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

表导演基础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用下定义的方式写了几句话。比如，自由是好的，爱情是伟大的，男人是不可信的，女人是善良的。尊严是珍贵的。 然后他给我们放了小武。 影片的一开头是一段滑腻的二人传，充满肉欲的气息。其中男人的声音酷似赵本山，或者干脆可能就是赵本山。老师算的上是贾樟柯的拥趸。他神情激动的指出开端这段二人转的重大意义，贾樟柯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多么前无古人。 我从来没有听过赵本山这样的段子，如果不是贾樟柯，我不知道赵本山从前竟然也说这么荤的东西。老师说，现在赵本山当老板了，开公司了，这种东西他以后也不会再说了。但是多么精辟啊，一听这种东西我们就好像可以回到那个时候似的。 昆德拉说，无产阶级是粗俗的，资产阶级是媚俗的。这句话大概可以在这得到印证，从无产到有产，赵本山再也不会说那些黄色二人转了，他脱离了粗俗，也与过去一刀两断。 同样与过去一刀两断的还有靳小勇，他开了公司，上了电视，娶了个比倪萍还好看的新媳妇，大宴亲朋，转眼成了汾阳县上有脸面的人。 朱元璋年少时有个患难的伙伴，落魄时大概也掏心掏肺的对别人说过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到他富贵的时候，伙伴便不知好歹的真的找过来，提起他从前窘迫的经历，朱元璋让人把他拉下去砍了。 靳小勇的情形与此也大致相同。一旦功成名就，尊严好像顷刻就高头大马起来，满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不容亵渎。要摆脱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就要与那些不上台面的朋友划清界限，分清立场。梁小武显然属于要被划清的那类。 于是他就被划分了，连曾经管他们的民警都拿到了大红的帖子，他记得六斤钱的誓约，却被人家当臭氧或者臭鸡蛋一样规避了。 小武觉得很难受，除了感到友情上的失落外，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这个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在贾樟柯看来，小武的尊严可不可以被践踏。 我们犹豫了一会稀稀拉拉的说不行，老师感到很满意，影片继续，胡梅梅走远又折回来在小武脸上干脆的亲了一下，小武感到一阵窘迫。他体味到了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感情范围。他把一侧腮帮子鼓起来，又收回去，嘴里像装了个大桃核，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老师又停了下来，他说，这是饱含深意的一吻，小武在这一吻里体味了对他来说从未有过的女性温柔，还获得了珍贵的尊严。 尊严是珍贵的，因为他生而有之。老师说。个人尊严，边缘化人的尊严也值得维护。 但是显然，值得维护并不代表可以真正受到维护，有地位的靳小勇的尊严显然更容得到保障。纵然我看来，就某些方面，比如偷了钱包又把身份证塞到邮箱里（那个年代身份证对人身份的确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牢记着最贫困时和靳小勇的六斤之约，梁小武要比靳小勇更有道德感。 靳小勇告别了过去，他从小偷转向了大偷。贩烟不叫走私叫贸易，开歌舞厅不叫搞色情叫发展娱乐业，他成了有脸面的人，尊严是不是在温饱后的衍生品。靳小勇的尊严是不是比梁小武的尊严更高贵？ 大二的时候看《唐人街》，说偷一块钱是偷，偷一百万反而会成为人民的表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生存法则呢？ 老师接着让我们做填空，这是一个（ ）的社会。 这是一个成功至上的社会。 是什么模糊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感。这是社会的发展么？还是发展的社会解放了人的天性。那些我们自古被谆谆教导而形成的观念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呢？比如谦虚，比如勤勉。社会以一个吊诡的方式决定着谁是他的宠儿。究竟什么是这个社会的成功法则呢？ 真正完全处在弱势处在被审查地位的“梁小武”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审视自己的。有话语权的人则早已脱离了弱势的状态。 如果你刚好平庸平凡弱势，那么你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自处呢？

