新涌现的一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人相比起来。

现在回看胡金铨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他无疑是一位电影技术与技巧的巨匠，是对电影本体有着灵光四射敏锐体察能力的天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止步于此。旧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视野和自身过于随性单纯的个性限制了他向前迈进的脚步，而无法用电影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的有力表达。当我们观看《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这样在局部细节上充满精致巧思的作品时，既为他技艺的精湛而扼腕，又会面对着架空的壮丽画面和音乐而疑问：它们的表述目的何在？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浸淫既成就了胡金铨的高度，又是他更进一步的无形障碍。这无疑是他电影导演生涯中悖论又遗憾的一页。

(首发于《虹膜》电影公众号)

类型片大多我并不感兴趣，正如武侠小说一样，当其开始类型化后，就意味着不断地进行自我模仿，而艺术性正是在一遍遍的模仿中丧失的，但是在某一时间段，大众却常常沉溺于类型片，这应该是人类对于追求智力普遍存在的惰性，所以武侠小说，看几部优秀的即可，过多的阅读实际上只是虚掷精力。

因此，此处将选择十几部优秀的武侠片来进行比较和归纳，也是为了不必像玩一个游戏一样，反复重复类似的过程。

首先，关于类型片，需要进行下区分。针对武侠片，常常容易混淆的几种类型片为：动作片，古装片，功夫片，战争片。由于武侠大多是一个历史概念，新中国后应该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了，所以很大的部分都是什么到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所以很容易以历史为背景，那么不可避免会与古装片混淆，但是民国服装实际上已经不算做古装了，但是以民国为背景的武侠片也不少；至于动作片，则只是电影的一种要素，即使是现代商业片，动作片也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武侠片大多设计打斗，自然也难免有动作戏；至于功夫片，则是从武侠片衍生的一个概念，武侠小说为了方便表达，常常起一系列名称，尤其是金庸小说，如降龙十八掌等，此外传奇功夫，后续民间功夫则是有考据的功夫，如洪拳、咏春拳等等，有时间倒是可以考察下中国功夫的真实性，功夫片区别于武侠片在于强调功夫，而不在于侠义和江湖；至于战争片，常常也会以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战争，其中设计武术和侠士的也不少，区分则在于以何为主，战争片常常揭示权谋和苦难，而武侠片则在于江湖和人情。以上四种，功夫片与武侠片最难区分，因为存在衍生关系，如下面要讨论的《功夫》，此处也算作武侠片，当然更是功夫片。

言归正传，谈谈筛选的这17部影片，如下：

实际上，武侠片是有差异的，而且根据其特点可以进行分类，可分为三类：

其一：以张彻、徐克为代表的旧武侠，此类武侠片大多以武打动作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而且比较模式化，多有续集，是比较迎合市场的商业片。

其二，以李安、王家卫、徐浩峰为主的新武侠，此类武侠片常常弱化武打，或者符号化，武打动作具有设计性，其内核为文戏，表示社会关系，人情等，《功夫》可以归为此类，但是又保留较多的旧武侠元素。张艺谋的《英雄》和《影》也应归为此类，但是就像某个评论所言，张艺谋的某些电影只有能指，没有所指，这也许是以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的最大缺点，电影应该作为一种叙事语言，编剧能力是导演不可或缺的。

其三，以胡金铨、侯孝贤为主的后武侠，只是以武侠为内容，呈现一个全景式的武侠图景，此类武侠片将会成为武侠片继续突破的方向。

以上17部片按照以上归纳，所属类型如下：

以上《绣春刀》有点新武侠味道，但是不是很强，可能是为了适应市场，过多融入旧武侠的打斗元素。

202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