有酒方能意识流 贾樟柯 拍完《小武》后，约我出来见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自不敢怠慢，也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人。江湖上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象我这种拎一只箱子来北京找活路的人，突然得到别人的注意，总是心生感激。阅人胜于阅景，况且那时穷有时间，即使只是扯淡闲聊也乐于奉陪。 见面就要有地方，这对我是一个难题。那时我还没有办公室，家小，杂乱也不可待客。每次约会我都让对方定地方。客人又都客气，说要将就我。于是沉默一下，动一番脑筋，说出来的还是三个字：黄亭子。 直到今天我的活动范围还都在新马泰一带，新是新街口，马是马甸，泰是北太平庄。这些地方离电影学院近，上四年学习惯了，腿便自己往这边跑。黄亭子在电影学院北边一百米，是家酒吧，全称叫黄亭子五十号，因为隔街可见儿童电影制片厂，好找。下午客稀，也便于说话。 那时，不远处的北航大排挡正是黄金时代。入夜时分，三教九流蜂拥而至。烟熏火燎中有孜然的香味，就着红焖羊肉可以看见械斗。那边新疆大叔用维汉双语招徕四川小姐，一低头身边这桌大学生不知为什么已经哭成一团。这里混乱，迷茫但充满生机，对我的口味。但黄亭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次从北航回学校路过这里，透过窗口看见里面灯光昏暗，便觉无味。山西家穷，从小父母就节约用电，15瓦的灯泡暗淡太久，让我日后酷爱光明。也是青春不解风情，那时心中充满宏大叙事，自觉很难融入烛光灯影。 第一次进黄亭子是97年初，我在香港碰见摄影师余力为，两人打算日后合力拍戏。我剧本还没写，他已经来了北京。接他电话时，他在黄亭子里等。进了黄亭子，他的桌上已经有了几个空酒瓶。我点上一支都宝，这烟别名点儿背。但一切如此幸运，这次见面让我们决定一起去山西看看，这便有了日后的《小武》。 小余能喝，成了黄亭子的常客，我便常来，与老板成了好友，时间长了有人戏称黄亭子是我的办公室。老板简宁是诗人，开酒吧也开诗会，常在午夜时分强迫小陈和他下象棋。小陈是调酒师，见我进来总喊贾哥，并让莉莉倒茶。莉莉是服务员，简宁的远亲，爱看电视，常梳一头小辫，把自己打扮成民国戏中的女子。这样我在北京又多了一个去处，即使无人相随，来了黄亭子也总能找到人聊天儿。象我这样的人不少，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在化工学院作外教，他总是准时晚上十二点来酒吧，要一杯扎啤，仰着脖子一边看足球一边和小陈聊他伦敦乡下的事。这些思乡的面孔在午夜时交错，彼此没有太多交情，所以能讲一些真实的话题。 我还是习惯下午在黄亭子见人：约朋友举杯叙旧，找仇家拍桌子翻脸，接受采访，说服制片，恳求帮助，找高人指点。酒喝不多话可不少，我的家乡汾阳产汾酒，常有名人题词。猛然想起不知谁的一句诗：有酒方能意识流，大块文章乐未休。于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动。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的一沉，知道正事未办，于是悲从心起。话突然少了，爬在桌子上看烛光跳动，耳边喧闹渐渐抽象，有《海上花》的意境。于是想起年华老去，自己也过上了混日子的生活。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象一个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离席，于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知道自己有些醉意，便对司机师傅说：有酒方能意识流。师傅见多了，不会有回应，知道天亮后此人便又会醒：向人陪笑，与人握手，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局促，丑态百出。 到了下午，又在等人。客人迟迟不来，心境亦然没有了先前的躁动，配合下午清闲的气氛，站起来向窗外望。外面的人们在白太阳下骑车奔忙，不知在追逐什么样的际遇。心感苍生如雀，竟然有些忧伤。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女子，点一杯酒又让小陈放张信哲的歌，歌声未起，哭声先出。原来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 现在再去黄亭子，酒吧已经拆了，变成了土堆。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 over 电影看多了以后，开始有一个判断电影好坏自己的标准。 我喜欢动机很纯的导演 世道艰难

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